妓院色情业的发达，甚至使许多城市以妓女闻名。谢肇淛的《五杂俎》中说大同非常繁华富庶，妓女也非常美丽，于是便有民谚讲边塞的“三绝”，便是蓟镇城墙、宣府教场、大同婆娘。扬州女子漂亮温柔，便有人贩子四处购求少年处女，卖到妓院，教她们琴棋书画，这样接客便可挣大钱，人称“扬州瘦马”。于是谢肇淛感叹道：“今时倡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偏邑，往往有之。终日倚门卖笑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

　　对于这种情形，时人已有意无意地察觉其与皇家的声色犬马、与王朝的衰败有关系。《四友斋丛说》讲一个人“在正德爷爷时，随驾至北京，在教坊里学得”许多词曲，这说明正德南巡往返前后，向南向北传播了颓风。而清朝人严思慎则更明确地指出，自万历以来，皇帝既不视朝，又不阅章奏，朝中大臣觉得很没意思，懈怠疲沓，有的便去寻花问柳。那些妓女便竞相打扮，叫“投时好以博资财”。他以为正是朝纲不振使人们无心于正事，造就了色情业的买方和卖方市场。当然，最典型的是明光宗。他刚一即位，就有郑贵妃送他四位美女，身体很快就搞垮了。内医见他火大，连忙下泄药清火；可他因房事频繁，身体虚软，更禁不住大泄，反倒头晕目眩，走不得路。这时有一鸿胪寺丞进献了两丸妇女月经制成的“仙丹”，服下去便一命呜呼了。这个即位不到一月便因纵欲而亡的君主，是不是明代社会的某种象征呢？

　　时代悲剧：死人拖住了活人

　　事情当然不会这么简单。明后期人欲横流的种种丑恶现象固然体现出醉生梦死、传统的道德规范土崩瓦解的末世景象，但另一方面，包括明武宗、

　　神宗、光宗这样纵情声色行为在内的逐利逐欲行为，正是对过分束缚人之本性的社会规范的一种过分的反动。正像一座堤坝面对汹涌上涨的洪水，没有适当的分流泄洪，而只是一味地封堵，一旦决口，则成不可阻挡之势，肆意宣泄，乃至危害社会。人们往往只看到它危害的一面，却不能看到人们对它的控制并非因势利导，只是一味顽固僵死地镇压。

　　同时，明后期的所谓“人欲横流”，“礼崩乐坏”，也不尽是些丑恶现象。其间既有像《肉蒲团》、《绣榻野史》、《株林野史》这样的色情作品问世，而更多的明末清初小说则是如“三言”那样的主要歌颂爱情至上、婚姻自主的健康作品。其中有如汤显祖《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其追求爱情的举止行为多少还有些苍白无力，也有些追求爱情的民歌则反映了民间女子的大胆无畏。如《分离》一首：

　　要分离，除非天做了地！要分离，除非东做了西！要分离，除非是官做了吏！就死在黄泉，也做不得分离鬼！

　　这种感情多么炽热，多么坚贞！又如《锁南枝》：

　　提起你的势，笑窎我的牙。你就是刘瑾、江彬，要柳叶儿刮，柳叶儿刮。你又不曾金子开花，银子发芽，我的哥！你休当顽当耍，如今的时年，是个人也有二句话！你便会行船，我便会走马，就是孔夫子也用不着你文章，弥勒佛也当下领袈裟！

