依靠直感，道光皇帝认为战败的原因是清军的武器不如“夷兵”。在战争刚结束时，他就询问耆英：在镇江的英船大小若何，吃水深浅若何？耆英一一答复，并详细讲到英船皋华丽号上的“自来火枪炮”：“无论枪炮，均系自来火，不用轰药。其炮子嵌设舱板之上，大者七十斤，小亦二十四斤，另有炸子，系以一子包孕，遇火开裂，即能飞出，实属奇巧可恶，非寻常火器可比。”在承认“奇巧”的同时，还要咒其“可恶”，表现出一种既羡慕又嫌恶的心态。道光又问耆英：“逆夷接仗之际，所带夷兵何以能有进无退？”耆英答道：“英夷武官四十以内不聚妻室，兵丁亦然，是以无所瞻顾，临敌争先。”道光皇帝信以为真，认为这是不可理喻的夷狄之法，泱泱天朝不可仿效，便厌恶地批了四个字：“可恶之至！”

　　耆英当时在道光皇帝心中是极有地位的。他是满洲正蓝旗人，爱新觉罗氏，宗室贵族。在鸦片战争前，历任理藩院侍郎，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礼部、工部、户部尚书，热河都统，盛京将军。道光二十二年春天，他奉调为广州将军并署理杭州将军，这时扬威将军奕经正率军在浙江与英军作战。在赴任前，他到圆明园请训，道光皇帝要他“先剿后抚”。他到杭州后，战局已对清军非常不利，接连丢城失地，杭州也受到威胁。他亲眼看到洋枪洋炮的厉害，便不敢提“剿”了，在和浙江巡抚刘韵珂“相对而泣”之后，两人得出共同结论：“战无长策，惟有羁縻。”并将此奏报道光皇帝。道光皇帝最终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后，耆英先任两江总督，后任两广总督。当时清政府没有专门的外交机构，与西方的外交事务主要由两广总督负责，也就是由耆英负责。在道光皇帝看来，耆英是比较了解外情的，是善于“抚夷”的，所以经常向他询问有关事务，而这位总督便把他对“夷情”的肤浅观察和荒唐的对外方策，“郑重”地奏报皇帝，结果使深居九重的皇帝要么不得要领，要么形成错误认识。

　　耆英并无“片语制胜”的本领，他“抚夷”的办法不过就是尽量不与外人接触、少惹麻烦罢了。他曾在一道奏折中建议皇帝如此“抚夷”：“向来夷船进口，携带家眷，只准留住夷船，不许寄居会馆，立法本严。窃思夷船之所以难制者，诚以飘忽往来于洪涛巨浪之中，朝东暮西，瞬息千里，是以能为遥患。今若有室庐以居其货，有妻儿以系其心，既挟重货，又携室家，顾恋越多，控制较易。况且英夷重女轻男，夫制于妇，是俯顺其情，即以暗柔其性，似更不必遇事防闲。”英国人漂洋越海到中国做生意，要求携带家眷本属常情，耆英不是将这番道理讲给道光皇帝，而是从“制夷”的角度，以妇女能够“暗柔其性”、使其“顾恋越多，控制较易”等花言巧语，蒙蔽道光皇帝，让他批准外国人的要求，免得纠缠不清。

　　耆英怕和外国人打交道，外国人却咄咄逼人找上门来，闹得他寝食不安。《南京条约》及其附约签订后，广州、上海、福州、厦门、宁波五口通商，广州的十三行被取消，外国商人可以直接和中国人做生意，中外经济交流更密切了，人员交往更频繁了，矛盾和摩擦更难免了。当时，由于英国是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的，中国人自然将来华的趾高气扬的外国人都视为仇敌，于是在通商口岸就生出许多波澜，其中广州闹得最厉害，中心事件是英国人要求进城。

　　鸦片战争以前，英国来华商人住在广州城外的商馆，商馆建在城西珠江岸边，那里已形成繁华的商业区。按规定，外国商人和官员一律不得进城。外国人对此耿耿于怀。鸦片战争后，英国人要求进入广州城，依据是《南京条约》的第二款：“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在这项条款中，规定“英国人民”居住“港口”，官员居住“城邑”，将“港口”与“城邑”对举，前者显然是指城外，后者是指城内。而在《南京条约》的英文本中，却没有“港口”和“城邑”的用词区别，一律是“城和镇”（cities and towns），依据这个文本，英国官和民都可以住在城内。《条约》的中、英文本在词意上既然有歧义，双方就难免有争议。究竟应该以哪个条约文本为准？按照国际惯例，文本上有歧义应该双方协商解决，但是从《南京条约》签订的经过来看，却应该以中文本为准。在签订《条约》时，中国代表中没有懂英文的，无法审查英文本的内容和文句，而英国代表却有中文翻译，中文文本便是由英国使团的中文秘书马儒翰起草的，应该说中文文本是经过英国一方认可的。

