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在镇江与魏源相遇，面对滔滔长江，怀古忧今之情油然而生。当晚，两人对榻长谈。想起十多年前在京师相会，在绿树掩映的龙树院诗酒唱和，在余晖中登楼西眺，云霞缭绕的西山如画，真是“盛世太平”景象，而今烽烟不息，国事堪忧，前程未卜，令人“欲言还休”。事后，魏源写下两首诗记述这次相见：

　　万感苍茫日，相逢一语无。风雷憎蠖屈，岁月笑屠龙。方术三年艾，河山两戒图。乘槎天上事，商略到鸥凫。（魏源注：时林公属撰《海国图志》。）

　　聚散凭今夕，欢愁并一身。与君宵对榻，三度雨翻苹。去国桃千树，忧时突再薪。不辞京口月，肝胆醉轮囷。

　　在这次相见中，林则徐将主持编译的《四洲志》及有关材料交给魏源，要他继续编著，以便了解外国。两人就此事详细商谈，直到天亮，成群的水鸟已在江面上翱翔。

　　《四洲志》是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为了解外国情况，组织人编译的，原著是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

　　其实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了解并不完全是从鸦片战争才开始的。中西交往，导源很早，在《史记?大宛列传》中已记载有汉武帝时中国与安息的交通情况。此后，中国史籍中时有关于中西交往的记录，但是在西方人发现新大陆以前，中西交往时断时续，不成规模。明朝初年，郑和曾率船队“下西洋”，远航到过非洲东岸和红海海口，但是郑和航海主要出于宣扬国威的政治目的，而没有经济目的，因此未能带来多少切实成果，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似乎也没有多大改变。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看到当时人绘制的一幅“舆地全图”，“全图”中央画着明帝国的15省，周围是海洋，海洋中散布着若干小岛，岛上写着中国人所见所闻的国家名字，这些小岛加起来的面积还没有明朝一个最小的省份大。这幅“舆地全图”代表了明代人对世界的认识。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东来，这是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方殖民主义者向世界扩张的活动之一。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同时，也带来些许西方近代文化知识，包括世界地理知识。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利玛窦应按察司副使王泮的要求，刊印《山海舆地图》，这是中国人所见到的第一张用西法绘制的世界地图。以后有多种刻本。继利玛窦之后，传教士艾儒略编成《职方外纪》，书中除世界地图外，还有大量文字说明，是一部比较完备的世界地理书。清初，传教士南怀仁著成《坤舆图说》两卷，内容更为详细。但是这些新鲜的世界地理知识，中国人却很少相信。康熙年间编著《皇朝文献通考》，曾这样评述利玛窦等带来的世界地图：“意达里亚人所称天下有五洲，盖沿于战国邹衍裨海之谈，第敢以中土为五大洲之一，又名之曰亚细洲，而据其所称第五洲曰墨瓦兰泥加洲者，乃以其臣墨瓦兰辗转经年，忽得海峡，亘千余里，因首开此区，故名之曰墨瓦兰泥加洲。夫以千里之地名为一洲，而以中国数万里地为一洲，以矛刺盾，妄谬不攻自破矣。”将利玛窦等带来的世界地理知识和战国时邹衍的大瀛海说相比附，认为荒诞不可信。在雍正驱逐传教士之后，中西间的文化交流中断，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更加贫乏了。

　　有清一代，对外实行闭关政策。这种政策不仅对外国人来华贸易做种种苛刻限制，并且也严格限制中国人的对外活动。例如规定不许造大船出海，粮食、铁器、铁钉等不许出口，甚至不许书籍和汉语向外传播，有传播者以叛国论处。据说嘉庆时来华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学习汉语就颇费周折。他住在广州，好不容易才偷偷地找到一位教汉语的先生，这位先生每次到他的住所去都惴惴不安，生怕被人发现。为了防备万一，这位先生手里提一双新鞋，怀里揣一瓶毒药，如果碰到人查问，就说去买鞋，一旦躲不过去，就喝毒药自杀，宁死也不能背上叛国的恶名。虽然这种闭关锁国政策在客观上具有某些防范侵略的意义，但不能有效地防范侵略，反而造成严重危害，其表现之一是对外情的无知。当林则徐到广州禁烟时，他还不知道参与贩卖鸦片的美国人来自何方。道光二十二年，鸦片战争已进行了两年，道光皇帝还传旨询问：“英国女主年甫二十二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处人？在该国现居何职？该国制造鸦片烟卖与中国，其意但欲图财，抑或另有诡谋？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属者共有若干？又英吉利至回疆各国，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所提的问题虽然肤浅，而满朝的莘莘学子、衮衮诸公，竟无人能够回答。当时任台湾道的姚莹只好“据夷酋颠林所言，绘成图说”，回奏道光。那时中国人对外部世界非常茫昧，正如魏源所批评的那样：“惟知九州以内，至于塞外诸藩，则若疑若昧，荒外诸服则若有若无……至声教不通之国则道听臆说，尤其凿空……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