　　一位追求爱情自主、婚姻独立、并不为权势所动的女子形象跃然纸上。

　　对这样的现象，一些走在时代前面的知识分子、思想家，开始摆脱传统观念的羁绊，从理论上肯定个性的追求与自由。他们发现了时代空气的沉闷，力图用放荡不羁的举止向前者挑战。比如画家徐文长、平民思想家王艮、文学家公安三袁、乃至哲人李贽等等，出现了一大批类似魏晋时阮籍、嵇康之流的狂狷之士。他们指出，就是圣人也不能没有“势利之心”，要大胆追求个人“私欲”；甚至提出只要端正本心，就会“一日受千金不为贪，一夜御十女不为淫”。连张居正这样的人，为了国家的根本利益，他可以亲近宦官，可以任用私人，可以不为父亲守制，因为一旦不如此而遵守传统准则，他所进行的事业必将功败垂成。我们不能说李贽、金圣叹或者冯梦龙这样的人都是淫荡之徒，但他们似乎都评点或校订了《绣榻野史》这一类淫秽作品，好像是做出有意的挑战姿态。而如陆楫则认为他从来没见过奢侈可以使天下贫的，反而是哪个地方奢，哪个地方的百姓就容易生存。当时有许多人都认为声色之乐可以养活大批穷人，使他们从事划船、演剧、货贩、卖酒、轿夫等服务行业，从而使社会安定。这样一些见解，在当时肯定是惊世骇俗的。

　　当然明武宗、神宗、光宗诸帝的荒淫奢贪，完全不能代表某种新因素的萌芽，尽管旧事物的衰败与新事物的萌生往往是共时的，甚至是互为因果的，但它们毕竟是两回事。西门庆这类人物也是如此，把追求情欲发展到娶得三妻四妾，同时又与丫头、下人妻以及妓女都有肉体关系的地步，完全体现着末世颓风，而没有一丝健康向上、新鲜美好的青春气息。即以李贽等“异端”思想家而论，他们发现了传统社会中的种种弊端，他们敢于谩骂宋明道学家，指斥先师孔子，甚至如黄宗羲等敢于批判君主——正是明代帝王们的过分不堪引起了他们的愤慨，如果把清朝君主换置于明，也许就不会有如此激烈的态度，但他们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破”，而不是“立”。这并不是说他们不企图“立”。最具近代因素的黄宗羲的思想包含限制君权的成分，但他并不准备、当然也不敢提出取缔君权；李贽把新儒学否定了，但尽管糅合了佛家甚至老庄思想，也没有确立一套新的思想体系，无论是文化上的“新道学”，还是政治上的新体制。加之他在利欲方面的言行大大超过了时代与社会所容许的限度，于是只有成为囚犯，并在监狱里自杀了事。他的死和黄宗羲在明亡之后的言行举止，不仅说明了他们的思想在现实中的碰壁，也体现出他们理论体系中的自身矛盾。他们始终“立”不起来。“不破不立”，这话说得很对；但“破字当头”，却并不一定就能够“立在其中”。中国从古到今的许多大事变，都已证明了这一点。

　　尽管这些力图冲破传统窠臼的人结局往往是悲剧性的，但他们依然是超乎寻常的“奇人”，绝大多数人都还做不到这一步。就如李贽对利欲的肯定，好人都会觉得难堪，会觉得有伤风化；坏人反倒可以利用该学说肆意放纵情欲利欲，日益造就侈靡腐臭的社会风气。新的变化大都出现在东南沿海，至多在长江流域，无论是工商业内部的点滴变化，还是王艮、何心隐、李贽、徐渭、冯梦龙、黄宗羲这些人之产生；而广大内地的变化显然小得多。甚至讲究富丽堂皇的奢风也主要流行于城市，乡村中依然比较贫穷，家财巨富的大地主毕竟是少数。像徽州籍的商人在明代时极负盛名，在外一掷千金；而徽州本地却十分穷困，老百姓一天只喝两顿粥，几个月也吃不上鱼肉。在这一地区，传统的社会结构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徽州商人的金钱用到了家乡的什么地方，还不能说得十分清楚。

　　与徽州的情形相似的还有福建沿海地区。这一地区在明代中叶也发生了极大的社会变动，失去土地的农民或下海通番，或上山采矿，本应造就一种极富挑战性的社会经济因素，但由于他们不是在一种平和稳定的形势下弃农从工或从商的，而是面临着官府镇压或社会秩序不容的危险的，他们便往往亦商亦盗、亦工亦盗，造成了社会不安定的局面。为了自我保护，该地区的宗族势力大大加强，不仅组织家族武装、家族工商业，而且可以聚族而居于一圆形大堡内，与外部社会保持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相对独立性。这种社会结构在转型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近年来获得深入探索的华南宗族研究似乎也没有给予明确的答案。

