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鸦片战争的重创，最先领略到西方文明——坚船利炮的东南各省的总督、巡抚们，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不能不做出反应，不能不开眼看世界，并在不自觉中产生了朦胧的世界意识。中国人的近代观念由此发端。

　　挑战与回应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1838年12月27日），天还没亮，紫禁城中已经灯火通明。近侍、太监忙而不乱地为道光皇帝上早朝做准备。军机大臣、内阁大臣和预备召见的官员陆续进入紫禁城，其中有刚刚奉召而来的湖广总督林则徐。林则徐（1785—1850）排在第一起召见，他诚惶诚恐地向道光皇帝叩首称颂，皇帝则微笑着叫他坐在离自己很近的毡垫上，温语慰问，然后不紧不慢地向他询问如何查禁鸦片。高旷的乾清宫中只有这君臣二人，一问一答。林则徐在武昌任所接到宣召他进京的谕旨时，就料到皇帝将要垂询禁烟一事，对此已做了充分准备。此时，他操着不太熟练的官话为皇帝剖析鸦片流毒的危害，并提出一套全面禁烟的方案。他建议在重治吸食鸦片者的同时，还必须断绝鸦片的来源。皇帝对他的建议非常赞赏。此后，又接二连三地召见他，着重研究在广东禁烟的步骤和方法。

　　从十一月十一日至十八日，道光皇帝在八天中八次召见林则徐，并赐他在紫禁城中骑马、乘肩舆（俗称“椅子轿”）。皇帝对一个汉族地方总督如此宠信，这在清朝是很少的，以致林则徐在日记中称之为“异数”。

　　道光皇帝对林则徐如此宠信，表明他对鸦片问题极端重视。鸦片问题由来已久。从16世纪开始，葡萄牙人以印度为基地，有组织地向中国输入鸦片，每年大约200箱。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了鸦片专卖权，鸦片输入量逐年增加。英国人向中国输入鸦片，起初是作为中英正常贸易的补充。在中英正常贸易中，中国输出丝、茶、陶瓷、大黄等，很受英国人欢迎；英国输华商品主要是毛纺织品和少量金属制品，毛纺织品价格贵，又不符合中国人的穿着习惯，因此长期滞销。当然，从根本上说，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不需要大量的商品交换。

　　为了弥补在中英贸易中英国始终存在的贸易逆差，英国人开始利用鸦片来换取中国的丝、茶、大黄等，进而在鸦片贸易巨额利润的引诱下，冒险家们纷纷来到中国东南沿海，千方百计地走私鸦片。

　　鸦片的流入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不仅使白银大量外流，而且毒化了社会风气。至道光年间，中国吸食鸦片的现象已经相当普遍。烟馆林立于通都大邑、城乡市镇。吸食鸦片者，上自王公大臣，下至庶民百姓，遍布各个阶层。不仅商贾优伶、胥吏差役、和尚尼姑、市井无赖，就是文官武将、绿营兵丁也有吸食的。据《蓉城闲话》记载，道光皇帝也曾吸烟成瘾。在道光所著《养正书屋全集》中有一篇《赐香雪梨恭记》，就是记述吸烟的经过和体会的。文中说：“新韶多暇，独坐小斋，复值新雪初晴，园林风日佳丽，日惟研朱读史，外无所事，倦则命仆炊烟管吸之再三，顿觉心神清朗，耳目怡然。昔人谓之酒有全德，我今称烟曰如意。嘻！”这是道光皇帝即位以前的事，他何时戒烟的，不得而知。