　　鸦片战争开始改变中国人“侈张中华”的虚骄心理。林则徐为了“制夷”的需要，在广州“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成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时要了解外情，谈何容易。“刺探西事，翻译西书”，一个前提条件是要懂得外文，但是当时要找懂外文的人很困难。中国的读书人是不屑于学习“番语”的。林则徐多方网罗，也不过找到四五个翻译人才，其中一个是华人最早的传教士梁发的儿子，另外几人是华侨，并多少与教会有些关系。帮助林则徐开眼看世界的就是这些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也是他们翻译的，经林则徐润色，编成《四洲志》。此书近8万字，介绍了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和政情，其中许多内容是中国人闻所未闻的，例如关于英国的立宪制度和美国的民主制度的介绍就是非常新鲜的。据说此书有道光二十一年刊本，惜未见原书，今所见是从魏源编著的《海国图志》中辑录出来的。

　　林则徐在镇江与魏源相会之后，又踏上戍途，自比“荷戈西戍之老兵”，辗转到达新疆。魏源则默然回到扬州旧居，闭门谢客，发愤著书。他遵照林则徐的嘱托，抱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广泛收集资料，编成50卷本《海国图志》，道光二十三年初刊，以后陆续增订，道光二十七年刊出60卷本，咸丰二年刊出100卷本。

　　《海国图志》是中国人编写的第一部世界史地著作，它系统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气候物产、交通贸易、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宗教、历法、民情风俗、中外关系诸方面，此外还有作者的议论，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书中的资料极为丰富，征引文献和资料近百种，其中有20多种是外国人的著述。书中关于世界各国概况的介绍，无论是文字还是地图，主要是利用这些外国人的著述。因此魏源说他这部书的特点就是“以西洋人谭西洋”。这就使这部书在知识的准确性上比以往那些中国人编著的“中土人谭西洋”的著作有了明显进步。此书的出版大大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初步建立起世界观念。如果说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么《海国图志》就是近代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书”。

　　继魏源之后，徐继又编成《瀛寰志略》，于道光二十八年付刊。徐继，山西五台人，道光进士，鸦片战争前后在福建、广东任官，道光二十三年任福建布政使，后任巡抚，一度兼署闽浙总督。多年在沿海任官，经常与外国人打交道，这促使他留心外国事务，并计划编著一部世界地理书。他利用兼管厦门、福州两个通商口岸之便，有意识地与西方人交往，询访资料。曾向雅裨理、甘威廉、李太郎、阿里国等外国传教士、外交官询问外国史地，借阅资料。在当时的督抚中，他是唯一主动与西方人接触并能虚心求教的人。一个美国传教士评论他是“迄今见过的高级官员中最爱寻根问底的中国人。他询问了许多外国的事情”。他历时5年，寒暑不辍，编成《瀛寰志略》。书名取义于邹衍的中国之外环以大九州、大瀛海的说法。全书共18万字，43幅地图。开卷为地球图说，概述世界地理，包括南极、北极、赤道、各大洲、各大洋，以下依次介绍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的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历史变迁、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等。编排上以地图为纲，依图立说。每卷每篇开头都有一幅地图，所绘地图除一幅日本和琉球的取自中国资料，其余都描摹于外国地图册，虽然还嫌粗略，但已是当时的最高水平了。文字说明部分，在叙事中略加考释，间有论说，要言不繁。书中重点介绍了欧美国家，并侧重于近代历史。

　　由于鸦片战争的刺激，由林则徐主持编译《四洲志》首开先河，继之魏源编《海国图志》、徐继编《瀛寰志略》，此外尚有梁廷枬著《海国四说》、姚莹著《康纪行》、何秋涛著《朔方备乘》等，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知识界出现编著外国史地的小小热潮。在这几位留心外国事物的先知先觉者中，林则徐曾任两广总督，徐继任闽浙总督，姚莹任台湾道，梁廷枬则长期在广州担任教职，他们身处东南沿海，最先感受到欧风美雨，加上本身具有经世思想和忧患情怀，便自然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代中国人。他们所著的几部书便是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产物，代表了19世纪40年代先进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水平。尽管这些著作还很粗糙，但是它们毕竟给闭塞的中国吹进一股新鲜空气，也给古色古香的学术界带来新变化。这批世界史地著作大大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开始改变中国人传统的“华夏中心”的褊狭心理，初步形成一个新的统一的世界观念。

