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末或五年初，脱欢死了。他的长子淮王也先继承了其父的太师地位。也先的勇悍超过了他的祖父和父亲，南征北讨，使势力范围大大扩展，北部边境已把贝加尔湖包括在内，南边已近长城一线，东部进入辽东，而最西亦达哈萨克，即今额尔齐斯河一线。这样大的势力几乎是明朝建立后所仅见的，所以正统年间终于发生英宗北狩的悲剧性事件，应该说已不属意外。

　　不过，英宗完全不会料想到日后围绕边事而出现的一切尴尬局面，他当然也不会想到自己为后世子孙们起着何种的表率作用。

　　元朝后遗症

　　明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朱祁镇9岁继位，是为明英宗。几天后，仁宣时期号称“蹇夏”、“三杨”中的吏部尚书蹇义就亡故了。天公也不作美，出现了连续的大旱，畿辅南部、山东、河南、淮安诸地还闹了蝗灾。这是不是上天示警，预兆新朝的未来将不那么太平呢？

　　事情总是无独有偶。这年八月，由于蒙古鞑靼部（东蒙古）阿台、朵儿只伯所部屡屡进犯甘肃、宁夏一带边境，明廷只好派宁阳侯陈懋率军出征讨伐。阿台本是元朝帝裔，是永乐年间赫赫有名的阿鲁台太师所拥立的，朵儿只伯则是其下比较强大的部属。永乐年间鞑靼部强大，成为成祖北征的主要打击对象，因此至永乐末势力已渐衰颓。这时，新兴的西蒙古瓦剌部乘虚而入，追着鞑靼部打，最后在宣德九年将阿鲁台追杀至黄河中上游的五原一带。但阿台和朵儿只伯率领余部，继续遭到瓦剌部的打击，不得已只好向明朝的边镇内流窜。所以此时鞑靼部的内犯，并不是它势力强大，而是它走到穷途末路的体现。真正的原因，则是瓦剌部的兴起。

　　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明军攻陷元大都（今北京），元顺帝北逃。朱元璋深谙“宜将剩勇追穷寇”的道理，不断派兵北击残元。洪武三年（1370年）派徐达进攻居兰州附近的扩廓帖木儿（王保保），大获全胜，又派李文忠攻克元帝所在的应昌，俘虏了太孙买的里八剌及后妃人等。到洪武五年，太祖再次派徐达、李文忠和冯胜等分别由中、左、右三路北伐，但徐达却一败涂地，李文忠部也损失较大，唯有冯胜大有斩获。以明初雄厚之军力尚有如此之败，可见蒙古铁骑之余威尚在。从此往后，明廷大大小小打了不少仗，洪武二十年（1387年）到二十一年（1388年），先后打垮了占据辽东的纳哈出和占据内蒙古的元帝脱古思帖木儿，同时安排宁王朱权、燕王朱棣、周王朱橚等各守边塞；又始设大宁都司各卫，辽东的三万、铁岭、广宁诸卫，直隶宣府的万全诸王，陕甘一带也逐渐设卫，对北部边疆设置层层防线。

　　元朝帝系虽断，但其余部于永乐时分别形成鞑靼、瓦剌及兀良哈三大股势力。成祖在“靖难之役”后略加休整，除了进一步招抚元朝旧部降附，在东北及蒙古各地设立都司卫所以外，还多次派兵甚至亲自率军征伐漠北，成效并不显著。但是，太祖和成祖对北方的经略，固然出于明朝是推翻元朝而建，故此对北方蒙古势力格外警惕的原因，但总的来说却比前朝积极。以往的屏障长城已不再是唯一的防线，而通过在长城沿线设置边防重镇、用亲王守边，以及在边疆各地设立羁縻性的都司卫所等手段，来拓宽和加厚长城这一屏障，这种经营方针自然是可取的。

　　北方游牧族群的内犯已有很长的历史，大约从春秋战国时期，他们与内地中原王朝的冲突便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内容。从战国时的西戎、东胡到秦汉的匈奴以降；唐晚期以前游牧族群的南下牧马多来自西方和西北，故战国时的秦、赵、燕、齐、魏诸国首当其冲，率先修筑长城，至秦则把各国的“拒胡”之城连接起来。用司马迁的话说就是“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长城修建后，虽不能根本杜绝游牧族群的南下，却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频繁出入。事实上，游牧族群的南下侵袭虽有妨于农业文明的发展，但也正是这种挑战，引起了中原王朝的被迫应战，即对西北地区的大规模经营。因为没有匈奴的入侵，也就没有长城的修建，也就不可能立即出现汉代对西域的控制，如兴设边屯、河西四郡、和亲政策、张骞通西域等等。同时由于他们的内侵，切身感受到农业文明的先进，逐渐内附融合，如南匈奴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鲜卑、羯、氐、羌诸族，成为汉人族群的新成员。也许正因为如此，至唐末以后，游牧族群对中原王朝的威胁主要移到了北方和东北方，来自西方或西北的重大威胁日益减少。

