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是困扰陈言和陈白露的噩梦。
命运真是滑稽得很。陈言本来是有运通黑卡的人，陈白露本来是公主一样的千金小姐，结果一个出于自立的决心，一个出于际遇的捉弄，偏偏变成了最缺钱的人。如果说我和我的朋友们的经历曾经教会了我什么，那就是爱情也许可有可无，但钱是越多越好的。
2010 年秋天来得很晚。9 月中旬的一天，气温甚至到了三十七度。
我终日窝在家里不肯出去，买了几十斤咖啡豆，不为了喝，只是磨着玩。
一边看着电影，我能咯吱咯吱地磨上一整夜。
天亮才睡。
后来我在一本古人的笔记中看到，古时候的寡妇为了打发漫漫长夜，都是吹了灯后在地板上撒一袋绿豆，再一颗一颗地捡起来。不知道为什么，我读这一段书的时候，脑子里全是磨咖啡豆的声音。
那个燥热的秋天，朋友们源源不绝地收到我的咖啡粉。
有一天早上我刚睡下不久，也许六点钟，也许七点钟，接到了陈白露的电话。
“起床了没有？我们去你家打牌好不好？”
“这个时间打牌？”我艰难地说。
那边停顿了一会儿，声音里带了些难为情：“我们想去你家吹一会儿空调。空调坏了。”
“找工人修啊。”
“问过了，要六百。”
“六……”
“夏天快结束了，能省一点儿就省一点儿吧。”
我赶紧起床，开冰箱，家里能喝的东西竟然只有咖啡。叫楼下的超市送酸梅汤，还有最冰的西瓜和一大包冰块。
我接过东西，付了钱，又想起连吃的也没有，又麻烦老板跑一趟，送了米酒和汤圆。
一切备齐，我靠着冰箱门看房间里到处撒落着的咖啡粉，一叠不记得是要拿去洗、还是刚洗好的衣服，纸篓里垒着的餐盒—差点儿落泪。不只是陈白露那样的人有资格伤春悲秋，无人知道我也是有伤心事的。
后来我病得很厉害。整整一个秋天我都在生病。
这终于让我的爸爸和妈妈想起了被丢在北京的独生女儿。国泰民安，他们很少担心我一个人在这儿。我已经把北京当成家乡—可是有什么用？父母远在千里之外的广州，北京算是家吗？
不只陈白露和陈言那样的人生会感到孤单。
何况他们还有爱情。
我的爸爸妈妈赶到的时候，我已经躺在床上昏睡了一天。快餐盒早就没心情扔进纸篓，在地板上堆成山。他们带我去医院，把我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一切正常。问哪里不舒服，我也说不上，只是懒，只是想睡。
我妈舒了口气：“原来没有生病。”
有的，有的。我在心里放声大哭。
爸爸妈妈很快走了，他们很忙。大房子里又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甚至想养匹马。
哪里有马养。只能振作起来，穿上雪地靴，长围巾遮脸走出去。我这副打扮去聚会，女孩们指着我刻薄地大笑。她们还穿着丝袜，或者裸着脚踝，只有我活像一峰骆驼。
而路上的落叶已经软绵绵地堆得很厚，树枝都秃了。今天的北风甚至吹折了咖啡馆外面的阳伞。
是我太真，还是她们太假？
酒肉依旧流水地上着，又流水着撤下去；无聊的话题、陈腐或新的八卦一轮轮地碾过。
我打哈欠，还不如回去睡觉。
但那天晚上我试探自己的意志：十一点之前不准上床。
算是半失败了。九点半，我已浑身无力，扯了条毯子滚在沙发上，
盯着天花板想心事。
很惊讶地发现天花板上有了一道裂缝。无论如何，这房子也不该有质量问题的，也不是顶层要经风历雨，怎么会凭空裂开？
也许就是会凭空裂开的，就像什么都有寿命一样。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只要塌不下来就好。我想。
就算屋顶塌了，天也塌不下来。我翻了个身，觉得那一瞬间的忧虑实在多余。