　　华夏中心观由来已久，它是中国在与西方隔绝的环境中创造自己文明而形成的一种闭塞的观念。它既是一种地理观念，也是一种政治观念、文化观念、种族观念。依这种观念看来，中国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天下”的中心，而且中国的文化也是最优秀的，政治制度是最合理的，华夏民族是最优越的。这种观念已形成几千年，并且成为共同的民族心理，根深蒂固，很难动摇。在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带来了一些新的地理知识、天文知识、物理知识、医学知识等，但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不接受它们，这不完全是因为他们不能理解这些知识，而主要是因为华夏中心的传统观念使他们不肯接受这些知识。当年一个叫李浚的人曾这样批评利玛窦的《坤舆图说》：“近利玛窦以其邪说惑众，士大夫翕然信之……所著舆地全图，洸洋窈渺，直欺人以其目之所不能见，足之所不能至，无可按验耳。真所谓画工之画鬼魅也。毋论其他，且如中国于全图之中，居稍偏西而近于北。试于夜分仰观，北极枢星乃在子分，则中国当居正中，而图置稍西，全属无谓……（邹）衍谓中国居天下八分之一，分为九州，而中国为赤县神州。此其诞妄，又甚于衍矣。”李浚集中辨析中国是否居于天下的中心，而不论其他，就是因为华夏中心包含着华夏优越的观念，无论如何不能动摇。在他看来，在中国“于夜分仰视，北极枢星乃在子分”，说明华夏中心乃是天意，不是什么知识所能改变的。

　　华夏中心观的核心是“夷夏之辨”，它认为居于天下中央的华夏文明（其实主要是汉族的文明）高于其他民族，所谓“声教迄于四海”，在“夏”与“夷”的关系上，只能“用夏变夷”，不能“用夷变夏”。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被称为“西夷”，这不仅是说他们来自遥远的西方国家，而且是说他们来自野蛮民族。因此中国人（除了个别人）对他们是鄙视的、拒斥的。活动于乾嘉时期的俞正燮曾见到一部传教士写的关于人体解剖的书，名《人身图说》，他评论其内容说：“……又论人知觉在脑，其人南怀仁，于康熙时上《穷理学》书，云‘一切知识记忆不在于心，而在头脑之内’，亦不出此书之旨。惜脏腑经络，事非众晓，脏腑不同，故立教不同。其人好传教，欲中土人学之。不知中国人自有脏腑经络，其能信天主教者，必中国脏腑不全之人，得此等千百，于西洋教何益？西洋人倘知此，亦当悔然自惜，掉首发舌，决然舍去欤。”俞正燮认为西方人的知觉在脑，中国人的知觉在心，中国人和西方人的脏腑不同，凡信天主教之人都是脏腑不全之人。俞正燮是位大学者，他的错误不仅在于他缺乏近代生理知识，而且在于他泥守“夷夏之辨”的传统观念，他不是从科学本身，而是从“夷夏之辨”的传统观念去理解和解释《人体图说》。结果这部《人体图说》不但未能改变他的“知识记忆在于心”的错误观念，反而从生理上加深了他对外国人的偏见。

　　不可否认，“夷夏之辨”、“内夏外夷”、“用夏变夷”等传统观念在中国历史上起过某些积极作用，例如在少数族和异族侵扰中原的时期，它成为支持反侵扰斗争的爱国主义的信念，但是它的负面作用更大，它是在封闭状态下形成的一种民族自大心理，妨碍中国与外国的正常交流，从而阻碍了社会进步。据利玛窦观察，在明清之际能够进入中国的外国人有三种，一种是从邻国每年自愿向中国皇帝进贡的人，一种是慑于中国幅员广阔而来向中国皇帝致敬的人，一种是羡慕这个伟大帝国的名声而来此永远定居的人，中国人认为他们是受了中国道德名望的吸引而来的。其实在明清之际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方了，而“内夏外夷”的传统观念却使中国人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和世界，仍然沉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仍然以顽固的“夷狄”观念去看待西方人，结果使中国更加落后。