　　商人、庙会、狂欢与社会风气

　　在16世纪，中国社会与西欧社会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变化的情形有些相同，也有些不同。欧洲的城市之成长，大多作为农村的对立物；工商业等破坏传统经济结构的因素，主要是在城市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城市市民往往也就是新兴阶级的代名词。他们一开始就为摆脱作为农村庄园的附庸地位而斗争，他们有自己的经济取向和政治取向。这样，他们在政治、经济上的发展只能是日益与传统的、以封建农村为代表的政治经济体制分道扬镳。中国的城市往往是政治统治的中心，是消费性聚落而非生产性聚落，它们是传统体制的大本营，农村则是它们的基础，为之服务的。因此中国传统城市的市民从本质上说与农民没有区别，他们暂时还不能成为传统社会结构的掘墓人，他们或是其中的一分子。因此，在这个时候，中国与西方的传统社会结构都在迅速崩解，但就奢侈糜烂的风气而言，在西方是国王、皇室、贵族和僧侣，而并不包括以市民为主体的资产阶级——按马克斯?韦伯的说法，他们是按新教伦理行事的，是注重勤俭起家的；而在中国，只要有可能，从皇帝、贵族、士大夫，到工商业者甚至农民，都可以花天酒地，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样，在前者那里，一部分金钱被没落者阶级挥霍掉了，但仍有相当部分被用于扩大再生产、用于商业及金融业资本的追加；而在后者这里，除了挥霍掉以外，顶多转入土地的买卖，进入传统经济的运行过程，这以晋商、徽商的情形最为明显。

　　晋商和徽商是明代最富有的两大商人集团。所谓“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即指新安江流域的徽州商人，而山右即是山西。百万富翁是常见的，家资在二三十万的不过只算是中等商人。但这些人的金钱流向何处呢？山西商人有许多发自于农村，与农业的联系比较密切，很多人以商致富，便归家购置田产。而徽商则在“娶妾、宿妓、争讼”方面挥金如土，有个叫汪宗姬的人家资巨万，与人争夺几尺土地便拿出“万金”来。出门在外，“鲜车怒马”，非常招摇，敢于在当官的面前炫耀。当得罪了当官的之后，又立刻拿出“数万金”来化解，结果不到十年就败落下来。晚明时徽商还曾把南京最有名的歌儿舞女召集在一起，开“梨园大会”，“遍征金陵之贵客文人与夫妖姬靓女，莫不毕集”。由于徽州地处山区，商人很少投资于相对贫瘠的土地，所以资本的回流往往见于修宗祠、置义田等维护家族的举动，对于当地宗族势力的巩固作用较大。时人记载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休宁迎春，共上演台戏109座，台戏用童子扮演故事，装饰着金珠缯彩，竞相以华丽美观争艳。这种大规模的迎神赛会活动，往往是商人捐资举行的；同时它们又起着团结族众、显示乡族实力，以及使人娱乐消闲的作用。前引安徽休宁的材料还记载说，当地有一姓戴的家族搞得更厉害，“戏场奇巧壮丽，人马斗舞亦然。每年聚工制造，自正月迄十月方成”。福建等地各族的迎神赛会因相互竞争，各不相让地点道路，往往发生械斗冲突。

　　实际上迎神赛会的举行不仅体现出社会闲置资金的流向问题，同时也一样反映着明代中期以来社会风气的变化。即如京师，三月二十八日是东岳大帝的寿辰，不仅国家要花上几百两银子去祭祀，即民间也根据地区的不同分别组织香会，每月都要收钱以备此用，由会头掌握。到时候则聚集着鼓乐幡幢，头戴方寸纸，叫作甲马，纷纷前去。结果是“行者塞路，呼佛声振地，甚有一步一拜者”。妇女还单独组织起来进香，称作“妇人会”。由于男女混杂，不免出现各种淫盗争讼之事，如河北广平府自正德初年始兴庙会，使地方风俗为之一变。《醒世姻缘传》中有一段描述异常生动：