　　清朝从雍正起就严令禁烟，但禁而不绝，反倒愈演愈烈，至道光年间更深为鸦片问题所困扰。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曾就禁烟问题进行讨论，出现“弛禁”和“严禁”的意见分歧。弛禁主张主要来自于广州地方大员。清朝从乾隆起，限广州一口为海道贸易口岸，鸦片走私便集中在这一地区。广州地方大员所处的位置，应该是比较了解外国情况的了，其实却不然。按照清朝的有关规定，广州地方官不得直接和外国人打交道，必须通过“十三行”。所谓十三行就是设在广州的对外贸易商行，俗称“牙行”、“洋货行”、“洋行”，它是受官方控制的民间组织，不仅从事对外贸易，也是中外交涉的“中介”，外国人有事向广州当局“启禀”和广州当局的回复，都由行商转递。这样一种制度不仅使广州地方官对外国情况甚为隔膜，而且更养成他们虚骄自大的脾气。面对鸦片的流毒，他们束手无策，非但如此，他们中有些人还接受中外鸦片贩子的贿赂，为鸦片走私大开方便之门。两广总督李鸿宾就曾一面向道光皇帝奏报如何禁烟，一面却指示巡船每月收受规银36000两，放私入口。他手下的水师副将韩肇庆则和洋船约定，每箱鸦片收银元5元至10元，名曰“买放”。更有甚者，水师船还代运鸦片进口。为了应付朝廷，水师有时也要弄出几箱鸦片呈缴和邀功。韩肇庆就是用这种方法骗得嘉奖，擢为总兵，赏戴花翎。面对鸦片禁而不绝的现实，先在广东士人中后在官员中出现了弛禁主张。

　　最早提出弛禁主张的是顺德人何太清，他对广东按察使许乃济说：如果听任民间自种罂粟，就使夷人贩卖鸦片无可得利，即使招之也不肯来，再厚征其税，责令商人以货易货，不出二十年，鸦片将不禁自绝，此乃中国利病枢机，但无人敢上奏。许乃济被打动，就此询问广东士人吴兰修。吴兰修也赞成何太清的意见，并写《弭害论》一文申论之。吴又约集同事熊景星、仪克中各著文为之鼓吹。时任两广总督卢坤、巡抚祁很欣赏吴兰修的议论，便以“粤士私议”为题，以附片形式奏报道光皇帝，试探其意图。道光未予理会，弛禁派由此似乎得到鼓励。道光十五年（1835年）许乃济调往北京任职，他修改吴兰修的旧稿，于道光十六年五月十五日（1836年6月10日）上《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建议将鸦片作为药材纳税进口，使之合法化，但只能“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以防止白银外流。道光皇帝令将此折发给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祁和粤海关监督文祥征求意见。邓廷桢等复奏表示同意许乃济的意见，认为它“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

　　在同意弛禁鸦片的官员和士子中，有的如卢坤、邓廷桢等，与鸦片走私有些瓜葛，得到某些利益，也有的并无关联。因此，弛禁主张的基础并不完全源于那些与鸦片贸易有利益关系的人。弛禁主张的基础在于这两个方面：一方面，清朝吏治腐败，没有能力禁绝鸦片，在广东任职的大员对此有深切感受和认识，许乃济在奏折中就说：“法令者胥吏棍徒之所借以为利，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盖凡民之畏法不如其鹜利，鬼蜮伎俩，法令实有时而穷。”对于清朝的吏治完全丧失了信心。另一方面，身在广州的大员对于外情毕竟还是了解一些，他们看到中外贸易的日益扩大已成趋势，不能禁绝。许乃济的奏折中说：“或欲绝夷人之互市，为拔本塞源之说。在天朝原不惜损此百余万之税饷。然西洋诸国通市舶者千有余年，贩鸦片者止英吉利耳，不能因绝英吉利，并诸国而概绝之。濒海数十万众恃通商为生计者又将何以置之？且夷船在大洋外，随地可以择岛为廛，内洋商船皆得而至，又乌从而绝之？比岁夷船周历闽、浙、江南、山东、奉天各海口，其意即在销售鸦片。虽经各地方官当时驱逐，然闻私售之数亦又不少。是虽绝粤海之互市，而不能止私货之不来。”许乃济反对笼统地禁绝中外贸易，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混淆了正常贸易和鸦片走私的根本区别，却是错误的。

　　鸦片是英国殖民主义者用来打开中国大门的一种“武器”，它蕴涵着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许乃济和邓廷桢等广东大员对此是不能理解的，他们只能就事论事地处理鸦片走私本身。