　　华夏中心、“夷夏之辨”等观念又与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密切联系着。中国的皇帝称为“天子”，他是“万王之王”，“君临四海”，“四夷宾服”，为了维护他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就必须维护华夏中心、“夷夏之辨”等观念，因为这些观念一旦动摇，他的“天子”神话也就会随之动摇。明末的李玉庭曾批评传教士自称来自“大西”，他说：“我太祖高皇帝定鼎胡元，从古得天下之正，未有匹之者也。故建号大明，名称实也。何物幺幺，辄命名‘大西’，抑思域中有两大否？此以下犯上，罪坐不赦……顷见中国名流辈出，力斥其妄，稍自知非，易以‘泰西’。”李玉庭担心西洋人自称“大西”会造成“天下二主”，而改为“泰西”，就是表示臣服，他也因此放心了。在对外关系中，中国的统治者时时处处维护“君临四海”、“四夷宾服”的体制，即使是形式上的。

　　但是，在鸦片战争中惨遭失败的严酷事实迫使中国人不能不对那些拥有坚船利炮的“西夷”另眼相看了，不得不研究他们的文明，那是新兴的资本主义文明，中国人从中得到最初的启蒙教育，许多传统观念也不得不随之发生变化。

　　《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等书不再不顾事实地把中国画得比外部世界还要大了。书中的地图多是从外国书籍、资料中描摹的，这表明作者已基本接受了外国人的世界地理观念。《瀛寰志略》写道：“大地之土，环北冰海而生，披离下垂，如肺叶凹凸，参差不一。”这是对地球表层的形象描述，它把“大地之土”说成是“环北冰海而生”，从而否定了华夏地理中心说。姚莹则说，看了世界地图，“四海万国具在目中，足破数千年茫昧”。所谓“数千年茫昧”，就是华夏地理中心说。

　　《海国图志》等不仅介绍了新的世界地理知识，而且介绍了西方的历史、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科学技术等，在中国人面前展示出一种迥然不同而又自成体系的文明景观。

　　魏源指出，西方的经济制度和中国不同，西方以商贾立国。他写道：“自意大利裂为数国，教虽存而富强不竟，于是佛郎机（法国）、英吉利代兴，而英吉利尤炽。不务行教而专行贾，佐行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遂雄岛夷。”徐继也持同样的看法，他写道：“欧罗巴诸国，皆善权子母，以商贾为本计，关有税而田无赋。航海贸迁，不辞险远，四海之内，遍设埔头，固由其善于操舟，亦因国计全在于此，不得不尽心力为之也。”近代西方是以工业立国的，它已走出重商主义阶段，但是魏源等人所观察到的还主要是西方人的海外贸易活动，因此得出了西方人“以商贾为本计”的结论。这虽然是一种表面认识，但它从经济制度上去探讨西方致富致强的原因，是难能可贵的，它启导了中国的早期改良主义者。重商主义是早期改良主义者的思想特征之一。

　　开眼看世界的一代中国人对于西方的政治制度也表现出一定的兴趣。在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中已经介绍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和美国的民主制。魏源和徐继等还对西方的政治制度表示欣赏。例如魏源在介绍美国的民主政体时说：“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代受，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由公举，可不谓周乎？”又说：“国家之勃起，全由士民之勤奋，故虽不立国王，仅设总领，而国政操之舆论，所言必施行，有害必上闻，事简政速，令行禁止，与贤辟所治无异。此又变封建、郡县、官家之局，而自成世界者。”徐继则写道：“华盛顿，异人也……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并称赞民主制度是“创古今未有之局”。虽然魏源等并不认为中国应该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是这种赞叹的介绍本身就具有离经叛道的意味。

　　魏源等对于西方的科学技术尤为赞扬。在《海国图志》中，魏源指出：“欧罗巴人天文算学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他还用大量篇幅介绍西方的科技成果，对于火炮、火轮船、地雷、水雷、望远镜等都附图说明其制作方法和使用方法。他认为这些都是西方的“长技”，值得中国学习。

　　西方人既然有他们自己的文明体系，在某些方面还高于中国，那么就不能把他们看作是文化落后的“夷狄”了。魏源指出：“夫夷、羌、狄之名，专指残虐性情之名，未知王化者言之……非谓本国而外，凡有教化之国皆谓之夷狄也……诚知夫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德、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古今者，是瀛寰奇士、域外良友，尚可称之为夷狄乎？”将“夷狄”的概念重新做了解释，不再简单地以国界和种族来区分是否为夷狄，而以文明发展程度的高低来区分是否为夷狄，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它表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摆脱盲目自大的民族心理，而以一种健全的民族心理去