　　根据《条约》，中国当然不允许英国“民人”入城。问题在于英国官员是否可以入城。五口的地方官在私下里承认，《条约》中规定英国领事、管事可以住在五口“城邑”，就是允许入城。例如闽浙总督刘韵珂因英国人要求进入福州城而奏报皇帝时就说：“查核原议和约，载有领事住居城邑之语。所云‘城邑’二字，原指城内而言，该夷所请本非违约。”这段话写在附片中，而在奏折中，他却说：“查江宁原议和约（按指《南京条约》），虽载有英国领事官住在广州、福州等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等语，惟并未注明城内。”他为什么对皇帝作两种说法呢？原来附片是专给皇帝看的，要皇帝知道底细，而奏折是要通过邸抄发交有关部门的，对外公开。他还派人直接向英国领事说明“‘城邑’二字，系兼指城内外”，英国人“前来通商，自应在城外居住”。

　　耆英等东南沿海地方官既然知道《条约》中规定了外国官员可以住在广州城，为什么又要冒违约的风险去阻止外国人入城呢？他们并不是从反侵略的角度来对待这一问题的，而仅仅是担心“华夷杂处”会生出许多波澜，使他们难以应付，所以要想方设法地阻止外国人进城。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向钦差大臣耆英提出进入广州城的要求，耆英答复说：现在两国和好，毫无芥蒂，岂有城内城外之分，但是自从广州遭兵火之后，人民惊魂未定，易启猜嫌，现在本大臣会同督抚，转饬地方官设法开导，待开关贸易后，彼此相安，如有入城相商之事，自然应该会商。应该说这个答复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刚刚经过战争，英国进入广州城无疑会引出事端。以后，耆英就任两广总督，便一直以“民情未协”为理由，拒绝英国人入城。但是英国驻华领事德庇时却不依不饶，一定要进城。耆英被闹得坐卧不宁，他多次将广东巡抚黄恩彤和广州知府刘浔召到总督衙门商讨对策，最后总算想出个办法。

　　耆英秘密召来几个有影响的士绅，向他们说明他被英国人逼得无奈，所以准备张贴告示，准许英国人入城，但他不是真心的，只是以此来安抚英国人，他要求士绅出面组织和鼓动民人，满城张贴反对英国人进城的揭帖，制造声势，他则以“民情未协”为理由，阻止英国人入城。

　　一切布置停当，耆英和黄彤恩便联衔张贴告示，准许英国人入城，并希望绅民不要阻挠，以敦和好。告示一出，广州城沸沸扬扬，官府的告示屡屡被撕毁，代之以反英的揭帖长红。耆英看到此情此景，暗自高兴，但不料事态的发展很快失去控制，并有惹火烧身之势。揭帖中已指名道姓斥骂耆英、黄恩彤等是汉奸，声言要“先杀勾通卖国之奸官，然后与鬼子决战”。愤怒的群众甚至冲进知府衙门，找知府刘浔算账，因为他曾和英国领事会商进城事宜。刘浔闻讯逃走，群众就将他的朝珠、公服烧毁。此时耆英悔不当初，赶紧又张贴告示，说明原委。

　　考察广州人民反入城斗争的全过程，可以看出当时官、绅、民是一致反对英国人入城的，耆英等官员并不“媚外”，更没有破坏这场斗争，相反他们还起了某些组织作用。

　　从今天的观点看来，外国人进城的事情并非大事，但在当时却是中英争执的一个焦点。英国人坚持要求进城，并非是由什么具体利益驱使的，从商务的角度来看，英国人进城并没有什么好处，而城西外国商人居住的商馆一带在历史上已形成繁华的商业区，人口稠密，交易活跃，因此商人们并不愿意迁移到城里。英国官员也不愿意住在既繁杂又不安全的城里，而喜欢住在既安全又安静的城郊。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人正式取得在中国派驻使节的权利，英国驻广州的领事馆却不设在城里，而设在离城比较远的沙面。英国人当时坚持要求进城，目的是要求实现“战胜国的权利”，他们认为不让进城是对他们的污辱。广州人民反对英国人入城倒是列举出一些具体理由，他们担心英国人进城将“探实地与消息”，将“欺凌百姓”，将造成“意外骚扰”而影响正常商务，将在“省城征税”，等等。广州人民所以有这样一些担心，一方面是因为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侵略军在广州为非作歹给他们留下可怕的印象，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外长期隔绝，不了解外情。因此这里既有反侵略的正义情感，也有笼统的排外情绪。

