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起手机又听了一遍，是我的声音，而且没有剪裁的痕迹。我似乎的确是这样说的，但，事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语境呢？前因后果呢？

　　我跟自己说，别慌。然后拨通王制片的电话。

　　“你几个意思？”

　　“你和传媒圈不是挺熟的吗？问问你的朋友们、老师们，这句录音传到网上是什么后果。我再给你写篇人物小传，让你从网上红到现实里，好吗？”

　　“好啊。”我咬着牙说。我自信历史清白，别说没有混乱的私生活，连翘课记录都没有。

　　“顺便解答网友好奇的‘你知道我爸妈是谁吗’，好不好？”

　　好像有支手枪顶在我的太阳穴上。

　　太卑鄙了！

　　“我会解释语境。‘制片人潜规则女编剧未果’，好像网友会更有兴趣哦。”

　　“你放心，他们不会的。”那边传来笑声。

　　“哒”的一声，电话挂断了。

　　我感觉自己所有的精神都被这通电话耗光—

　　我纵然年轻、幼稚，说傻也行，但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

　　怎么办，怎么办。

　　我光着脚在地板上来来回回地走着，房间里只有我的喘息声。而窗外的夕阳一寸一寸地沉了下去，然后连晚霞的红光也黯淡了，房间里呈现出毫无生机的青灰色。

　　我在脑子里搜寻着能把这件事压下去的大人物，然后陷入了更深的绝望。我曾经有宝贵的工作机会结识他们，但我当时只当作是普通的实习，竟然丝毫没有留心。如今我能联系到的只有英总，而且我也不确定一个影视公司的CEO，和这件事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远。

　　以及，她是否愿意帮我？

　　我当初拒绝回去工作的时候，是多么傲慢啊！

　　只能给英总打电话。

　　“小海棠，我在度蜜月呢！我结婚了！”英总的声音欢快得像个小姑娘，我听到了海浪拍击沙滩的声音。

　　我哽住了。

　　平生最怕给人添麻烦，巴不得做一个最无害的人，巴不得变成隐形人，巴不得把不该吃的亏也吃尽，如今要在人家度蜜月的时候哭诉这种倒霉事。

　　我说得很急，又没头绪，常常说到一半又回头解释人物关系，越说越快，越说越乱，最后哭了起来。

　　“英总，我无所谓，可是我爸妈不能卷进去。如果他真的发到网上，您认识能把这件事压下去的人吗？”

　　那边沉默了好一会儿。

　　于是我知道事情不妙了。

　　“小海棠，如果在几年前，在搜索引擎里删掉就能控制住这种事，但现在是微博时代了，我的确认识一些人，可是如今没有哪个传媒巨头可以压得住什么消息了。”

　　我哇地哭了出来。

　　“别哭，你现在能记住我说的话吗？”

　　“能。”我一直在抽泣，可是我不可以说不能。

　　“如果你现在脑子不清楚，就用笔记下来：第一，这件事最糟糕的可能是被和你爸爸妈妈有过节儿的人利用，那就真的不可收拾了，所以别怕挨骂，这件事一定要告诉他们，让他们有个准备。第二，从现在开始只要接他的电话都要录音。第三，试着找一找他的把柄，这是最有用的。第四，”她叹口气，“做好最坏的打算，如果这件事真炒成了社会热点，你要有对自己最有利的应对。”

　　我一下子蒙了。如果懂得应对，也不会捅这么大的娄子。

　　“公关稿我让妙妙替你写好，以防万一。她的能力你放心。”

　　我不能再要求更多。英总能做的只有这么多。挂掉电话后我愣了很久才想起来去找陈言，也许他会有办法，至少他的爸爸妈妈会有办法。出租车在夜色里穿行，橘色的路灯照着大团的黄叶落下，夜晚很美，但我心乱如麻。陈言不是没劝过我息事宁人，而我搞砸了。不光让陈白露又被羞辱了一次，还把麻烦引到了自己家里。车停在陈言和陈白露家楼下的时候，我想，无论陈言怎么训斥我，不要反驳，听着就是了；无论这场风波能不能平息，怎么平息，以后做个低调的人，再也不敢嚣张气盛。