然后有人敲门，陈言的短信同时进来：我在门外。
光着脚开了门，见陈言拎着一瓶酒站在那儿。
“什么酒？”我接过来。如今我对一切能使神经兴奋的东西都很感
兴趣。
其实只是一瓶普通的酒，街角的烟酒店里能买得到的。我连开瓶的兴趣都没有，咚地立在桌子上，又裹着毯子躺下。
“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陈言边四下寻找着什么边说。
我指给他放开瓶器的地方。“像什么？”
“清朝的大烟鬼。”他边开瓶边说：“就差在你脑边儿点盏烟灯。你到底怎么了？我才不信你生病了呢。”他坐在对面看着我。
我不开口，从他手里接过酒瓶，对着瓶口喝了一阵。又酸又涩，毫无回味。我信了陈白露说的，一旦见过第一名的东西，就无法接受第二名。由奢入俭难，贪婪是人性的通病。
好在我没有她那样的命。我的父母供得起我喝一辈子白马庄。
我虽宽慰了些，但酒涌上来，眼圈反而红了。
“你……”我一开口，眼泪就决了堤，毫无骨气地直滚到下巴，一串又一串。
酒突突地顶着太阳穴，我感到额角直跳，却说不下去了。
说什么？说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说我等了你这么多年？
说出口容易，反正已经堵到了喉咙口，只要意念稍稍一松。
然而之后呢？他要怎么回答，我又要如何收场？
我收不了场。
只有大哭。
只有大哭。
毯子捂着脸，我在沙发上缩成一团。
他并没有来抚慰我，也没问为什么。他一直坐在那儿，看着我。
于是我想，他其实都知道的。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后来我洗了澡，煮了汤圆吃，酒也醒了。陈言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漫无目的地换着台。
看时间已经过了午夜。
“不回家？”我问。
他摇摇头。
“回去吧，陈白露一个人在家会害怕—你别看她嘴上逞强，她一个人住的时候，廊灯从来不敢关。”
“她在工作。”
“做什么？”我想起，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和陈白露联系了。
情况倒不算复杂，是陈白露拿到了一批广告片的剪辑工作，外包给一间工作室，她在工作室监工，已经三天没回家了。
“又能干又贤惠的女朋友，哪里找第二个。”
“再也找不到哇—”他苦笑着往后一靠。“只是她有点儿—我说不清。”
“太完美了？”我讽刺他。
“完美。”他继续苦笑：“一个完美的资本家。”
陈言在我家看了一个通宵的电影，我们吃了两包微波爆米花，点了一桶炸鸡，喝了淡啤酒。我们吃着喝着，吹着牛，全都假装那场大哭和沉默是不曾发生过的事。
第二天一早，我已经疲惫不堪，但我决定撑过这个白天。如果我在白天睡觉，那么等待我的，又将是清醒又漫长的冬夜。
“我们去看陈白露吧！”我拉伸着僵硬的脊背，努力让自己看上去活泼又快乐。
陈言答应了。我们在路上见到卖糖油饼的小摊，陈白露最爱吃的，买两只带上。干燥、无风的清晨，寒冷像短小而薄的匕首，一把把从围
巾的缝隙、从袖口、从帽檐插进来，让人无处躲避。
陈白露工作的地方在百子湾。传说呢，在百子湾扔下一颗炸弹，北京传媒业就会瘫痪。这里有几百家和传媒相关的工作室，昼夜开工，永远生机勃勃。
我缩着脖子走出电梯，跟着陈言走进其中一间，被扑面的热浪吓得一怔。
一百平米的房间里，至少三十台电脑在工作着，每一台面前都坐了一个戴大眼镜的瘦男孩，陈白露坐在窗前的单人沙发上，两腿张开，目光炯炯，像个彪悍的武夫。脸上挂着两团大大的黑眼圈，皮肤灰暗无光。
我把糖油饼给她，她接过就咬，没有道谢。
陈言问：“今天回家吗？”