　　两广总督耆英及其后继者徐广缙利用广东人民的爱国热情，也利用他们的排外情绪，一时阻挡了英国人的入城要求，这使道光皇帝非常欣喜，一再传谕嘉奖广州官民，称赞他们“深明大义，有勇有谋，不折一兵，不发一矢，令英夷驯服”，并表达他的感受说：“嘉悦之忱，难以尽述”。他认为总算有了“制夷良策”，并产生了错觉，以为“外夷”已经“就抚”，中外可以相安了。的确，在道光在位的最后几年中，即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他病逝的几年中，中外之间大体相安无事，英国要求进入广州城算是最大的摩擦事件了，英国人却没有因此大动干戈。但是英国人对《南京条约》是不满意的，它正伺机修改条约，乃至再次发动侵略战争。道光及其君臣对此全然不觉，他们白白错过了“中外相安”的一段大好时机。如果道光、耆英、徐广缙等不是在那里绞尽脑汁地阻止外国人进入广州城，而是设法引导绅商民众积极和外国人打交道，做生意，发展贸易，了解外情学习外国人长处，那会怎么样呢？

　　其实身处广州的耆英并不认为中外已经相安无事了，他虽然不能预见中外之间还要发生战争，但他感到中外之间随时都会发生冲突，他不想从根本上防止和解决冲突，他也没有这样的能力，他只想尽早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以免让咄咄逼人的“英夷”葬送了他的前程。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他私下答应英国领事德庇时两年后英国人可以入城，以此缓解日益尖锐的矛盾。但是次年他就自请赴京觐见，并活动内调。道光皇帝猜出他的意图，也体谅他的苦衷，就留他在京，并念及他“抚夷有功”，传谕赏双眼花翎、紫禁城乘坐肩舆。但好景不长，仅过一年，道光驾崩，咸丰即位，这位年轻的皇帝对主和派颇为反感，就处罚了穆彰阿和耆英。耆英被降为五品顶戴，以六品员外郎候补，在列举他的罪状时特别指出他在广东“抑民奉外”，又说他在皇帝召对时“数言英人如何可畏，如何必应事周旋”。看来，他的获罪主要是因为朝廷的对外方针有所变化。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他因熟悉“夷务”再次被起用，奉命随同桂良等赴天津与英法俄美四国代表会谈，但英国公使威妥玛对他很不信任，拒绝会见他，他便擅自返回，结果以“欺漫”罪被赐死。耆英的后半生因“夷务”获“殊荣”，也因“夷务”获罪，乃至受死。这表明外交对清廷政治的影响正日益增大。

　　因处理对外关系获罪的不仅耆英一人，在东南沿海任职的督抚们轻则遭到皇帝斥责，重则罢官，乃至下狱。徐继又是一例。

　　徐继长期在福建任职，先后任福建按察使、布政使、巡抚、署理闽浙总督等，在福州开埠以后，他经常与外国人打交道，也因英国人要求进入福州城闹得焦头烂额。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英国人根据《南京条约》的规定，要求在福州通商。徐继当时任福建按察使，协助闽浙总督刘韵珂处理有关事务，刘对他几乎是言听计从。在鸦片战争以前，福州并不与外国通商，福建所产的茶须经广州出口。战后，英国人要求到福州通商，徐继和刘韵珂便设法阻拦。他们派人在中国内地茶商可能经过的道路上处处设卡稽查，逼使茶商仍往广东行销。当英国商船到达福州后，他们又晓谕福州的富商大贾不得与英人通商，理由是“夷人在省会通商，非有益于地方之事”，结果，英国商船在福州停泊数日，竟找不到一个买主，最后资斧罄尽，只得减价出售所载胡椒、沙藤、哗叽、洋布等货，沮丧地离去。事后，徐、刘很得意地向皇帝奏报说，由于他们阴加阻挠，密为钳制，“福州一口，虽有如无”。道光批谕：“所见所办俱好。”