　　五代时期契丹势力的强大和南侵或许表明了游牧族群威胁方向的转移。其间还有来自西北方向、为党项羌建立的西夏，但西夏对于中原王朝的威胁相对小些。唯有兴起于东北的女真和兴起于北方的蒙古，先后灭亡掉北宋和南宋——女真建立的金政权占据了整个华北，而蒙古人则建立了元这个统一王朝，这在以往的历史上是少见的，甚至强大如唐时的吐蕃、回纥诸族，也没有达到这样的成功。尽管金对北方的统治是不稳固的，很快为蒙古与南宋夹击灭亡；也尽管与多数中原王朝相比，元朝的统治是短暂的，只延续了90多年，但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明朝的“北虏”问题和满洲的兴起，与此有着密切的关联。因为战争本身也是文化传播的一种重要手段，游牧族群的不断南下本身也是不断吸收汉文化的过程。因此，常常被人们视为“文化冲突”或“民族对抗”的游牧族群南侵，同时也是汉文化强烈吸引力的结果，并非完全是坏事。从打了抢了就跑，到侵疆占地，再到建立统一的新王朝，对于农业族群来说自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对于他们自己来说却是了不起的进步，而这进步则在相当程度上来自汉文明的伟力。

　　尽管如此，蒙古骑兵的侵袭总是使当朝统治者深感头疼。而明朝仁宣以降，面临的大敌就是蒙古的瓦剌部。瓦剌是明朝人惯常的称呼，后来也按音写作卫剌特、厄鲁特或额鲁特，总之代表着漠西蒙古的势力。永乐七年（1409年），明朝廷曾封该部的三个酋长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为顺宁王、贤义王、安乐王，意在笼络。永乐间，马哈木之子脱欢承袭顺宁王位，不仅打垮了鞑靼部，而且吞并了自己内部的贤义、安乐二王的部众，成为蒙古草原上显赫一时的霸主。但脱欢并非元朝帝裔，他想号令诸部，不得不立大元遗裔脱脱不花为汗，自己作丞相或太师来掌握实权。大约从宣德末年开始，脱欢便奉脱脱不花来到克鲁伦河下游那水草丰美的呼伦贝尔草原上，自由自在地游猎和放牧，与明朝廷也还保持着正常的朝贡关系。

　　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末或五年初，脱欢死了。他的长子淮王也先继承了其父的太师地位。也先的勇悍超过了他的祖父和父亲，南征北讨，使势力范围大大扩展，北部边境已把贝加尔湖包括在内，南边已近长城一线，东部进入辽东，而最西亦达哈萨克，即今额尔齐斯河一线。这样大的势力几乎是明朝建立后所仅见的，所以正统年间终于发生英宗北狩的悲剧性事件，应该说已不属意外。

　　不过既然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当然就不会仅指蒙古瓦剌部的势力发展这一件事。宣德十年（1435年）九月，原来在东宫侍候过祁镇的宦官王振被提拔入掌司礼监。王振是蔚州（今山西蔚县）人，永乐年间就入宫作了宦官，并被派去侍候当时的东宫太子、后来的明仁宗，并为仁宗所宠爱。仁宗便让他到专教宦官读书识字的内书堂去学习。到宣宗的时候，念他为仁宗所器重，就把他派去侍候当时还是太子的英宗，几乎是从英宗牙牙学语时直到英宗继位，一直都在英宗身边。也就是说，到英宗继位时，王振已在宫中服务了20余年，历事4位皇帝，算得上老资格的内监了。同时也说明，他在英宗继位伊始即大权在握，并不仅是因为他作了几年英宗的“保姆”，而在于仁宗、宣宗的多年栽培。无论如何，英宗北狩这样一个对明朝人来说的奇耻大辱，正是与王振有直接关系的。正像王世贞后来所说的那样：“车驾亲征北虏，发京师。是举也，司礼太监王振实劝成之，故群臣虽合章谏止，上皆不纳。”