　　那日恰好是三月初三，离明水镇十里外有个玉皇宫，每年旧例都有会场，也有醮事。这些野猩猩妇人，没有不到那里去的。既是妇人都去，那些虚花浮浪子弟，更是不必说起。……

　　……那三月三日玉皇庙会，真是人山人海，拥挤不透的时节，可也是男女混杂，不分良贱的所在。但俱是那些游手好闲的光棍，与那些无拘无束的婆娘，结队出没；……每年这会，男子人撩斗妇女，也有被妇女的男人采打吃亏了的，也有或是光棍势众，把妇人受了辱的，也尽多这“打了牙往自己肚里咽”的事。

　　即使如此，此风只盛不衰。如浙江永康的胡公庙会，大抵盛于明代中叶，至今不衰，历时近半个月，自永康而至武义、东阳、磐安、义乌、金华、缙云、仙居、嵊县、衢县、龙游、天台等县，均有胡公庙会。至今到方岩一地赶庙会的百姓，仍有数十万之多，方岩地区的经济收入也主要围绕着庙会而来。又如浙江富阳的龙门镇，乃是富春孙氏家族的聚居之地，其每年九月初一的大庙会，一说即源于明代，是加强宗族内部联系的重要机会。其有大、中、小不同规模的会，无非是祭神、唱戏、吃喝，经费来源于祭会会员轮流耕种的祭田收入。而地处浙闽交界的浙西南山区，属于经济上并不富庶的地区，但每年仍把大量金钱花在娱神活动上。如遂昌城隍庙会因以史可法为城隍，故始自清初，于五月共历22天，每天演两场戏，不许重复，戏金由各行各业负担。其他东岳庙、关帝庙、万寿宫、天后宫、太保庙、夫人殿、四相公庙、蔡相庙等，一年之内也有类似活动。

　　这种活动，不仅城里搞，乡村也搞，所谓“民间春秋祀田祖五谷之神，作乐宴会，盖祈谷报赛之遗礼也”。在南方，往往叫“社火”，即祭赛社神的活动。这种活动具有悠久的传统，唐人王驾即有诗曰：“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社日》）江苏溧水柘塘地区的社火，主要是围绕祠山张大帝的庙会活动，各村按顺序前去大山庙敬香，锣鼓队伍数十上百人，是当地春节的重要活动。

　　庙会活动在浙江余姚也于明代进入繁荣时期，这除了经济发展、社会风气变化等原因外，南戏之一种“余姚腔”的成熟也有助于此。在明代中叶，余姚腔与海盐腔、弋阳腔及崑山腔并称中国戏曲四大腔。“嘉兴之海盐，绍兴之余姚，宁波之慈溪，台州之黄岩，温州之永嘉，皆有习为倡优者，名曰戏文子弟，虽良家子不耻为之。其扮演传奇，无一事无妇人，无一事不哭，令人闻之，易生凄惨。”戏曲艺术的加入，使当地的迎神赛会更加热闹；各寺庙均有戏台，甚至有四明山鹿亭乡中村的仙圣庙戏台，能容千人看戏，所以庙会戏非常吸引人。余姚庙会的兴起和繁盛据传也在明代中叶，与戚继光抗倭有关，迎神队伍中的执事中有许多是仿自当时的烽火、风帆、烟灯等物。除各种仪仗而外，还有耍龙、高跷、旱船、大头等各种杂耍技艺。有民谣说当地芦城观音庙会的盛况：

　　二月十九芦城庙，礼拜社头真热闹。

　　年轻妇女兴致高，胭脂花粉打扮俏。

　　东约姑娘西约嫂，又借罗衫又借袄。

　　庙前庙后都赶到，一世为人难得到。

　　而明人皇甫汸盛赞当地东岳庙会的凤山神灯：

　　凤去山空尚有名，翩翩五色晓霞生。

　　遥瞻三帝祠前火，散作人间不夜城。

　　这样大规模的庙会起码有50余处。于是，一年之中人民的闲暇时间和金钱有相当部分用于这类活动。清代大量方志中记载农民要为各类庙会“集资”，称之为“解钱粮”、“收钱粮”、“解费钱”、“解黄钱”等。相当于额外的赋税。为此许多小农都觉负担不起，所谓“征无用之费，贫民有失家产者”。相信这种情形在明代也存在。