　　我噙着眼泪说了这些，等着陈言朝我发火，但他没有。陈白露也没说什么，只是倒了一杯热牛奶给我，让我一口喝尽，早早地上床休息。

　　陈言抱着毯子睡在沙发上，我心里很乱，分不清自己是睡是醒。后来陈白露把我抱在怀里，我听着她清晰而有力的心跳，再后来什么也听不到了。

　　第二天，陈言和杨宽带了几个在五道口混社会的黑人，在王制片去接女儿放学的路上截住他。他们把他拉到西五环外的一片荒地上，打断了三根肋骨，叫了救护车，然后把他女儿的照片甩到他脸上。

　　陈白露在厨房做晚餐，浓郁的丸子汤的香味飘了出来。我坐在沙发上听陈言给我讲今天的经历。

　　“谢谢你之前为她做的。”陈言看着厨房里陈白露的背影，轻声对我说。

　　我点头：“你知道我多爱她。”

　　“不过，保护她是我的任务。”陈言说，“保护你也是。”

　　陈白露端着晚餐走出厨房，然后陈言当着陈白露的面亲吻了我的

　　额头。

　　那天陈言有工作，吃过饭就出了门。我本想和他一起走，但陈白露拉住我，说是有事要和我商量。

　　她是在这天告诉我她在澳门遇到一个请她吃生肉的人。

　　陈白露说，这人姓薛，做海运生意，常在澳门招待客户，需要许多陪赌女郎。她组织了一个模特团，每个月带去澳门一次。

　　“什么模特，都是大野模儿。”陈白露轻蔑地一笑。

　　我很震惊：“你为什么做这种事？”

　　她比我更意外：“因为我缺钱啊！”

　　“缺钱也不能做犯法的事啊！”

　　“这在澳门不算犯法，傻瓜。”

　　“可是在北京算啊！”

　　“咦，我一没给她们洗脑，二没胁迫她们，都是成年人，你情我愿，别说没犯法，就算犯法又怎样？你放心，我只是她们的经纪人，我自己是不做的。”

　　“哼。”

　　“有话直说，别给我摆脸色。”

　　“王制片这件事，你知道为什么费这么大周折？为什么陈言明知道你受委屈也要息事宁人？他说要顾全你的体面。可是你做这种事，如果传出去，别人该怎么议论呢？不是辜负了陈言吗。”

　　“体面？”她冷笑，“那是最不体面的人编造出来、好让人们活得像蝼蚁和工具一样的东西。你以为我这半年多开销从哪里来？陈言赚钱这么少，又不上进，总是说够用就好够用就好，可是多少算够用呢？吃得稍微差一点儿就觉得委屈，冻蟹只要日本空运的，后来我悄悄换成海南产的，他一口就吃出来，问我为什么不买日本货。他妈的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纨绔公子。也不是我计较这些，我自己也花销无度，只是我很快把积蓄都贴补了家用，一点儿也不剩了。这两个月过得很俭省，心里想马上能拿到剧本的全款，再之后就海阔天空了，忍一忍吧！结果又是这样一个结果。他多么虚怀若谷，多么君子，大手一挥说不追究就不追究。我同意，倒不是为了什么体面不体面，是因为我知道一定追不回来。现在你要我怎么办呢？我要交房租，要吃饭，老首长病得昏昏的，我总不好跑去要烟要酒。这些加起来要多少钱？我去做枪手吗？回展会去露大腿吗？也不是不可以，可是这样赚钱，我累死也赚不够呀！何况我再也不想规规矩矩地，赚一点儿别人吃剩的渣子了！坏人创造历史，好人繁衍种族，像你这样做事畏畏缩缩、迈一步还要想别人怎么看你的人，就只配繁衍种族。”