　　徽钦北狩，无独有偶

　　所谓“英宗北狩”，指的是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明英宗统军亲征瓦剌，在土木堡（今怀来以东，距八达岭不远）被瓦剌俘虏的事件。历史上也称之为“土木之变”。所谓“北狩”实在是中国文人为了给皇帝遮羞而发明出的名词。明明是被掳到了北方草原之上，却偏偏要说成是到塞外去狩猎了，这样的文字游戏，不外是那种死要面子的文化传统的反映，在中国文化史上不知凡几。倒是自北宋末年徽钦二帝“北狩”以来，英宗这是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于是在中国历史上也就多少有点地位了。

　　明军对瓦剌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当然不是无缘无故或一时的心血来潮。这时，瓦剌部已进逼辽东，并遣使到朝鲜，降服了哈密、沙州（今敦煌）、赤斤蒙古（今嘉峪关以西玉门一带）诸部；到正统十一年（1446年）后，瓦剌又打击了以前的盟友兀良哈三卫的夷众（即居今齐齐哈尔、安达、白城一带的福余、朵颜、泰宁三卫）；紧接着又乘胜进逼女真。朝鲜人“预料也先既灭三卫，欲歼海西，诸种野人莫不畏惧，不敢宁居”。甚至开始诱迫黑龙江流域的野人女真降顺，所以英宗在正统十三年（1448年）专门向那里的酋长发下诏敕，说“尔等不听也先怵诱，愿出力报效，足见忠顺朝廷之意，朕甚嘉之”。这种形势，已使瓦剌与明朝的冲突迫在眉睫。

　　对上述形势，明廷也并非视而不见，起码从正统九年（1444年）起，朝廷就命令沿边守臣加固营垒、训练军马，警惕也先的入侵。虽说明军应该是有备无患，兵力也不弱，沿边城池装备虽说有些废弛，但还不至于衰朽得十分严重，却仍然遭到严重打击，可见蒙古骑兵冲击力之大。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全面出击，也先自中路攻大同，脱脱不花率三卫之众犯辽东，阿刺知院攻宣府（今宣化），另有一部逼甘肃。辽东兵马号称强壮，但未曾预料瓦剌兵马趁夜突袭，被打个措手不及，当然无法对阵交手。但瓦剌军在广宁一线攻城不克，只好掳掠些人口牲畜撤走。进攻大同的也先部自然是瓦剌的主力，明军一支部队出雁门关迎敌，不是他们的对手，在猫儿庄（今丰镇东北）失利。朝廷派宋瑛、井源、朱冕等率兵数万驻扎在阳和口（即山西阳高以北的一个长城关口），准备与瓦剌军交战，但据说是受到王振党羽太监郭敬的阻挠，被打得大败，横尸遍野，宋瑛、朱冕阵亡。尽管如此，也先一击即走，大同、宣府诸镇没有受到什么威胁，正如也先所说的，“纵不得其大城池，使其田不得耕，民不得息，多所剽掠，亦足以逞”。蒙古骑兵以野战见长，攻城为短，他们为了扬长避短，只能采取这种游动掳掠的办法。所以如果英宗没有轻易出师亲征，就不会发生“土木之变”这样丢面子的事件。

　　那么英宗为什么非要率师亲征呢？难道就像史书上所讲的，完全是王振极力怂恿的结果吗？抑或是他具有明成祖那样好大喜功或明武宗那样百无顾忌的心态？

　　从英宗的一生来看，除了这次遭难以外，并没有那种极大的气魄、十分的抱负或者希望借机走出宫禁去领略自然风光的过分欲望，这一次“北狩”应该说是绝无仅有。他出征时对待群臣的劝阻并不像武宗、世宗或神宗那样，而是说：“卿等所言皆忠君爱国之意，但虏贼逆天悖恩，已犯边境，杀掠军民，边将累请兵救援，朕不得不亲率大兵以剿之。”后来身陷虏中，也曾对本国使臣李实解释道：“比先我出来非为游猎私己之事，乃为天下生灵，躬率六军，征讨迤北，不意被留在此。”对此，我们还无法尽视其为冠冕堂皇的托辞。

　　时人大概都认为此举乃是王振力劝的结果，所以大臣们虽接连谏止，英宗都不接受。也许王振正是用一些堂而皇之，比如“出民水火”或者显示国家对夷狄强盛的警戒之类理由来打动天子的。朝臣们在这样一个问题上也许是与王振一致的，那就是大臣们认为圣驾不必远出，因为朝廷文臣如云，猛将如雨，瓦剌进扰是“丑虏无知”、“自取败亡”，所谓杀鸡焉用牛刀；王振力促英宗亲征，恐怕也是认为瓦剌不堪一击，数十万大军一出，立刻土崩瓦解，待到凯旋之日，自己的威望则更为增大。他当然不希望此行对英宗会有什么危险，因为他的命运同样系于此。所以当圣驾驻跸大同时，太监郭敬密告王振，再往前行恐遭不测，这才使王振“始惧”，立刻建议回师。