　　无论出于什么理由，鸦片贸易合法化的主张都是错误的，它将严重损害国计民生，乃至危及民族生存，它是对外国侵略作出的一种消极反应，在本质上是投降主义。它理所当然遭到朝野人士的抨击。据载，在邓廷桢复奏附和许乃济的弛禁主张之后，他的几个朋友和门下士便乘给他祝寿的机会，劝他放弃弛禁主张。在酒酣耳热之时，主讲越华书院的陈鸿墀对他说：“（禁烟）事系天下风化，累在吾师声闻。百世后，青史特书某实首请弛禁，若之何？胡以一家之私为也？”邓廷桢悔悟，约祁联衔上奏请严禁。而在此之前，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了一道奏折《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建议对吸食鸦片者处以重刑，或流放，或处死。道光皇帝令将奏折抄发内外九卿、将军、总督、巡抚，听取意见。这些官员复奏都赞成严禁鸦片，但大都反对对吸食者施以重刑，认为碍难实行。

　　黄爵滋的建议在当时是最严厉的，它反映了清政府解决鸦片所带来社会问题的强烈愿望，但是它在策略和方法上有严重缺点。它量刑过重，难以执行，而且只处罚中国的吸食者和贩卖者，却只字不提如何“塞源”，即如何控制鸦片的输入，所以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它在实质上仍然以传统的夷夏观来处理近代的外交问题。中国最古老的典籍之一《春秋公羊传》说：“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也。”历代统治者都以这项原则来处理中央政府和周边少数族及邻国的关系。宋代学者苏轼著《王者不治夷狄论》，认为夷狄本是不可理喻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之”。在中国强大的时期，这项原则倒是能够使中央政府和周边少数族保持比较和平的关系；而在中国衰弱的时期，它就极可能成为投降主义的根据。黄爵滋当然不是主张对外妥协投降的，但是他不明世界大势，只能从传统的观念出发，治内不治外，所以他提出的禁烟方策也是不切实际的。

　　黄爵滋的建议得到林则徐等地方大员的支持。林则徐在一道奏折中也说：“若内地无人吸食（鸦片），谅彼（外国鸦片贩子）亦不即来。”他也同时认识到必须“塞源”，他奉旨进京向道光皇帝禀奏禁烟措施时，就提到鸦片的来源“固莫甚于英吉利”。他到达广州以后，从调查中更进一步认识到必须禁止外国人贩卖鸦片，否则就不可能从根本上禁绝鸦片，于是将重点放在断绝鸦片的来源上。这样他便触及到中国近代历史的一大主题——反对外国侵略。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1839年6月3日），林则徐下令将从英美鸦片贩子手中没收的鸦片在虎门海滩公开销毁。当日，雨后天晴，阳光灿烂。他亲自在虎门寨下主持销烟，一声令下，礼炮轰鸣，销烟池中烟雾升起，围观的群众顿时发出排山倒海的欢呼声。围观者中也有外国的守法商人，一位美国商人查理特意走到林则徐座前，“摘帽敛手”，表示敬意。销烟一举揭开了悲壮的中国近代历史的第一页。林则徐也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位民族英雄。

　　但是，林则徐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对外国的事物了解得不多，没有料到禁烟竟能引起中英间大规模武装冲突，更没有想到中国会战败。那时的林则徐还沿袭以往的谬说，认为西方人不吃粮食，只吃牛羊肉磨的粉，不易消化，必须饮服中国的茶和大黄，以助消化，否则会胀肚而死。他到达广州以后，看到英国军人打着绑腿，双腿笔直，就以为他们登陆后行动不便，不能灵活作战。他看到英国的战船很大，就以为它只适宜远洋作战，不适宜近海。所有这些错误认识，一度成为他对英策略的基础。他在给英国女王的一份照会中堂而皇之地写道：“我天朝君临万国”，“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这是一个严厉警告：如果不服法缴烟，中国就将停止出口茶叶和大黄，置英夷于死地。林则徐曾将这份将要发出的照会交给一名英国医生看，这位医生看到“文词仍旧是一贯的浮夸口气”，“不禁失声而笑”。不久，道光皇帝果然命令林则徐停止中英贸易，林则徐虽然心中不完全赞成停止正常贸易，但不敢违抗君命，便下令封港。不料，此举不但未能制服英国人，反而加速了战争的爆发。