　　如果说我刚才的话是出于良知的劝告，那么我现在的心情完全是委屈和震怒了。我畏畏缩缩？为了帮她出头，我险些把自己一家人搭上。事情没有办妥，况且我不是爱提往事的人，我从来不把这件事挂在嘴边炫耀，但不代表你陈白露有资格遗忘。陈言说的，这世上真心帮她、永远站在她这边的人有几个？觥筹交错纷纷，来往应和许多，可能数得出的，只有我、陈言和杨宽三个。这样的朋友，被她说成“只配繁衍种族”。

　　“好，我只配繁衍种族。”我气得直发抖。

　　“我是说你是个好人。”她又怒又笑。

　　我连多和她讲一句话的心情都没有。我连摔门表示愤怒的心情都没有。

　　我一个人走在严冬的街道上。这是一个晴朗无风的夜晚，空气是干燥的冷，连往常热闹无比的工体北路都空无一人，只有一只白色的鸟发出哀伤的叫声，从我的头顶飞过，一直飞到夜空里去了。

　　我去找杨宽，为白天的事向他道谢。他正蹲在院子里擦他的新车，一辆黑紫渐变色的卡宴，见我来，他站起来得意地问：“怎么样？”我点点头说：“不错。”然后在心里说：“真是丑爆了。”

　　“觉得丑就直说。”

　　“哎，你怎么知道我觉得丑呢？”

　　“别装蒜了，陈白露把这辆车损了三千字。你们俩的审美观还不是一样的？”

　　我泄气，“我和她吗？真不一样。”

　　杨宽打量着我，“又吵架了？”

　　我无精打采。“没。”

　　“奇怪了，你这么仗义地替她出头，她怎么还欺负你呢？”

　　“她没欺负我。”我叹口气，“我走啦。”

　　我垂着头走出院子，他瘦长的影子还铺在我面前的青石路上。我才想起来还没向他道谢，转过身却不知道怎么开口。

　　说“谢谢”会不会显得太生分？我怔在那儿。

　　杨宽把手里的抹布扔在一边，走上来拉着我的手：“多大的娄子都替你平了，还有什么事不能说啊？说吧，又惹上什么事了？”

　　“我怎么就老得惹事呢？”

　　“不是陈白露欺负你，也不是惹了事，你这欲言又止的德行……也就是你吧，换了别人，我肯定以为是勾引我呢。”

　　“滚！”

　　我想了想，杨宽是我们当中最老成的，熟读《三国》，崇拜曹操，只比我大三岁，我和陈言还在吃喝玩乐的时候，他早就是他爸的左膀右臂了。

　　“我最近有点儿糊涂—”

　　我只说了这一句，他就乐了，拉着我往客厅里走：“现成的人生导师在这儿呢，哪儿能让你犯糊涂呢？”

　　杨宽烧水泡茶。

　　“杨宽，你告诉我……”我低头咬着嘴唇，“为了赚钱，是不是什么事都可以做？”

　　“不是。”他干脆利落地回答，声音里不带一丝一毫的犹豫。

　　我倒意外。

　　“拐卖婴儿当然不可以啦。”

　　“那是当然—贩卖器官还不可以呢！贩毒还不可以呢！我指的是没有触犯法律，或者打擦边球的事。”

　　“你遇到什么麻烦了？”他很警觉。

　　我赶紧分辩：“不是我，是一个朋友—呃，一个人。”

　　我怕他会立刻想到陈白露。

　　“就是一个不太熟悉的人，她想赚钱，可是手段有些……我……我心里有点儿乱。”

　　“那么她赚钱是为了维持生存呢，还是为了维持虚荣？”

　　“我说不好。生存和虚荣之间一定有明显的界限吗？如果有一种人，他们从小生活奢侈，在只能勉强维生的人看来，这是虚荣；可是在他们看来这是唯一的生存方式。”

　　杨宽沉默了很久，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然后他站起来，在飘窗前点了一支香，昂贵的奇楠，一小缕白烟从做成兽头形状的香炉里飘出来。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我的一个朋友。也许在你们做编剧的看来，这个故事不够曲折，可是放在现实里，也算有意思的了。我随便一讲，你呢，随便一听，如果有一天你写剧本的时候不知道该添什么情节，这个故事你尽管拿去用。