　　英国商船被迫离去，但是英国领事却一定要住进福州城。刘韵珂和徐继先根据《条约》中关于英国官员可以住在“城邑”的条款，将“城邑”解释为“城内城外”，让英领事李太郭住在城外，但是李太郭一定要住进城内，并具体提出要住在城内乌石山的积翠寺。刘韵珂和徐继密商一策，一面答允，一面邀集绅民出面阻挡，理由是“城厢重地，使丑类杂处，诸多不便”，于是有200多人联名公呈阻拦。不料，当李太郭进城时，绅民却无一人出面阻拦，只有闽县差遣的几个差役家丁去劝阻，结果李太郭还是住进积翠寺。事后，刘、徐二人向道光皇帝奏报事情经过，并提醒说如果不允许英国官员进福州城，他们必然要求另开码头以补足条约中规定的五口通商之数。道光皇帝稍加斟酌，便批准英人所请：“自应准其暂住，以顺夷情。”

　　徐继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之一，他写了著名的《瀛寰志略》，表明他对外国事物很有研究，但是他在处理福州开埠问题上却和其他地方大员一样保守，仍然受到“夷夏之防”传统观念的束缚，他内心深处或许并不以此为然，但他不能不顾及社会环境和道光皇帝的意旨。道光皇帝的对外方针是“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要贯彻这一方针就必须尽量避免“华夷杂处”，所以徐继要设法阻挡英国人到福州通商，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只答应英国领事住在山中清冷的寺院里。

　　其实，道光皇帝的对外方针给地方大员留有权宜处理外交事务的余地。当刘韵珂和徐继奏报他们阻挡英船到福州通商时，道光批谕“所办所见俱佳”，当刘、徐奏请允许英国领事住进福州城时，他也诏准“以顺夷情”，虽然他心中对外夷通商与进城一百个不愿意，但是为了不开边衅，在不失国体的前提下，也不得不做些妥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沿海督抚能够积极、妥善地引导商民与外国人通商往来，也并不违背道光的方针，身居紫禁城的皇帝是不会过问的，遗憾的是督抚们无此眼光。

　　道光三十年六月（1850年7月），两个英国人，一个传教士，一个医生，也来到福州城，通过英国代理领事金执尔，租借乌石山下神光寺两间僧房，于是风波又起。徐继得到消息后，立即命令县令兴廉与金执尔交涉，说明按规定只准英国外交官进城而不准其他人进城。但英国人以一时租不到房屋为借口，拖延不搬。徐继为逼使两名英国人早日搬出，就晓谕地方，不许民人听教士讲经、找洋医生看病，不许工匠为其修理破漏不堪的住房。时值雨天，屋漏无法居住，两名英国人只好搬走，暂住英国翻译官租赁的道山观里。徐继为此奏报刚登基不久的咸丰皇帝，说他自己的做法是“借民拒夷”，“有驱夷之实，而无驱夷之迹”。不料遭到咸丰传谕申斥，说他“身任疆寄，岂竟毫无主见，任令滋扰”，最后将他召回京师，并将总督刘韵珂免职。

　　考察徐继处理神光寺事件经过，并没有违背“上不失国体，下不开边衅”的方针，但却获罪了。这是为什么呢？

　　此事与林则徐有关。当时林则徐年迈多病，回家乡福州休养，他听到两名英国人住进乌石山神光寺的消息后，就串联一些士绅，联名公启，要求迅速驱逐两名英国人。在公启中，林则徐根据道听途说，指责徐继处置不当。公启中说“夷人愈进愈多，并无搬移之意。且每日辎重入城，络绎不绝，有八人共抬一长箱者，有十六人共抬一大箱者，市中人目击，明指为炮位军械什物错处”，又说英国人要租民房做衙门，等等。据此，林则徐要求徐继调兵遣将，练兵演炮，积极备战。林则徐显然被传言所惑。他之所以相信传言，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对鸦片战争后的中外关系认识片面，他对外国的侵略时刻保持警惕，以至于听风便是雨，无端夸大“敌情”。

　　林则徐将公启抄送给几位京官，这几位京官对外情更是隔膜，除了“义愤”之外，不知其他，他们根据公启写出奏折，攻击徐继“畏葸无能”，“强民从夷”。对外持强硬态度的咸丰皇帝览奏之后，不免动气，便下旨申斥徐继和刘韵珂，并将二人免职。

　　看来，鸦片战争之后东南沿海的督抚是很不好当的，耆英、刘韵珂、徐继都获罪了，获罪还要“谢恩”，但他们内心肯定对自己的获罪感到困惑，正如对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感到困惑一样。