　　本来，肮脏的鸦片贸易在英国也遭到一部分人的强烈反对。剑桥大学的一位布道士写了《鸦片罪过论》一书，抨击鸦片贸易“给英国国旗带来了莫大的侮辱”。有些议员发表演说，抨击鸦片贸易是罪恶的、有伤道德的，反对因鸦片而向中国开战。但是在停止中英贸易的消息传到英国后，主战派似乎找到了一个有力的借口，议会辩论的结果，以9票多数通过了战争议案。当然，中英间的战争早晚要发生，这是英国海外殖民扩张政策决定的，但是如果清政府采取更加稳妥的方法，而不是闭关封港全面停止对外贸易，战争有可能暂时避免，从而给中国赢得更多的时间来应付英国的侵略。然而，无论道光皇帝，还是林则徐，都昧于世界大势，对于英国殖民主义的扩张政策一无所知，只是孤立地处理鸦片问题，对英国可能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思想准备不足，因而在并非势均力敌的较量中，战争的失败就不可避免了。

　　道光二十年五月（1840年6月），一支英国舰队载着4000多名士兵，到达广州湾，初战没有得逞，旋即北上陈兵渤海湾。林则徐就此向道光皇帝递上一道奏折，建议说：如果英舰驶赴天津求通贸易，所陈言词恭顺，可否敕下直隶督臣，查照办理阿美士德使华案例，将其递词人由内河逐站护送至粤处理，“倘所递之词有涉及臣等之处，惟求钦派大臣来粤查办”。在林则徐看来，英国舰队到来，是因为停止了中英贸易，而如果满足其通商要求，就可以使之退走。显然，和道光皇帝及直隶总督琦善一样，林则徐也没有认清英国人的真正用心。

　　道光皇帝果然将林则徐免职，后又将他发配到新疆，而改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到广州和英国人谈判。

　　英国谈判代表义律以武力相要挟，提出赔款和割让香港的要求，这就是后来的《穿鼻草约》。琦善虽然受命为钦差大臣、署理两广总督，负责谈判，但是他无权割让土地，所以只答应义律“代向大皇帝恳请”。而义律却于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841年1月21日）单方面公布《穿鼻草约》，并据此出兵占领香港，实际上琦善并未在草约上签字。据琦善的翻译鲍鹏在后来受审时交代，在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1841年2月19日）英军准备进攻虎门时，琦善交给他一件文书，答应将香港全岛割让给英国（按当时“香港”只是现在香港岛东南一隅，而非全岛，琦善奏请是将香港一隅作为英国商人的“寄居地”，并非割让，而义律要求割让全岛），但要他看情况决定，“光景恭顺则付，倘有反复，不要给他（指义律）”，他到澳门见到义律，看光景不好，没有付与。