　　撤军过程中的种种曲折不必再述，总之到了土木堡，瓦剌军奇兵突袭，在心理上早已输了的明军无法抵抗，英宗皇帝便在这种出乎意料的境况下作了俘虏。对此，也先也完全没有心理准备，“闻车驾来，惊愕未信”。于是，许许多多的因素造成了这次天子北狩，并非一定是必然的结果。

　　对于周边的游牧族群来说，汉文化有一种神秘的感召力，这倒不仅是丰富的物产引起他们的羡慕，还有那种傲视一切却悠然自得的气度，那种完善的社会体制（Social institutions），都使他们发自内心地折服。这就是为什么发生北魏孝文帝改制、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的缘故。而天子深居九重，通常是这种神秘力量的代表，也即所谓的“克里斯玛人物”（Charisma figure）。魏晋南北朝时期刘琨或段叔碑、勒准等都说过自古以来没有戎狄为天子这样的话，而像唐太宗则被四夷尊称为天可汗。北宋的徽、钦二帝被金兵擒获，却也不敢杀头。所以周边少数族群是把中央政权的天子视为辽阔的疆土、繁荣的城市、丰富而高雅的文化生活之象征的。所以英宗尽管落难，身上那层神秘的光环犹在。故也先曾说，大明皇帝由于“天的气候落在我手里，众人劝我射他，我再三不肯；他是一朝人主，特着知院伯颜帖木儿吾早晚恭敬，不敢怠慢。你每捉住我时，留得到今日么？”

　　就是这个伯颜帖木儿服侍了英宗一年，到将送英宗回朝时，却也恋恋不舍。他把手下人屏出帐外，对英宗说起知心话：“我每这里怎保得长胜长太平？比先汉王与霸王两个争皇帝天下，霸王与汉王杀七十二遭后，天可怜见，汉王一遭杀了霸王，就得天下做了皇帝。你若回去坐了皇帝位时，就是我的主人一般，我这里有些好歹，我便表投你。……”后来见英宗远去，不禁放声大哭，说，“我的皇帝今日进去了，再几时得见？”

　　史料里未曾记载，在此情此景之下，英宗做如何想。当然他会把此次蒙尘看作是一次耻辱，也非常急于回到他所熟悉的九重禁城之内，但如果他人性尚存，多少定会有些感伤的。起码伯颜帖木儿的那一番话是打动了他的：“今日你兄弟在家做了皇帝，皇帝位子是你的。你到家不要怕大小臣宰每……缘皇帝的位子是我的。你还要你的皇帝位子坐”。他此刻心中所盘算的，也许主要是这个。

　　土木之变中英宗被俘，当时的兵部侍郎于谦力主国中不可一日无君，当立英宗之弟郧王祁钰监国，以绝瓦剌挟天子进行要挟的念头。后又以太后之命立祁钰为帝，改年号景泰，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但宝座坐久了，自然不想下来，只是经不住群臣一再上疏，瓦剌那边又表示要送回英宗，景泰帝这才勉强派人去迎；又在众臣的一再督促下，他到东安门去迎接其兄。虽说相见之时，互相参拜，拉着手相对而泣，一个要把皇位归还原主，另一个则坚辞不允，表示要退居二线，史书上记载说是“推逊良久”，其实各自都心怀鬼胎，满嘴都是违心的话。

　　太上皇回銮后居住在所谓的南宫，即皇城东南角那个俗称为“黑瓦殿”的崇质殿。他在那里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景泰帝的寝食不安，慢慢竟成了一块心病。如此心境自然引起疾病，景泰八年正月病情加重，便给了太上皇一个合理的复辟机会。于是英宗在间隔了七八年之后，重新作了天子，改明年为天顺元年，成为明朝仅有的一位拥有两个年号的皇帝。

　　尽管庙堂之上的风云变幻会影响朝廷对于边患的应变能力——比如在瓦剌兵围北京时抗敌有功的于谦在英宗复辟后被莫须有地杀掉，但无论如何，瓦剌的问题或者其他蒙古部落内犯的问题没有得到任何解决。只是由于蒙古各部内部之间的冲突及明朝边将的适当防御，在嘉靖中期以前，他们看起来的确是“癣疥之疾”。