　　“我的这位朋友和陈白露一样是大院出身，他们从小受的教育也一样，那就是‘低调’。在军队里，官大一级压死人，任你父母地位再高，也有看人眼色的时候。这位朋友从小就是在这样森严的等级制度里长大的。如果他一直在大院里住下去，像身边的同学一样读个青年政治学院什么的，也许这一辈子会平安又顺当；可是呢，他父母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送他去LA 读大学。哇，这位朋友一到了自由的LA，就觉得之前十八年伟光正的人生简直白活了。原来人生来是平等的，没有人应该忍受别人在尊严上蔑视自己；原来值得人用智慧去获取的只有自由，而不是钱或者权力什么的。

　　“人在一个封闭的、官本位的地方待久了，突然被丢到平等自由的世界，那是一种类似‘醉氧’的感觉。你会带着仇恨过去的情绪同之前的十八年划清界限、断绝关系，并且不问对错地接受新环境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其实人心大同小异，贪婪和残忍是不分国界的，只是这个道理呢，一个十八岁的少年并不懂得。

　　“这位朋友用了半年的时间把自己身上‘大院子弟’的标签完全洗掉，一点儿不剩，并且变成了它的对立面。他和LA 本地的街头混混搅在一起，戴头巾、飙车、飞叶子，整日整夜high 着醉着，除了卖叶子给学弟，几乎不去学校。

　　“四年之后这位朋友回国，他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在大院里生活的能力。他已经被文明世界同化了，看着这个封闭的院子，处处觉得不顺眼。他的爸爸妈妈给他找了个工作，这个工作简直是为收容像他一样的子弟而设的。这些人在闲职上拿着高薪，真正的收入来源却是利用家里的关系为政商牵线。你知道一个在LA 生活了四年的人有多反感这样的人生？简直多待一天都觉得恶心。

　　“这位朋友对父母说想去德国读一个硕士，所以必须辞职学一年德语。他的父母很高兴，以为终于知道要强了。可是这位朋友辞了职、搬出大院，却根本没有用心上过德语课，每天像在LA 一样东游西逛、吃喝玩乐。所以说知子莫若父，他爸爸早防着他这一点，生活费给得很少。

　　“一个习惯了花钱如流水、又没有什么生存能力的人，你要他怎么办呢？他想来想去，自己在北京最好的小学和中学读过书，又在LA 留过学，可是学到手的技能，竟然是卖叶子。在LA，这是合法的，所以这位朋友呢，根本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很严重，道德上的压力是绝对没有的，只不过因为在北京这种事是违法的，所以他很谨慎。

　　“他后来做得很大—如果你要写一本和毒贩有关的小说，我可以细讲给你听—但是很隐蔽。他从来不请朋友到家里做客，虽然他的货物并不放在家里。很多朋友为这件事感到纳闷，还传出了一些猜测：有人说他住在顶级豪宅里，却害怕露富；有人说他父母只给他租了一个小单间，他害怕朋友取笑；还有人说是因为他在家里养了两三个姑娘……总之一个比一个荒诞。假如他是一个孤零零的人，无亲无故、无牵无挂，完全可以做得高调一点儿，至少，让哥们儿姐们儿知道自己的住处是没有问题的；他谨慎到变态的地步，完全是出自一个放不下的心结：万一出了事，自己无所谓，可是父母呢？他们操劳半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养出这样的儿子，半辈子的清名都勾销了。

　　“他因此活得很分裂。生活中的朋友把他当作和自己一样的纨绔子弟，没有人知道他和他们一起吃喝玩乐的钱是带血的，没有人知道他同黑道来往、频繁搬家、不敢交女朋友、在街上见到警察哪怕是交警都会心脏漏跳一拍。黑道上的朋友呢，都以为他是从小在街头混起来的大哥，谁想得到他父母是谁？谁知道他本来过着什么生活？说出来又有谁会信呢？