　　琦善虽然没有签订《穿鼻草约》，却因《草约》获罪。

　　琦善是满族督抚中比较有才干的，以往也有些政绩，为道光皇帝所倚重，但是办理外交却是个外行。道光二十年七月（1840年8月）懿律率领英国舰队抵达白河口时，琦善奉旨与懿律交涉，他揣摩透道光皇帝的心理，谈判时对英国人的要求一概敷衍答应，却坚持一条：英国舰队必须掉棹南还，有话到广州去说。这样做，既可以使道光皇帝有安全感，又保住了面子。道光皇帝因此称赞他“片言片语，连胜十万之师”。琦善也踌躇满志，以为有了驾驭洋人之术。但是他到广州和义律谈判时（懿律因病回国，义律为英国谈判代表），才发现洋人是很难对付的。而道光皇帝给他的训令“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使他处于两难境地：英国提出的议和条件有割让岛屿等内容，如果答应这些条件就要失国体，如果不答应，就要开边衅。因此他在谈判时表现出的妥协态度，并不都是他个人的责任，实际是在执行皇帝的旨意。但是道光皇帝从祁的密奏中得知琦善割让了香港，就命令将他锁拿解京。这多少有点冤枉了琦善。琦善答应将香港一隅给英国商人作寄居地，其实并无大错。从中英正常贸易的角度来看，远洋而来的英国商人是需要一块居住地的。清朝实行闭关政策，对外国来华商人采取严厉管制措施。例如，只允许外国商人住在广州郊区的“夷馆”中，平时不许外出，每月的初一、十五才可以外出，但必须有中国翻译人员陪同，日落后回馆。不许外国商人带女眷，以免长期滞留中国。清政府之所以做这样一些规定，主要是害怕外国人和中国人接触。但是这些规定显然既不便于做生意，也不便于日常生活。因此那时很多外商都居住在隔海的澳门，澳门仍属于中国，而清政府的官员对住在澳门的外商却不加以限制，外商是比较自由的。琦善将香港一隅给英国商人作寄居地，就是援引澳门的成例，这在他给道光的奏报中说得很明白。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琦善获罪也是罪有应得。当他已经确知义律要求割占土地后，他仍然不积极做战争准备，却一味幻想通过妥协谈判来解决中英的争端，那就只有投降卖国一条路可走了。在这一点上，道光皇帝和他有些不同。道光在得知英国割占香港的消息后，立即向英国侵略者宣战。作为“天朝上国”的皇帝，他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国家的领土完整。遗憾的是他先后两次派大军南下作战都失败了。清朝的主要军事力量俱已腐朽不堪，武器仍以古老的弓刀为主，又缺乏严格的军事训练，更无斗志。当时人论及清军说：“名之为兵，实则市人，无纪律，无赏罚，见贼即走。”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抵御拥有洋枪洋炮的英军呢？道光皇帝最后又主和，是在战场一再失利的情况下无可奈何的选择。道光二十二年六月（1842年7月）英军进入长江，长江需要加强防卫，道光皇帝却在一道奏折上批示：“无人，无兵，无船，奈何，奈何。”其实并非无兵、无船，而是没有战斗力。六月底，英舰已列阵南京长江江面，道光派耆英为议和代表，耆英在英国的一艘军舰上，在英国代表璞鼎查早已准备好的条约文本上签了字。这份条约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鸦片战争的失败，道光皇帝应负主要责任，但是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无人敢追究这位皇帝的责任。而几任两广总督在两次鸦片战争时期都获罪了。林则徐、邓廷桢是因为禁烟而获罪。琦善是因为传言他割让香港而获罪。稍后的耆英虽然未在两广总督任上获罪，但是他后来被杀却与他在两广总督任上主和有关。再后来的叶名琛命运更为悲惨，客死他乡而不得朝廷的原谅。总之，前后这几任两广总督，他们的获罪，都是因为外交问题。无论他们采取什么样的办法，都逃脱不了获罪的结局，这个事实说明当时的外交是十分棘手的，谁都不能妥善处理，包括林则徐在内。“弱国无外交”，晚清南疆的地方大员们最先品尝到这颗艰涩的苦果。

　　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第一书

　　在鸦片战争中，清军一败再败，道光皇帝越想越气，更迁怒于林则徐，下旨将他遣戍新疆。林则徐满含悲愤，从浙江镇海起程，道光二十一年七月（1841年8月）经过京口（今镇江）时，见到老友魏源，感慨唏嘘，不能自已。

　　林则徐和魏源最初是在北京相识的。道光十年，林则徐服阕，在北京有时参加宣南诗社的活动，与徐松、龚自珍、魏源、张维屏、黄爵滋等有交往。宣南诗社是陶澍等于嘉庆九年（1804年）发起成立的，经常在北京宣武门一带活动，故称“宣南诗社”，或“城南诗社”。参加聚会的多是官员、学者、诗人，在诗酒唱和之间，也切磋学问，议论时政，这对于正在兴起的经世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嘉庆、道光间，清代的学术风气正发生深刻的变化。在乾嘉时如日中天的考据学已走向衰落，一批学子从故纸堆中走出来，提倡经世之学。这种学风的变化在京师有明显表现。先后参加过宣南诗社活动的陶澍、徐松、包世臣、刘逢禄、龚自珍、魏源等，都是提倡新风的带头人。