　　“海上苏武”的悲剧

　　咸丰八年十二月（1859年1月），一艘英国军舰“无畏”号从香港开往印度，在船舱里有一名中国囚犯，名叫叶名琛，他本是两广总督，在英军进攻广州城时被俘。他看上去神情坦然，偶尔从舷窗向外探望：波涛起伏的大海，自由飞翔的海鸥，时隐时现的岛屿和海岸线……这一切似曾相识却又陌生。他很想问问翻译官所经过的是什么地方，他将被送往何处，但是作为一名天朝大吏，却又耻于主动向“夷人”发问。他猜想他是被送往英国去，对此他并不恐惧，反倒有几分高兴，因为他将有机会面见英国国王，当面理论：两国既已签订和约，何以又启兵端？他相信他能够折服英王，使其罢兵和好。他因此以“海上苏武”自命，颇有几分悲壮的使命感。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他只是被囚禁在印度的加尔各答，连地方长官也见不到。他无从实现自己的愿望，在焦躁和困惑中死去。死前留下一首悲凉的诗篇：

　　零丁洋泊叹无家，雁札犹传节度衙。

　　海外难寻高士粟，斗边远泛使臣槎。

　　心惊跃虎笳声急，望断慈乌日影斜。

　　惟有春光依旧返，隔墙红遍木棉花。

　　叶名琛（1800—1859），湖北汉阳人。道光十五年（1835年）中进士，道光十八年任陕西兴安知府，此后一年一升迁。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任广东布政使，从此开始接触对外事务，但他起初介入不深，因为那时主要由两广总督耆英和广东巡抚黄恩彤处理对外事务。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初，耆英奉旨进京晋见道光皇帝，并留在京师，徐广缙继任两广总督，叶名琛升任广东巡抚，此后他与徐广缙一起处理对外事务。从耆英到徐广缙，主要的涉外事务是英国人进入广州城问题，叶名琛作布政使时就从旁细心观察这一事件的发展，并且很赞成耆英的“以民制夷”的方策。在耆英离任时，他和徐广缙等曾为耆英饯行，他免不了向耆英说几句由衷的颂扬话和不由衷的奉承话，其中涉及到阻止英国人进城事情，耆英当场赋诗一首，内中有“低眉暂敛英雄气”一句，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并成为他以后处理对外事务的基本态度。

　　耆英曾向英国人许诺“两年后可以进城”，这本是他的缓兵之计，但是英国人却以此为据于道光二十八年五月起多次照会徐广缙要求入城，徐广缙和叶名琛商量，决定袭用耆英的办法来阻止。徐广缙照会英国领事文翰，说耆英许诺两年后入城只是“一时权宜之计，而其实非永远保护之道”，况且未曾得到皇帝的诏准，不能算数。又说“民情未协”，实在不宜进城。文翰邀请徐广缙到虎门江面上一艘英国军舰上会谈，徐广缙如约前往，会谈中文翰请徐广缙向皇帝奏请允许进入广州城，徐广缙答应，并以“六百里加急”将奏折驿送京师。在这份奏折中，徐广缙分析形势说：如果对英国人的要求“拒之过峻，难免激成事端”，他们也可能北犯江浙。道光皇帝批谕，要徐广缙酌量日期，暂让英国人“入城瞻仰”一次，但不得习以为常，任意出入。徐广缙接到谕旨后，却不按谕旨办事。他认为从耆英时广州民众就被动员起来反对外国人入城，此时情绪更加高涨，不如顺势而为，于是他和叶名琛商量，压下谕旨，另外假造一份谕旨，照会文翰说：已奉大皇帝谕旨，鉴于广州百姓心齐志定，不愿外国人进城，大皇帝也不能“拂百姓以顺远人”。此时，广州人民在官府暗中支持和鼓动下，在士绅的号召和组织下，已有10万多人行动起来，日夜巡逻，“戈矛耀路，锣鼓震天”。文翰被迫暂时放弃入城要求。徐广缙和叶名琛因“抚夷有功”，分别被加封子爵和男爵。但皇帝不知道他们曾伪造圣旨。

　　经过反对英国人入城事件，叶名琛深信民间流传的一种说法：“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在他接任两广总督后，在处理对外事务时，虽然在外国人面前表现得很卑屈，所谓“低眉暂敛英雄气”，心中却恃“民”无恐。

　　叶名琛于咸丰二年（1852年）继徐广缙担任两广总督，其时广州地区的主要问题还不是对外交涉的困难，而在于“内乱”。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在广西桂平金田村宣布起义，广东各地纷起响应。叶名琛先后镇压了清远、英德、廉州、儋州、高州、韶州和珠江流域的起义，因此得到咸丰皇帝的重赏，加太子少保衔，拜体仁阁大学士（仍留总督任）。