　　然而无论贫家富户，仍然愿意以较大代价来参与这些活动，就像清代河北安肃县令张钝下的告示中所说：“借端演戏，男妇趋走如狂，原非淳俗。乃穷乡僻壤之民，资生不给，独喜看戏，好事者为首敛钱，从中射利，而穷民偏安心忍受，乐此不疲。”原因何在呢？是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百姓终岁勤苦”，没有什么闲暇娱乐，只好借此机会畅快淋漓地发泄放松一下呢？但据大量地方志记载，在许多小县里，这样的娱神活动可以一年搞十数次，甚至数十次，这不就颇有些过分了吗？

　　原因显然是复杂的。不过这些复杂的原因恰好可以说明明朝中叶以来复杂的社会风貌。明中叶商品经济的发展显然有助于庙会活动的展开，因为庙会本身又是集市贸易场所，届时商贾云集，百姓前来赶会，也就不纯粹是为了娱乐消闲。明中叶以后社会动荡不安，出现大量流动人口，从地区上看，他们不仅流入地旷人稀的地区，而且流入城市，投身于城镇的娱乐业和服务业。于是这一时期旅店、饭馆、戏班、妓院以及拉车抬轿之类的行业迅速发展，这一部分人口的增加无疑要求增多庙会一类机会，以为他们提供更多的衣食之源。由于同样的原因，人们迫切希望了解更多的信息，人们的信息需求热往往发生在社会变动频繁而剧烈的时期。而庙会正是一个三教九流齐聚其中的信息交流场所，甚至各种社会团体可以借机加强联系，举行活动。许多迎神赛会活动均以村落、家族等为单位举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使各个聚落在乱世之时加强自身的凝聚力。

　　明中叶以后社会风气的由朴而奢无疑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已如前述。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享乐主义精神——现世精神，无疑也是有作用的。“今朝有酒今朝醉”，有机会就大吃大喝，大玩大闹，婚丧嫁娶，造房得子，成为一种习惯。甚至中国传统中还有一种“狂欢”精神——一般认为西方文化中才有那种“酒神精神”，外在的，放荡不羁的；而中国则通常是内省的，含蓄的。中国的这种狂欢精神往往不是自然的宣泄，而是被长期贫苦生活及单调精神生活沉重压抑的一种爆发式的宣泄。这种爆发式宣泄在传统社会行将没落、同时社会框架更为僵死、压抑更为沉重的明代社会，便体现得更为突出。它与明武宗、西门庆的过分放纵有着相同的原因。

　　《醒世姻缘传》有段十分精彩的话谈到妇女爱赶庙会的现象：

　　再说明水镇上那两个道婆老侯、老张，他的丈夫、儿子，没有别的一些营运，专靠定这两个老辣指了东庄建庙，西庄铸钟，那里铸甚么菩萨的金身，那里启甚么圣诞的大醮。肯布施的，积得今生见受荣华，来世还要无穷富贵；那样悭啬不肯布施的，不惟来世就不如人，今世也要转贵为贱，转富为贫。且是那怕老公的媳妇，受嫡妻气的小老婆，若肯随心大大的布施，能致得他丈夫回心向善，不惟不作贱那媳妇，且更要惧内起来。那做妾的人肯布施，成了善果，致得那夫主见了就似见了西天活佛一般，偏他放个臭屁也香，那大老婆说的话也臭。任那小老婆放僻邪侈，无所不为，佛力护持着，赐了一根影身草，做夫主的一些也看不见：——大约都是此等言语，哄那些呆獃的老婆。

　　这说明妇女们在传统社会中受约束、受压抑最大最重，她们只好求助于神，希望后者能帮助她们改变目前的困境。同样，由于中国老百姓生活贫苦，希望有所变化，向神灵乞求是一条路。于是向土地、龙王、虫王等乞求风调雨顺、弭灾保收，向娘娘庙乞告生儿育女、少病少灾，向城隍、关帝祈祷能抵御强盗外敌等，这些神祇的香火就特别旺盛。当然，绝大多数妇女并不是都愁眉苦脸、满怀心事地来参加酬神活动的，而是梳妆打扮、满心欢喜的，因为她们终于有了合理合“法”的参加社交的机会，她们终于有了迈出闺房，展示女性风姿，甚至大声嬉闹的机会。对于她们来说，这种活动就成为反传统的正当手段。于是，她们在反传统，李贽在反传统，明武宗也在反传统，尽管他们的立足点大不相同，其文化社会内涵迥然相异，但却同样表明了16世纪中国的传统危机。或许，在无法超越或彻底改造传统这一点上，他们也是相同的。