　　32 封疆大吏与晚清变局

　　对待其他民族了。一旦以一种健全的民族心理去对待其他民族，也就很容易发现其他民族的长处。魏源就指出，东方民族和西方民族并没有多少差异，他们都是富有智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科技领域也曾创造出灿烂的成果，“中国智慧无所不有，历算则日月薄蚀、闰余消息不爽秋毫，仪器则钟表晷刻不亚西土，至罗针壶漏创自中国而后西行”，虽然眼下中国在科技方面落后于西方，但中国人努力向西洋人学习，就会赶上去，那时“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可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这里没有任何民族自大的心理，也没有民族自卑感。盲目自大心理，使一个民族故步自封；民族自卑感，使一个民族失去自立于世界之林的勇气。只有克服了民族自大心理和民族自卑感，才能使一个民族同其他民族正常往来，将自己融入世界大家庭之中。因此，“夷夏之辨”传统观念的动摇是中华民族走向世界、走向近代的前提条件之一。

　　从世界五大洲的地理知识中，从西方民族自成一系的文明体系中，从西方殖民主义者东来的事实中，开眼看世界的一代中国先进人物敏锐地觉察到世界正在走向一体化。魏源说：“从古不通中国之地，披其山川，如阅一统志之图。览其风土，如读中国十七省之志。岂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欤？”又说：“天地之气，其至明而一变乎？沧海之运，随地环体，其自西而东乎？”徐继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天地之气，忽尔旁推交通，混为一体，倘运会使然耶？然天下从此多事矣。”用“气运”、“运会”一类传统概念来说明世界走向一体化的原因当然是不科学的，但是这些概念旨在说明世界“混为一体”是一种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无疑是正确的。

　　当林则徐、魏源、徐继等人开始破除传统的华夏中心观、树立起新的世界意识时，他们就成为走出中世纪的第一代中国人，他们的思想就具有了近代启蒙意义。

　　沿海督抚的困惑

　　鸦片战争以后，虽然产生了《海国图志》、《瀛寰志略》这样具有世界意识的启蒙著作，但是未发生多少社会影响。战争的失败只引起一时震动和激愤，很快就雨过忘雷，又恢复老样子了。在两次鸦片战争的20年间，大清朝毫无更新景象，它失去了一次重要的历史机遇。

　　结束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在停泊于南京长江江面的英国军舰“皋华丽”号上签订，主要内容是五口通商、割让香港、赔款、协定关税等。清朝代表是杭州将军耆英、四品顶戴伊里布、两江总督牛鉴，英方代表是璞鼎查。条约签订后，英舰鸣炮21响，英兵狂呼“女王陛下万岁”，相拥相抱，狂欢庆祝。耆英等面有愧色，心中却如释重负，毕竟使“英夷就抚”，结束了战争。

　　条约文本经过驿站以“八百里加紧”迅速呈送紫禁城中的道光皇帝。道光一夜未眠，独自一人在殿阶上踱来踱去，不时叹息，直到天色将明，才回到大殿，写下一道朱谕：“着俱照所议办理。”道光是一个兢兢守成的皇帝，现在却被碧眼金发的“夷人”割去了一片国土，这真是奇耻大辱，使他愧对开疆拓土的祖先。他至死也不能原谅自己，以致在遗嘱中不让在他的陵墓前建立圣德神功碑，他说：列祖各陵前均有圣德神功碑，“制度恢宏，规模壮丽，在我列祖列宗之功德自应若是尊崇，昭兹来许。在朕则何敢上拟鸿规，妄称显号，而亦实无可称述之处，徒增后人之讥评，朕不取也”。从他开始，以下咸丰、同治、光绪三帝也都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也都无颜建立圣德神功碑。

　　道光皇帝算是有自知之明的，然而他不明世界大势，尽管一生勤政，却无法挽救国势的衰微，他的名字在历史上总是与国耻联系在一起。但是，实事求是地说，鸦片战争之耻不能都由他个人负责，他是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在鸦片战争之后，他也想振作起来，报仇雪耻，但不知怎样才能战胜那些陌生的“丑类”，他的大臣们也不知道。在这方面，当时最可能对他产生影响的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大员们，他们经常和外国人打交道，理应了解外情，应该能够找到强国制敌之策，遗憾的是他们大多恪遵“守成之道”，不知进取，个别的有些眼光，却也只是以“羁縻”为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