　　咸丰四至八年（1854—1858）在珠江流域爆发了大规模的“红兵”起义。

　　咸丰四年七月，约有20万义军包围了广州城。当时广州城里只有旗兵5000、绿营4000、团勇6000，共15000人。叶名琛登上城头，看见一片红色的海洋（义军举着红旗，头裹红巾），不免心惊胆战，但表面上却很镇定。他“从容”布置，激励将士，动员士绅，组织团练，终于击败了缺乏训练的红兵。

　　太平军起义之后，江南广大地区的清朝官吏对太平军和其他义军已是闻风丧胆，或弃城而逃，或自缢身亡，或死于义军刀下……但叶名琛却能保住广州城，并平息省内多处起义，这使他声威大震，被视作东南“柱石”。那时曾国藩刚露头角，还不能与他相比。

　　但是，叶名琛能够对付“内乱”，却不能应付外患，当他把镇压民众起义的经验运用到反对外国武装侵略的斗争时，他遭到惨败。

　　当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春英香港总督文翰宣布暂时放弃入城要求时，叶名琛认为纠缠多年的入城问题已经解决了。其实英国只是“暂时放弃”。英国政府认为如果不能进入广州城，中国的大门就没有打开，所以一定要进入广州城，非但要进入广州城，而且还要修改《南京条约》，以扩大在华的权益。本来《南京条约》中没有关于修约的条款，但是英国援引最惠国条款，认为中美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签订的《望厦条约》中关于修约的条款，同样适用于《南京条约》。咸丰四年（1854年）《南京条约》期满，英国驻华公使包令向叶名琛提出修改条约的要求，内容包括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废除进出口货物的子口税、外国公使驻北京等，这几乎是另立一项新约。叶名琛对英国的修约要求感到奇怪：“既称万年和约，便当永远信守”，为什么又要修改？但是他还是同意会谈，并准备做“细小”让步，然而对于包令提出在广州城举行会谈的要求却断然拒绝，他认为这是变相进城。包令对此很不满，认为叶名琛是个愚顽不化的人，便不想同他会谈，决定北上。他联合也想修改条约的法国公使和美国公使乘军舰北上大沽口，要求在天津举行修约谈判。清政府派出级别很低的长芦盐政文谦和前任长芦盐政崇纶去会见。崇纶向咸丰皇帝建议做“细小”让步，以表示“怀柔”，免得“外夷”恼羞成怒，生出事端，而如果生出事端，将不利于朝廷对付正在东南“作乱”的太平军。咸丰皇帝同意减免外商所欠上海关税和广东茶税，其他一概拒绝，并要外国人回到广州去谈判。包令等虽然十分不满，无奈兵力不足，不敢贸然行动，只好南返，但他却由此得出一个结论：“用孤单的行动而不伴以强大的军事压力，就没有希望从中国取得任何重要的让步。”而随后发生的“亚罗”号事件便成为他使用武力的借口。

　　咸丰六年九月初十日（1856年10月8日），“亚罗”号皮划艇停泊在拥挤、忙碌的黄埔港。广东水师事先得到举报，说艇上有两名中国海盗，于是水师千总梁国定率领官兵登艇搜查，逮捕了12名有嫌疑的中国水手。这艘船的船主是中国人方亚明，他为了走私方便，在香港登记，取得执照，为期一年，至咸丰六年八月二十九日（1856年9月27日）期满，但聘有一名英国人做船长。事情发生后，这名英国船长立即跑到英国驻广州领事馆报告。当时代理领事是年轻好斗的巴夏理，他正要借端生事呢，便就此向叶名琛提出抗议，说“亚罗”号在香港登记过，属于英国船，中国水师无权登船捕人，要求将被捕水手送还，还硬说中国水师官兵登船后扯掉了英国国旗，侮辱了大英帝国，要求道歉。