　　“有一天，他做生意回来，在小区外的马路上发现有不少警察，小区门口也有；到了楼下，发现楼下有一辆警车，三个警察坐在里面打牌。他当时就慌了，以为自己出了事，骑着摩托车掉头就跑，一路在三环上狂奔。他要去一个安全的地方，可是哪里能比大院更安全呢？他只能回家。一路上他还在想警察有权力随便出入大院吗？要和父母坦白吗？他们救得了自己吗？能救到什么程度？如果父母出面与否的结果没有太大区别，他宁愿一个人扛下来，只求别对外公开自己的身份，保全父母的名声。

　　“他把摩托车停在父母家楼下的时候膝盖已经软了，在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一刻钟才上楼。推开家门他傻掉了，满屋客人，像是一个沙龙，又像是酒会，宾客都是大人物。你能想象吗？一门之隔，在门外还是逃犯，在门内又是公子哥。

　　“这位朋友出国后就没有再认真读过书，可是在他小的时候，父母很重视对他的教育，他小学时就读过《红楼梦》，有一句话，在他坐在那群绝顶大人物中间的时候，一字一字地跳进他的脑海里：训有方，保不定日后做强梁。

　　“好在他没急着对父母坦白，那场宴会还没结束，他就听懂了：这几天在开‘两会’，所有的街道和社区都增加了警力。

　　“他的小学是在一所贵族学校念的，在郊区，平时寄宿，周末父母接回家。一个不到十岁的小男孩万万不该远离家人，十几年后他回想起来，那是一段完全灰暗的童年。那时候吃过晚饭，有一段自由活动的时间，他在塑胶跑道上跑步，脚下是厚厚的金黄的落叶，他听着自己沙沙的脚步声，心里想：好孤独啊。

　　“后来他在哥们儿和小弟面前都不能说‘其实我是谁’的时候，他常常想起这句话。当然孤独从来不是可以解决的问题，古今中外、智者文盲，谁能摆脱孤独感？只是人心的承受力是有限的，当你完全不能在任何一个群体里找到一丁点儿的认同感时，那种感觉很痛苦。他做完生意常常是午夜，和朋友们喝酒聚会也是在夜里，他不知道有多少次冲动地想对着夜空喊一句：‘喂—你知道我是谁吗？真想告诉你我背后的事，哪怕用别人的名字讲出来，只要让我讲出来!’

　　“当然不能讲。后来他在德语班认识了一个姑娘，天真可爱得像一张白纸。他很喜欢这个姑娘，觉得她简直是在一个漂亮的外表里投入了纯洁的灵魂，如果世界上有天使，那么就是她这样。他请姑娘吃饭，把自己经历过的好玩的事都讲出来，想逗姑娘开心，可是不管他说什么，哪怕添油加醋地让自己听起来更厉害，姑娘也总是淡淡的，好像根本不觉得这些奇遇算什么大事。

　　“然后他心里一动，说：‘你知道吗，其实我是个毒贩。’

　　“没想到姑娘点头说：‘好啊。’

　　“‘你信吗？’

　　“‘信。’

　　“然后这位朋友被吓到了。姑娘的神情很笃定，不像是在开玩笑。他问为什么，姑娘说：‘因为你总是嬉皮笑脸，可是眼神又很不开心，你讲的那些飙车呀、逃课呀，都是皮毛，我知道你心里一定有个大秘密。’

　　“他很后悔自己没有把持住，坚守了一年的秘密，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说出了口。谁知道这姑娘是什么来路呢，谁知道她可靠不可靠。他只能不动声色，说，‘所以你也要告诉我一个秘密，当作回报。’

　　“姑娘说：‘我以前是做二奶的，现在不做了，读书、镀金、洗白，做个好人。’

　　“这一次惊吓比刚才还要严重，他一直以为她还是处女呢。可是冷静下来一想，难怪她的眼神里总带着悲悯，难怪她从来没有大喜大悲的时候，她的淡泊被他误认为是天真，其实那是历尽沧桑后的超脱。