　　景泰元年（1450年）也先送还了英宗，次年就攻杀了他名义上的主子脱脱不花，自称大元天圣大可汗，并东征西讨，直到景泰五年也先被手下大酋阿剌杀掉。这以后，瓦剌便从霸主的地位上跌落下来，原来被瓦剌追着打的鞑靼部又复兴起来，拥立了脱脱不花的儿子为汗，就是明代史籍上出现的第一个“小王子”；到成化年间，又出现了一个赫赫有名的小王子，就是蒙古史上的达延汗。此人从成化年间接连自大同一线内犯，常常是“连营数十里”，弘治时还自称大元大可汗。只是这时瓦剌部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对再兴的鞑靼部仍是个威胁，所以明人认为他们虽然经常深入边境抢掠，但因为自相猜忌，不能久留内地。也正因此，达延汗首先打败瓦剌，使其一蹶不振，又接连打败了与他争雄长的其他蒙古势力，统一了内蒙和外蒙的一部分，这样明朝边境上遭受的压力就要大起来。特别是到了他儿孙辈时，他原封的右翼部落日渐强盛，逐渐由鄂尔罗斯、土默特向左翼察哈尔地区扩张，其中尤其引起明朝人恐慌的，便是达延汗的孙子、当时占据了土默特地方的俺答。

　　无可奈何花落去

　　应该说从朱元璋开始，明朝的统治者对于北部边防就颇为重视。他用亲王守边，统率重兵，边塞烽火不举；后来朱棣干脆以天子守边，便有用政治重心的北移来拓远北部防线的意图；并设大宁都司、开平卫、兴和卫、东胜卫（大约即今辽宁建平、内蒙多伦、河北的张北及山西大同与内蒙呼和浩特之间的一线）作为第一道防线。后来朱棣等人把防线内撤，第一道防线变成为长城沿线的“九边”。其中辽东地区女真等族势力尚未强大起来，所以明中期前后，还能有效控制长城以外的部分地区；而像黄河河套等地因为蒙古入侵的缘故，自正统初年便逐渐放弃了。

　　不过以中国当时之实力，还不至于对付不了时分时合的蒙古各部，恰如土木之变后明朝使节去见也先时所说：“先因太师人马南侵，父被害者子为报仇，兄被虏者弟亦报仇，人皆乐为从军。今南朝沿边关口军马多者十余万，少者六七万，极少者二三万，但各奋勇欲报君父之仇。”按霍冀的《九边图说》、茅元仪的《武备志》等书，明末各边镇的马步官军各8万至10万左右，较少的是延绥、甘肃、山西三地，各有兵马5万上下，虽比原额均有减少，但力量的对比还是很明显的。从机构设置来说，明代开始临时性地设置总督、巡抚之职，而正统以后各边镇非有总督，便有巡抚。火器的配备也很惊人。就在英宗北狩之后，于谦同大将石亨在京师德胜门外阻击瓦剌军，用大炮给其以重创。

　　虽说朝廷一贯重视北方防务，甚至官兵的赏功都以北边为上，东北次之，西番及苗蛮又次之，内地的造反则再次之，但同时又有许多因素在瓦解着防务的基础。

　　首先是明代武将地位的低下。这种做法本是为了维护中央集权，而且宋太祖赵匡胤就已采取了“杯酒释兵权”、加强禁军、打击节度使和设置文臣知州等手段，把宋朝文臣的地位抬得极高。只有在特定时期岳飞、韩世忠诸人才露出头角，而且很快就销声匿迹了。也许是因为吸取两宋积贫积弱的教训、更可能是由于草原骑士的遗风，元代的武将地位颇高，于是一反宋代重文轻武的趋势，就连朱元璋也当着帮自己打天下的将领的面，夸奖元末的名将扩廓帖木儿，说他是个“奇男子”。不过说归说，朱元璋对这些奇男子并不容情，因为能量太大对自己是个威胁，于是统统杀光，心眼儿比赵匡胤还狭窄。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制度上下工夫。最初节制天下军事的有大都督府，后来把它一分为五，互相牵制，同时还有兵部负责军队的组织调配。五府有衙门印信，但不得干预平时的营操；遇有战事出征选帅，则由兵部题请；士兵平时则被分散在各个卫所之中，一手拿镐，一手拿枪，边生产，边训练，有命令征调从征则临时集结作战。打完仗后，将归于府，军归于营，印归于朝，“其意深矣”。在这样的防范之下，军官不仅素质低下，而且没有什么任职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