　　陶澍，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1802年）进士，历任安徽巡抚、江苏巡抚、两江总督。他是鸦片战争前提倡经世之学的领袖人物。据魏源《陶文毅公行状》说：陶澍青年时就怀抱经世之志，主张“通经学古而致诸用”，对于史志舆地之学有深邃的研究，每临高山大川，必登览形势，访察利病。在翰林院任职时，发起宣南诗社，有意结识和联络经世之才。在外放担任巡抚和总督时，在他周围逐渐形成一个经世派群体，林则徐、贺长龄、俞德渊、梁章钜、姚莹、包世臣、魏源等都曾是他的下属或幕僚，他们或者有可称道的政绩，或者著有经世鸿篇，这个群体对于嘉道时经世思潮的勃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徐松，大兴（今属北京）人，嘉庆进士。督学湖南时，因所出考题割裂四书文句而获罪，遣戍新疆，遂致力于边疆历史地理研究，写出《西域水道记》等名著，成为中国近代边疆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释还后，正值张格尔在英国殖民主义者怂恿下在新疆煽动叛乱，一些具有经世思想的学者非常关心新疆形势，于是形成以他为中心的边疆历史地理学派。在京师经常与他往来的有张穆、沈垚、程同文、龚自珍、魏源、杨亮、俞正燮等，他们都有边疆历史地理著作传世。何绍基曾在一首诗中描述这些学者寒夜聚谈的情景：“酒光烛影方熊熊，议论飙发开我蒙……纸窗夜半明华月，开门飞满一天雪。”他们彻夜切磋学问，也议论时政。边疆历史地理学派冲开汉学考据的狭小天地，走向广阔的边疆，以后更走向国外，研究世界历史地理。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的《瀛寰志略》，都是这个学派顺应时代要求的经世之作。

　　包世臣，安徽泾县人，嘉庆举人。力倡实学，主张“遇山川则究其形胜厄塞；遇平原则究其饶确与谷木之所宜；遇城邑则究其阴阳流泉，而验人心之厚薄，生计之攻苦；遇农夫则究其作力之法，勤惰之效；遇舟子则究水道之原委；遇走卒则究道里之险易迂速与水泉之甘苦羡耗，而以古人之已事，推测其变通之故”。他曾入陶澍、裕谦幕府，在漕运、河工、盐政、法律等方面均有建树。

　　刘逢禄，常州人，活动于嘉道间，是清代常州学派创始人庄存与的外甥。他继承庄存与，研究久已湮没无闻的公羊学，并严格划分今古文经的界限，攻击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古文经学，坚守今文经学壁垒。他在京为官时，龚自珍、魏源等曾向他学习今文经学。龚自珍见过他以后，赋诗表达对他的敬仰之情说：“万人丛中一握手，沾我衣襟三月香。”并表示：“从今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虫鱼学”指古文经学，“东京卖饼家”指今文经学。今文经学派反对繁琐考据，主张研究经书的“微言大义”，这种相对自由而活泼的学风适应了晚清多变的政局，一时成为“显学”。

　　龚自珍，杭州人，道光进士，以诗闻名，在史论、边疆历史地理等方面均有建树，而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时论。他几乎是无所顾忌地抨击大清朝，说它是“将萎之华，惨于槁木”。他的文字尖锐、泼辣，晚清维新派读了以后有“受电”之感。当林则徐奉旨禁烟时，他给林则徐写了一封信，就广州禁烟提出许多具体建议，并表示愿随林去广州。林则徐考虑到广州禁烟如履如临，前程未卜，不好牵连朋友，便以“事势有难言者”为理由，劝阻他南下。

　　先后参加宣南诗社活动的这些讲求经世学问和追求变化的学者，彼此互相影响，对于他们日后为学为官，大有益处。朱绶曾评论宣南诗社对封疆大吏的影响说：“京师首善之区，天下人材所辐辏。国家承平日久，士大夫褒衣博带，雅歌投壶，相与扬翊休明，发皇藻翰，不独艺林之佳话，抑亦熙化之盛轨也。而诸君又皆能以风雅之才，求康济之学，今之官于外者，莫不沉毅阔达，卓卓然有所表见，则足信斯会之不凡。”林则徐就是其中一个“沉毅阔达，卓卓然有所表见”的地方大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