　　“这个姑娘成了第一个知道他地址的人，他们住在一起。他手把手地教姑娘如何分辨货物的等级、如何从细节里看出对方是否在撒谎、如何躲开警察的跟踪、如何不吸入也能验货。姑娘的聪明不亚于他，而且比他更谨慎，她很快可以独立工作了，他的压力小了一半。

　　“男混混和女混混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只可惜幸福没有持续太久。他的野心很大，生意做得越顺手，就越想要扩张。当时有一所高中里的校霸来找他，要他做唯一的货源，这件事给了他灵感，他想把这张网铺满全区的高中，以后还可以扩张到整个北京……但是女孩不同意。

　　“他们大吵一架。女孩说，成年人应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但是孩子没有这个能力，赚这样的钱，将来会遭报应；这位朋友说，高中生虽然是未成年，但是心智已经成熟了，他们不该得到特殊照顾。

　　“其实他心里清楚女孩是对的，可是谁能抵挡钱的诱惑呢。钱是糖果，是泥潭，是魔鬼，他背着女孩同校霸做生意，可是很快被女孩发现了。女孩说，‘我尊重你的选择，何况这本来就是你的事业，只不过我从此不再碰你的生意，你最好一丁点儿都不要让我知道，你的得意不要再向我炫耀，你的压力也不要再在我的怀里发泄，从此你把我当作从不知情的人。’

　　“可是他们的感情本来就是建立在相依为命的基础上的，一旦这层关系被抽掉了，生活突然变得干瘪乏味。他们在冷淡的关系里过了半年，这位朋友就出事了。

　　“他开始在全区的高中里扩张业务，可是这些高中里有的是对家的地盘。他想靠低价和暴力把对方挤走，本来是胸有成竹的事，但对家搬出了大靠山。这靠山之大，是即使他把他的父母抬出来也摆不平的。结果他不仅没有挤走对方，反而有一天在回家的路上被几辆警车跟踪，而这一次绝对不是虚惊一场了。

　　“直到这时候，他才像大梦初醒一样，明白在LA 学到的街头生存法则，并不能原封不动地适用于北京。这里同利益相关的地方，不管是中心还是角落，早就被有权力人的瓜分殆尽。

　　“他像上次一样想躲回大院，但是这一次，他在中途就被警车截下了。万幸那天他身上是干净的，警察盘问了他一宿，什么收获也没有。然后他决定收手了。

　　“如果他父母换作别人，他一定会斗一斗；可他们偏偏不是别人，他不能让他的姓氏蒙羞。有的人玩得起，可是他玩不起，那么就只好认输。

　　“在黑道飘荡两年，每一天都像是世界末日。谁也不知道第二天敲门的是送奶工还是警察。所以钱像流水一样进来，又像流水一样花出去。他不会理财，姑娘也不会，两个人糊里糊涂地，到最后分文不剩。

　　“那么，这两年他饱受的不被认同的孤独感和背负的道德原罪，都成了白白付出的辛苦，到最后除了一段污点人生之外一无所有。当然，流

　　水一样地花钱也带来过快感，毕竟这世界上还有不计其数的难民为温饱而发愁，这城市里还有数不胜数的同龄人辛苦工作却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可是挥霍带来的物质享受那么空洞而浅薄，在他决定收手的时候，竟然找不到一点儿回忆。

　　“不管怎么说，逃离等级森严的体制，做一个自由的大毒枭，这个天真的梦总归是破灭了。其实他何曾逃离过体制，遇到危险的时候，他比谁都清楚体制是唯一能保护他的地方；他又何曾得到过自由，那万千繁华背后是无边的孤独，他陷入其中，痛苦得要窒息了。

　　“你总要把这些荒唐事都经历一遍，才能老老实实回到初设的路子上。好在年轻人犯错误，全世界都会原谅。他收手之后对他爸爸说，我不去德国了，我留下来，专心混官场，接你的班，请为我铺路。

