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寒假，我都在读一个人，一本书。套用时下流行的语言，这个人也许可以算得上是『社会学史上的失踪者』了。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对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风起云涌的乡村建设，此人指出，『在现在这种农村运动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的时候，我愿意诚恳地指出，就是中国农民的生计问题，不是现在各地的农村运动所能解决的。假如现在还有人迷信农村运动，可以解决中国农民的生计问题，将来一定会失望，会悲观』。

　　虽然，乡村建设的内容并非只有『生计问题』，但他说得基本没错。回顾自上个世纪初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历史，不难看出，从早期的山西村制改革，到定县、邹平、徐公桥、无锡等地的实验，再到后来『伟大领袖』号召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直到国内环境出现突变，或是政治人物、政策性导向发生变化而使『运动』戛然而止，整体来说，似乎除了留下一些可资推崇的精神遗产外，所谓的『到农村去』运动实于改变农村本身并无多少建树，有的甚至还给整整一代人带来了灾难。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当代乡村建设运动仍会重蹈先行者的覆辙？有意思的是，知识分子对当下农村的描述，已经从过去的『农村破产』变为『乡村凋敝』。在城乡关系仍旧如此紧张的今天，乡村建设在一边倒的利益诉求下究竟还有多少改良的空间？乡村建设难道只是中国知识分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道德心结吗？

　　《碧山》准备用两辑的篇幅来探讨这个问题。作为统领整个专题的文章，钱理群先生的《我们需要农村，农村需要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运动的历史回顾与现实思考》是一篇十多年前的旧文，但文中所述的历史回顾与现实思考对于今天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仍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也许钱先生已经预见了这十多年来乡村建设在中国的蓬勃发展，不管怎样，他所提倡的『低调的、理性的理想主义』，不啻是一种脚踏实地、正视现实的选择。

　　《失败是不算数的：2012碧山计划杂记》则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在这篇多少带有一些《纽约客》风格的文章里，孙云帆始于懊恼但终于饶有兴致地记录了其参与黟县摄影节和碧山丰年庆的『失败』经过，中间看似『走神』的对乡村现象的描述反倒让人眼睛一亮，并在最后不计『前嫌』地和我们分享了美国的经验。作为当事人之一，我深谙所谓『失败』的缘由。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时运不济的结果，但事实上，这无非是『事有必至』的『理有固然』罢了。我以为，这个结果并非那么坏，从某种意义上，这反倒为我们规避了仪式的烦琐，从而直接切入了自由交流的主题。如果说有缺憾的话，那就是，一堵高墙业已砌就，我们在墙这边，村民在墙那边。当然，这肯定是致命的。

　　《郝堂素描》和《精神还乡：渠岩和许村的故事》出自潘思雨和梁莉两位尚在高校的青年学子之手。在她俩的笔下，孙君和渠岩，两个对历史文化高度敏感，以及有着一技之长优势的艺术家，他们从事乡村建设的着手点不约而同地是从乡村规划和老屋重建开始的，或许有时你会出现幻觉，我们与村民以及当权者的分歧很大程度上其实是美学上的分歧。对于孙君和渠岩而言，用符合当地农民和政府思维的语言进行工作，加上当地文化精英的支持，做一个『深入式、扎根式』的乡建工作者，几年下来，春风化雨，乡村建设完全是一个可为且能为的事业。

　　本辑文艺乡建的视野还涉及了台湾南部美浓的『黄蝶祭』和日本越后妻有的『大地艺术祭』，让我们看到了文化和艺术在乡村重建中的作用与力量。

　　前面提到的那个『社会学史上的失踪者』，他叫吴景超，歙县人，我的徽州乡贤。在今天乡村建设似乎也成为一种『时髦』的时候，吴先生，作为梁漱溟先生的对立面，读一读他的书很有益处。但我们不能因为『失望』和『悲观』，就停止脚下的步伐。从本辑文中介绍的那些行动者来看，其实天下事尚可为。认识你脚下的土地，与认识你自己一样重要。成为一位改良主义者的同时，也并不妨碍你成为一位个人主义者。救活乡村，其实就是救活自己。去国还乡，在我看来，正是走在寻找我们传统家园的路上。我们的家园在哪里？最重要的还是在每个有着传统文化精神且富有创造力的人身上。去国还乡，实际上是在寻找我们自己，只要前仆后继的人还在，我们的家园就不会消亡。

　　2013年3月10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