　　当然，在整个明代，在中国的绝大多数土地上，百姓的生活并非时时如此丰富多彩，令人回味无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生活中的平静、单调是主要的。农民需要无休止地耕作，才能在完税之后略得温饱。如果是太平盛世，上面轻徭薄赋，下面辛勤劳作，又遇着风调雨顺，没有什么自然灾害，那样农民在“立了春，出了九”后，“大家小户，男子收拾耕田，妇人浴蚕做茧。……挨次种完了棉花玉蜀秫，黍稷谷粱，种了稻秧，已是四月半后天气；又忙劫劫打草苫，拧绳索，收拾割麦。妇人也收拾簇蚕。割完了麦，水地里要急忙种稻，旱地里又要急忙种豆。那春时急忙种下的秋苗，又要锄治。割菜子，打蒜苔，北边的这三个夏月，下人固忙的没有一刻的功夫，就是以上大人，虽是身子不动，也是要起早睡晚，操心照管。……才交过七月来，签玉蜀秫，割黍稷，拾棉花，割谷，钐谷，秋耕地，种麦子，割黄黑豆，打一切粮食，垛秸干，摔稻子，接续三昼夜，也还忙个不了；所以这个三秋，最是农家忙苦的时月。……说便是十月初一日谢了土神，辞了场圃，是个庄家完备的节候。……”

　　如果遇上天灾人祸，统治者又赋税苛征，农民不仅忙于农作，更要困于输纳，日子就难过了，哪还有多少闲情逸致去做别的？崇祯十四年三月到九月，江南天旱无雨，草木枯死；上海等地向来没有什么蝗灾，这一年却遮天蔽日，造成大饥荒。饿死者每天运到城门，都超过百人；西南北三门外的义冢都挖上大坑，死尸很快就填满了；桥头路口，遗弃的小儿无数。到崇祯十五年春，乡村中挖掘草根、茅根而食；城里买吃卖食者都要小心，稍不留神就会被人抢走飞遁。有些人饿得实在受不了，就把遗弃了的小孩偷回去吃。当地人姚廷遴说，即使是在这个时候，依然是“时尚奢华，宽衣大袖，衣长四尺，袖长二尺，袜皆大统，鞋必浅面”。

　　姚廷遴生在晚明上海的一个没落官僚地主家庭，经历了明崇祯朝和清顺治朝、康熙朝的前半期，也就是经历了一个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他本人没念过多少书，为了家庭生计，又做了十几年的胥吏，事后教过馆，老来则成为乡农。这样的社会经历使他对时世有更深刻的认识。他对比明清情形，认为明时赋役繁重，为此破产者甚多。以役而论，在一图之内，要有公正一名，管理本里应服之役；要有图书一名，管理本里的有关册籍，并核查田地的多少；有总催一名，管收本区钱粮；有细布一名，管买官府征派的布匹运送至京师；有北运一名，负责征收白粮并解运到北方；有收兑一名，管收本图漕粮；有分催一名，管收本图白银；有总甲一名，管本图地方杂事，呈报治安情况；有塘长一名，管开河筑造及力役的征派。其余的叫作“排年”，每年轮流催办细户。此外还有杂项赋役，如辽饷练饷的催征，沿海城垣、烟墩寨台、桥梁马路、堤坝塘堰的修筑加固，造船，打兵器，配火药……按每亩地出银五六钱以代役。以赋而论，除了正额钱粮之外，又要加二三火耗，而漕白二粮，每石就要加耗二两七八钱银子。所以谁要轮上当役，就极可能倾家荡产；其他百姓也跟着受连累，所以干脆把田地产业拱手送人。