　　“然后他对女孩提分手。他说，谢谢你陪我走完人生的一段路，但现在我要开始下一段了。

　　“女孩很伤心，说，我论才、论貌、论人品，哪一点不配陪你走人生的任何一段？只不过这从头到尾都是个骗局，你接近我，是因为我长得不错；你让我走进你的生活，是因为我可以帮你卖货；我退出后，在你身边，好歹也算个安慰。现在你要彻底洗白，我终于毫无用处。所以这从头到尾都是个骗局。

　　“女孩当时拿到了德国大学的offer，这位朋友和她提分手的时候，距离她开学还有半年。她说完这些话就消失了，谁也不知道她住在哪儿，按理说，应该没有离开北京吧。过了一个月，这位朋友收到一篇十来万字的小说，没有署名，标题叫《女毒枭》。

　　“他吓坏了，当时他的爸爸已经在给他铺路，每天他都见许多大人物，过去的种种荒唐经历，如果没人提起，可能他永远都不会再想起；然而收到这本小说，他慌了神，谁知道女孩是什么意思呢？要挟吗？要逼他复合，还是狠狠讹他一笔？

　　“他约女孩见面，但女孩拒绝了。又过了几天，女孩说她已经在柏林了。他问她，为什么要提前半年过去呢？女孩说，因为北京到处都是回忆。他又问她，为什么要写这本小说呢？她说，因为除了回忆，我什么也没有了。”

　　青面兽头里不再吐出烟来，香燃尽了。杨宽泪流满面：“我是一个不断蜕皮来成长的人，对荣辱沉浮、悲欢聚散看得并不是很重。大家不过是一段路程的旅伴，早晚都是要各自下车，但我遗憾的是，那天她说我们的关系是一场骗局，我没有告诉她，我爱她。”

　　带队到澳门走穴，陈白露一共做过两次，第一次就被陈言知道了。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大隐患：一个模特与路雯珊是同班同学。陈白露把这件事告诉我的时候，我看得出她眼中的忧虑。她有点儿烦躁地用勺子戳着手里的冰激凌，巧克力碎块和干果碰撞在一起，奶油全部融化了。然后她把冰激凌扔进垃圾桶，推开桌子站起来。

　　她盯着楼下热闹的马路出神。我说：“我去和路雯珊谈，让她少管闲事。”

　　她瞟了我一眼：“好主意。你这样的脑子，能平安长到这么大也算不容易。”

　　我脸一红。

　　“那你就忍着。”

　　“我不是一直在忍？”

　　我笑了：“陈白露，你看看镜子里自己的脸，我不记得你的眉头多久没有展开过了。我多余来陪你。我走啦。”

　　我起身要走，她在我身后喊：“走吧！反正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任何人。”

　　我回头看她，她赌气拉开梳妆凳坐下，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脸。镜子里她眉头紧锁，嘴角因为过于用力地抿着而微微下垂。她这样愣愣地看了一会儿，好像对自己的容貌十分不满似的，一只手解下盘在脑后的发髻，一只手拿起梳子梳起头来。

　　她太用力，简直是撕扯。梳子上很快挂满了断发。

　　我叹口气走过去，把她一头打着卷的长发握在手里，一层一层地梳着。她的头发又细又软，在我手心里听话地舒展着。她的脖子因为过于激动而蒙上细汗，又湿又凉。

　　“我知道你不需要我。你这么精明、无惧、会交际、会赚钱。做你想做的事吧，我没有什么能帮上你的，你也不稀罕我成为你的盟友。我能做的就是不站在你的对立面。”

　　但是她并不领我的情。她的脖子僵硬地挺着，脸上保持着倔强的表情。然后她露出不信任的笑容，像是可怜我似的，对着镜子说：“别这样说，有你们离开我的时候，最后剩我一个人。”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说“我永远是你的好朋友”？她刚才还对我冷嘲热讽呢。

　　说“那你就别做太出格的事”？这种劝阻如果有效，她就不是陈白露了。

　　我沉默了很久，说：“We’ll see.”