　　巴夏理的抗议和要求是无理的。“亚罗”号虽然在香港登记，但注册期一年，至咸丰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已期满，因此事件发生时它已不受英国保护。船上并没有悬挂英国国旗，因为它在香港注册已过期，无权挂英国旗，而且依照惯例，船停泊在港口时是不悬挂国旗的。事件发生后一年，咸丰七年六月（1857年7月），英国人自己在下院的一次会议上也证实了这一点，议员格拉斯顿宣布一条消息说：“从纯粹英国高级官员来的消息，当亚罗事件发生时，船上并未悬挂英国旗；同时附有一项明白声明说，所有在广州和香港的英国人，都完全知道事实确实如此。”当时中国水师官兵扯下的是开船旗，中外文献对此都有明确记载。“亚罗”号也确实是一艘海盗船，一年后澳门总督向包令证实了这一点，他提供了如下一份证词：“补船工人安东尼于1856年11月16日在官署供称：英国绿壳27号，于10月1日离澳门去广州，它就是在那里被官吏拿获的那只船。它从沙台到澳门所载的货物，一半是海盗从葡萄牙绿壳27号抢来的财富……葡萄牙绿壳水手约瑟曾被海盗俘虏，他告诉供证人说，当他陷在海盗手中的时候，屡次看到英国绿壳27号从海盗船上接收货物，海盗们说它是开往澳门的。供证人进一步供称：9月30日晚10时他前往告发的，正是这只英国绿壳27号，他确知它是海盗船；次日早上，他被召乘战舰‘蒙德’号去指出英国绿壳27号停泊的地方，以便加以扣留，但它又开走了，因而这只绿壳的扣留没有实现。”包令于咸丰七年三月十四日（1857年4月8日）将这份证词转呈给英国外交大臣克拉兰敦，他在呈文中写道：“如果钦差大臣（按指叶名琛）按照我们条约的规定行事，他会看到我所最愿意的是，不仅把犯有海盗罪行的中国人民移交过去，而且要惩处任何同罪的女王陛下的子民，并对为了这种恶毒目的而使用英国旗号的一切集团实行最严厉的制裁。”包令没有完全说真话，他当时并非不了解真情实况，他和巴夏理一样，都想借端生事，他当时在给他儿子的一封信中说过“我希望能在混水中摸到一些鱼”。

　　虽然事件的是非曲直是很明朗的，但是叶名琛还是“低眉暂敛英雄气”，采取妥协态度，令人将水手送到英国领事馆去，却拒绝道歉。巴夏理又以“礼貌不周”为借口，拒不接收水手，随后他向英国海军上将西马縻各厘求援。西马糜各厘得到英国外交人员的同意，率舰队进攻广州。

　　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五日（1856年10月23日），英国舰队进攻广州，攻占了炮台。当时叶名琛正在校场看乡试骑马射箭，他接到报告后，微笑说：“必无事，日暮自走耳。”然后，继续安详地看射箭。次日，英国军队继续进攻，叶名琛照旧在校场看骑射，尽管炮声隆隆，他却不动声色。他是要以自己的镇静态度来稳定全城的人心，而且他也不怕英国军队进城，他认为英国军队一旦进城就必然同广州民众发生直接对抗，英国人必然会退走。二十九日英国军队炮轰总督衙门，门役兵丁各自逃命去了，叶名琛自己却“坐二堂上，绝无惧色”，他还发出告示：“照得英夷攻扰省城，伤害兵民，实为罪大恶极，合行晓谕，公同剿捕，为此示仰阖省军民铺户人等知悉，尔等务即勠力同心，帮同兵勇，但见上岸与在船滋事英匪，痛加剿捕，准其格杀勿论，仍准按名赏银三十大元，解首级赴本署呈验给领，断不食言。各宜凛遵，毋稍观望。”叶名琛以为布告发出后，民众便会像反入城斗争时一样同仇敌忾，如火如荼，但结果使他大失所望，非但民众没有广泛行动起来，就是兵勇也大都逃散了。最后他自己也坚持不住了，先把家眷迁到内城巡抚衙门中，随后自己也迁去了。

　　西马糜各厘率舰队进攻广州与以往文翰等要求入城的形势完全不同了。文翰要求入城时，也曾有几只舰艇进入内河，但兵力极少，只是用来恫吓的。而西马縻各厘的兵力要大得多了，有1000多人，攻击重点是总督府，以迫使叶名琛屈服。叶名琛不区别两者的不同形势，不分条件地一味迷信“洋人怕百姓”，以为民众的自发反抗就能够阻挡用洋枪洋炮武装的侵略军，这只是一种幻想。的确，民众中蕴藏着巨大的反侵略的力量，但他们必须经过教育、组织和训练才能有效地发挥自己的力量，否则只会出现自发的、分散的、零星的反抗，不能有效地阻挡侵略军。中国近代史上屡次发生的群众性反侵略斗争屡次证明了这一点。

　　十月初一（10月29日）英军攻占了总督衙门，抢掠一空之后，便退往虎门，等待援军。

　　英军退出了广州，咸丰皇帝认为这是叶名琛“抚夷”得法，大加赞赏，传谕：“该督久任粤疆，熟悉夷情，必能设法驾驭，操纵得宜，勿贻后患，朕不为遥制。”岂不知英国政府正在策划更大的战争呢。