　　但是，应该说中国老百姓一直都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生产和生活，尽可能为社会创造着财富的。除非天灾人祸一齐来，否则他们总是勉力应付各种差徭赋税和各种意想不到的负担，保持自己的温饱，并维持着国家的繁荣。姚廷遴对一种现象很是奇怪：他说嘉靖年间我县饱受了十四年倭乱的祸害，不知当时百姓是如何过日子的；怎么今天（指清康熙三十五年左右）共享太平日久，而百姓反觉得日子过得艰难了？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之强弱，并非完全受生活水平的影响。有些时期百姓生活水平不高，但勉强温饱，甚至略有剩余，吃穿不奢，过得倒也其乐融融；有些时期社会繁荣发展，奢靡风气大盛，社会竞争加剧，虽说生活水准大大提高，但总需时时警惕，不敢丝毫懈怠。于是便会有相当一部分人顿生怀旧之感，但社会之进步如斯，人们也无可奈何。即以明末清初的上海县为例，经过了这样一场大动荡，大破坏，其奢靡之风竟似未受影响，不减反盛，兹将姚廷遴之所见赘引如下：

　　漕粮指每年经运河由南方运至京师的粮食，约400万石上下。

　　火耗指征收赋役所得散碎银两到官府后需熔成大锭，其间必有损耗。明朝官府不愿承担这种损失，便将此负担转嫁百姓头上，称为“加耗”。于是一两银子的赋税可能会变成一两二三钱。

　　至如明季服色，俱有等级。乡绅、举、贡、秀才俱戴巾，百姓戴帽。寒天绒巾，绒帽，夏天鬃巾，鬃帽。又有一等士大夫子弟，戴“飘飘巾”，即前后披一片者，“纯阳巾”前后披有盘云者。庶民极富，不许戴巾。今概以貂鼠、骚鼠、狐皮缨帽，不分等级，佣工贱役及现在官员，一体乱戴，并无等级矣。又如衣服之制，载在会典。明季现任官府，用云缎为圆领。士大夫在家，亦有穿云缎袍者。公子生员辈，止穿绫绸纱罗。今不论下贱，凡有钱者任其华美，云缎外套，遍地穿矣，此又衣服之一变也。又如食用，明季请客，两人合一桌，碗碟不甚大，虽至廿品，而肴馔有限，即有碗上丰盛者，而两人所用亦有限。至顺治七、八年，忽有冰盘宋碗，每碗可容鱼肉二斤，丰盛华美，故以四人合一桌。康熙年间，又翻出宫碗洋盘，仍旧四人合一桌，较之冰盘宋碗为省。二十年后，又有五簋碗出，其式比前宋碗略大，又如深广，纳肴甚多，可谓丰极，未知后日又如何样式。此又食用之一变也。至于明季所无，而今忽有且多者，如吃烟之器具：烟筒、烟袋、火刀、火石之类。余幼时取火惟用撩黄纸，今用粗膏纸，则便宜多矣。又如冠上之红缨，明时虽有，独用于马鞍辔上，及梅条枪头，今人人用以饰帽矣，遍地皆是，更有胎缨、拔缨，美细之极者。至海獭、骚鼠、海驴皮之类，人人用以制冠矣，从前不知此种在何处也。即凉帽初用藤席制成，以后或用细篾丝编者，康熙年间或用踏马芦皮织成，滑亮之极，独出于江宁等处。今用编绒，其制尤巧，华美亦至矣。更有织成盘龙锦片、袍领、袍袖、及三镶袜样式，并月华裙、月华膝之类，备极精巧。以上诸物皆廿年前所未曾见者也，今遍地多且贱矣，未知后又如何局面也！

　　清顺治间战乱频仍，社会经济一片凋敝，至康熙中叶，仍未全面恢复，上海地区的日用情形，竟奢于明代，表明自彼而始之衰颓风气竟一发不可遏止。

　　“活着还是死去，是一个大问题”