　　她也点头：“We’ll see.”

　　然后她拿出一张表格给我看，上面是十几个女孩的名字和身份证号。“我帮她们订机票。”然后指着其中一个名字说：“你看，她是93 年的。”

　　“十七？”

　　她撇撇嘴：“她早对我讲过自己是93 年生人，我还以为是谎报年龄。没想到是真的。你说，如果她的爸爸妈妈知道女儿在做什么，会有多伤心？”

　　然后她抚摸着那张纸上的名字，低头叹了口气：“都是娇生惯养长大的呀。”

　　我差一点儿说：“那你就不要为她们牵线。”

　　“我不是没劝她，我说，你太小了，身体发育都没完成呢，你一定要做，再等两年行不行？你猜她说什么？她笑得很开心，说你怎么这么封建，这是我的人格自由。她说这是‘人格自由’。”

　　我看着她悲戚的样子，把手搭在她单薄的肩膀上。我劝她：“十七岁也不是小孩子了，咱俩刚读大一的时候也没成年呢。”

　　她固执地摇头：“十七岁就是小孩子，十七岁就应该做个孩子。我读大一的时候开始打工、站展会，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能养活自己是一件很自豪的事，可是更多的时候是觉得不值。我赚到那一点儿小钱，代价是太早知道了社会上太多肮脏黑暗的东西，如果这个阶段迟早要到来，我倒希望它来得晚一些，像你这样。”

　　“你别说这样的话，你知道我敬佩你。”

　　“我知道。可你不知道我羡慕你。如果我有女儿呀—”她微微一笑，眼神突然变得柔和，“如果我有女儿，我就养她一辈子，谁要笑话她是蛀虫，就让他们笑话好了。反正我替她把够花一辈子的钱都赚到，然后一直供养她，她想要的我都有能力给她，她想买飞机，我要买得起；她想见哪个巨星，我要有能力带她见到。她永远不必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少见不得人的东西，我要造一个美好的世界给她，她的生活里会只有幸福。”

　　“你好傻，你以为被当作蛀虫会快乐吗？旁人永远不会给她真正的尊重，她甚至没有存在感。”

　　“她不需要尊重和存在感，她有我就够了。”

　　这下轮到我苦笑了：“她需要的，你相信我。”

　　陈白露固执地说：“她不需要，她的生活就是玩玩艺术，谈谈恋爱。”

　　“玩玩艺术，谈谈恋爱？白露，你既不懂艺术，也不懂恋爱。没经历过大悲大喜的人只能欣赏到艺术的皮毛，至于创作，恐怕也是平庸的作品；恋爱呢，”我心里涌起无限悲伤，“不会有人爱她的。邪恶才是最有魅力的人格。好女孩一辈子只配得到一个‘好’字，而坏女孩得到所有。”

　　她根本没有听懂，依旧点着头说：“那就让她只得到一个‘好’字。”

　　说完她突然用漆黑的瞳仁上下打量着我，然后脸上露出恍然的神情：“嗬—我就知道。你才没那么快就原谅我把陈言抢走呢。”

　　我分辩：“你没有抢走他，我根本没有和你抢。”

　　她恢复了惯有的鄙夷表情，抬着下巴看着我：“是吗？那你有本事不要手下留情。”

　　我说不出话来。

　　“我不和你计较，白露。我知道你现在精神压力很大。如果这样讲话能让你放松些，那么你随便。”

　　“哼，果然是好女孩。”

　　我抬着头盯着她精明的眼睛：“是。我也许什么也得不到、什么人也不是，但我能对着良心说我对得起这一个‘好’字，而你永远得不到这个字。”

　　说完我把梳子轻轻放回桌子上，走了。

　　在走廊里碰巧撞上回家的陈言，我气得一直在抽泣。

　　“你又娇气什么呢？”陈言拉着我问。

　　是啦，我娇气。

　　“我懒得理你。”我甩开他的手就走了。楼下停着他的摩托车，我赌气踢了一脚。

　　第二天，陈白露就去澳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