　　咸丰七年（1857年）春天，在好战的巴麦尊内阁的坚持下，英国国会通过了扩大对华战争的议案。九月，法国拿破仑第三政府以马神甫事件为借口，以“保卫圣教”为旗号，也决定参战。马神甫事件发生于咸丰六年正月，一个名叫马赖的法国神甫非法潜入广西西林县进行传教活动（按照中法《黄埔条约》的规定，外国教士只能在五口通商处传教），因作恶多端被县令张鸣凤逮捕，处死。

　　咸丰七年十一月，英法组成5600人的联军集中在广州湾，英国特命全权大使额尔金和法国特命全权大使葛罗向叶名琛发出通牒，要求就“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赔偿损失”，并进城举行“修约”谈判，否则“不得不采取暴力措施来对付广州”。叶名琛复照，一一驳回，但表示可以继续在香港进行谈判。额尔金硬说叶名琛拒绝了通牒，便发起进攻。

　　叶名琛对于英法的武装进攻似乎不很担心，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他很镇定，并对下属说：“彼等作战势吓我耳。”他的根据有三点：第一，去年英军一度攻进广州，旋即退出了，表明英军不能长期占领广州；第二，他派有谍报人员侦察敌情，据报告说，英国在克里米亚与俄国作战被打得大败，在印度镇压兵变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没有能力对中国发动战争；第三，他建有一个“长春仙馆”，里面供奉着吕洞宾、李太白，他经常向两位神仙求签问卜，以决大事，这一次他求得一签，说“十五日后便无事”。他的这些虚妄根据，自己真正相信的有几分很难说，他或许是用这些来安定人心的。同时，他也做些防务，但是主力军已被抽调去和太平军作战了，广州已无力抵抗联军。

　　咸丰七年十一月二十日（1858年1月6日），叶名琛在都统衙门内花园八角亭被联军俘虏，随后被带往联军司令部。在联军司令部他仍然穿着朝服，顶戴花翎，并端坐在太师椅上，威仪不减。他的下属陆续进了屋子，站立两旁，仍像往常堂上议事一般。当晚他被移往轮船，他的随从在他登船之际，用手指江水，示意他投江殉国，他不予理会，从容登船。他并非怕死，他有他的打算。他天真地以为他将在船上会见额尔金，举行“修约”谈判，但额尔金根本不打算会见他，而是要把他作为战俘押往印度。额尔金和巴夏礼等已另外物色人作为谈判的对手了，这个人就是广东巡抚柏贵。

　　柏贵和包令早有往来，包令对他的印象很好，因为他对外主和。当广州陷落时，他抛开叶名琛，秘密派人和联军接触，表示对叶名琛的做法不被迫投降的柏贵和联军官员的合影满，要求和谈。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和广州将军穆克德讷一起被俘，并接受额尔金的建议，同意和穆克德讷一起出面组织傀儡政府。由于这个原因，额尔金决定将叶名琛押往印度，以免他妨碍广州的“稳定”。可怜的叶名琛对此一概不知。

　　叶名琛被囚禁在印度加尔各答的一个炮台里，他以“海上苏武”自命，等待机会和英国最高当局会谈，但是除了一名翻译以外，任何官员他都见不到，他渐渐绝望了，最后绝食而死。原来，他被俘时，就叫他的厨子带了大量食品到船上，此后他就一直食用中国食品，中国食品用完后，他拒绝食用外国食品，不食“周粟”绝粒而死。他身边的中国仆人回忆他临终的情景说：“殆至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后带去食物已尽，小的们欲在彼处添买。主人不允，且云，我之所以不死而来者，当时闻夷人欲送我到英国。闻其国王素称明理，意欲得见该国王，当面理论，既经和好，何以无端起衅，究竟孰是孰非，及冀折服其心，而存国家体制。彼时此身已置诸度外，原期始终其事，不意日望一日，总不能到他国。淹留此处，要生何为，我所带粮食既完，何颜食外国之物。屡经翻译官将食物送来，一概杜绝不用。小的们屡劝不从，于二月二十九日得病不食，至三月初七日戌时病故。临终并无别语，只说辜负皇上天恩，死不瞑目。”其心也忠，其情也悲，其状也惨。

　　时人对远在客乡的叶名琛的表现一无所知，以为他是个贪生怕死之徒，极力抨击和嘲讽他，说他“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把一切过错都推到他身上。而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外国傀儡柏贵却得到咸丰皇帝的认可，任命为代理两广总督，要他“相机筹办，以示羁縻”，他死后，咸丰还开复他生前所受过的一切处分，并赏赐他的儿子为候选知府。这是何等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