　　随着王朝更替之日的临近，明中叶以来的“礼崩乐坏”变成了“天崩地解”。李自成农民军在1644年向北京进军途中，除少数官将之外，许多地主官绅也顾不得“纲常伦理”，望风迎降。如山西提学道黎志陞在太原城破后，竭力表明自己刚来赴任，尚未履职，因而没有罪过。在宣府，总兵王承胤大开城门迎接义军，甚至面有德色，以为自己有功。甚至大同总兵姜瓖、山海关总兵高第、宁远总兵吴三桂等，都曾先后投降李自成，后又降清，如姜、吴等又反清，此等反复无常，哪有一点“忠臣不事二主”的意思？不仅武不愿意死于战，而且文也不太愿意死于谏了。正德时有大臣为谏武宗巡游而被杖毙，嘉靖时有大臣为谏“议礼”事而被杖毙，而万历时神宗不理朝政，大臣谏而不听，就干脆挂冠而去，不再履职了。相反倒是有一大批饱读孔孟之书的官员拜倒在宦官脚下，为非作歹，形成阉党。

　　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兵南下，很快攻克南京。在面临“异族”统治的情况下，那些素称“清流”的人们是不是会尽忠尽节呢？素称“江南人望”的著名官僚文士钱谦益，曾任崇祯朝的礼部侍郎，该是最讲气节的，但传说其妾柳如是劝他一起投池自尽殉国，但他只把脚伸到池水里试了一试，说是水太凉而未跳。结果他带头到南京城外向清军迎降。另一位遗老吴伟业，也是东林——复社一脉，崇祯间担任过南京国子监司业，等于是南方最高学府的校长，起初虽未降清，但顺治间有旨召他进京，他犹豫再四，又有许多人劝他保持名节，但他终于还是去了。——“活着还是死去，是一个大问题”。为道德名节是否值得去死呢？于是，像他那样有影响的人物，求生的欲望还是战胜了道德规范。他们都是以气节标榜的名流，在这个时候内心还是很痛苦的，钱谦益后来与南明永历政权、与郑成功义军都曾有过联系。吴梅村死时遗命以僧服装殓，只题“诗人吴梅村之墓”。若是一般人，在这种时世，做出选择就要容易多了。清兵进入南京后，豫亲王多铎命令上报殉节大臣及民间妇女，结果“各坊共报男二十八人”。据说有一个是乞丐，跳了秦淮河，所遗绝命诗一首，很好地说明了当时的风气：

　　三百年来养士朝，如何文武尽皆逃。

　　纲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条。

　　明末清初礼义廉耻的丧失殆尽，引起了士大夫们的深刻反省，他们又再度强调道德伦理的修养，于是因为救亡图存而进行的必要的道德重建掩盖了明中叶以来出现的具有人文意义的星星之火，这不能不说是一场历史的悲剧。同时，清王朝由于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的困难，正在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加强名教宣传，与前述趋势不谋而合，构成了中国王朝史上最后一次文化保守潮流。这场文化反动也许并不能扭转整个社会的颓风衰势，比如，到清乾隆时期，奢靡之风再次席卷整个统治阶级上层，但同时那种代表人文主义觉醒的意识却远没有明中叶以后那样的规模，相反，却有助于一座座牌坊、土堡的矗立。这也许正印证了龚自珍的那句名言——“万马齐喑究可哀”。

　　明武宗朱厚照当然意识不到他的一生对于后世来说具有象征意义。时人对他的举动虽然多感不安，对正德时期社会变化的各个方面有所觉察，却也没有意识到那是明代社会文化历程上的一个转折点；后人把武宗的故事编成戏，多少带着一点同情，是因为他们喜欢看到一位走下圣坛、抹去光环、类似普通人的天子，却并不去想他并非普通人，而是对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生命负有重责的统治者，因此人们便不能用一个普通人的标准来要求他。他的所作所为也许是顺应了时代，但也可能是影响了整个时代。

　　由于正德皇帝纵欲过度，死后并无子嗣来继承皇位。据说有鉴于此，朝臣们便认为应该使皇帝拥有更多的妃嫔。作为经验的总结，这极具讽刺意味：用鼓励“正当的”纵欲来改正“不正当”纵欲的错误——以传统来反传统，在明代社会，这样一个传说也是颇具象征意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