“还有三天。”
我惊：“你一周都吃住在这里？”
陈白露还没说话，一个男孩摇摇晃晃地站起来：“陈姐，我一天一夜没睡了, 我想—”
这可怜的男孩连高声说话也不敢—也许是不能，他的脸上浮着一层菜色。
“你叫她陈姐？你多大？”我忍不住问。从来没有人这样称呼过陈白露，我觉得新奇，仿佛她是60 年代的纺织工厂里戴着白套袖的女领班。
“我是91 年的。”男孩说。
小我们三岁。现在十八岁的孩子读个中专，也出来谋生了。
“谁不是一天一夜没睡？”陈白露挑起眉毛。
“我，我集中不了精神—”
陈白露起身开了冰箱，拿出两罐红牛，咚的一声放在男孩的电脑前。
我和陈言对视一眼。
那男孩默默地坐下了，易拉罐开启的声音像一声小小的爆破，在机器运转的声音里一闪而过。我刚要开口，陈言朝我摇摇头。
我闭了嘴。
我们走的时候，陈白露起身送我们到电梯间。
一出工作室的门，陈言就把眉头拧成了一团。
“十八岁的小孩不能这么用。陈白露。”陈言说。
“应该怎样？吹着海风，晒着太阳，我在旁边给他们榨果汁，杯子上再插一把小阳伞？”她越疲惫越显出一脸刻薄相。
“八小时工作制是有法律规定的……”
陈白露立刻笑了：“你真是没出去工作过。少爷。”
陈言开始难堪了，我在一旁换话题：“如果赶时间，为什么不多包一间工作室？”
“因为我是商人。”她说，而我依然木着。
“我要赚得更多，不是更少。”她又说。
我和陈言对视一眼，然后我们像两个被训斥了的孩子一样，垂着头走了。
转眼到了2010 年的万圣节，陈白露二十二岁生日。我的生日在她之后不久，从10 月初就开始收到长辈们送的礼物—说是长辈，有些我并不熟悉，大多是我父母的朋友。有时候我觉得这些半生不熟的人比我的父母还了解我，他们送来的礼物总是最合我心的：有一段时间我迷恋水晶酒杯，后来就收到了成箱的来自捷克、奥地利、印度和南非的水晶酒杯；又有一阵子喜欢灯具，后来我家里的灯多到摆不下。好在我喜欢的都是小玩意儿，不像陈言爱好玩车和腕表。
但我的兴趣转移得很快，那些酒杯我玩了几天就觉得没什么意思，连同没有地方放的各式灯具，一辆车送去了杨宽的会所。今年入秋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戴帽子很好看，于是开始专心搜罗帽子，离我的生日还有一个月的时候，就收到了铺天盖地的帽子。
最好的是一顶水貂皮软顶帽，光滑匀净的褐色短绒毛上带着白尖，也没有一般皮草的难闻的味道，而是一股黄沙夹杂青草的香味，威风凛凛，好像刚刚从《天龙八部》里走出来。
第二天我带着这顶貂皮帽去找陈白露，当作送给她的生日礼物。
陈白露坐在镜子前，也摆弄着一顶褐色薄呢宽檐遮阳帽，手边一把用来配帽子的缎带，狗狗头上也扎着一根。
我兴致很高：“你瞧我这一顶，是不是特气势？送给你。”
她接过来看了一眼，就随手扔回来：“哪儿来的民脂民膏，我不要。”
我被噎得接不上话，自己气了一会儿，拉开衣柜门扔进去：“留着吧，等你哪天吃不上饭了还能卖钱。”
陈白露得意地扭动着脖子，把扎了翠绿色缎带的帽子斜戴在头上，“姐有本事赚钱。不如你自己留着，没准儿比我更早用上呢。”
我笑：“还是你留着，你只有这么几顶，我那儿还有一座山呢。”
我是来问陈白露要怎么过生日，如果要在家里办party，她和陈言的家显然太小了，可以去我家。
“一年到头，party party party，你还有别的生活吗？亏你不嫌腻。”
“哎，我好心送你礼物，又帮你过生日，你是受了谁的气，只管撒在我身上？你厉害，你聪明，你能赚钱，你的帽子也比我的好看，总之你最棒，我活该来听你损我！”
我踢开凳子站起来就往外走，狗狗吓得从桌子上跳下来，小心翼翼地蹲在门口，两只黑豆一样的眼睛可怜巴巴地盯着我。
我抓着它的小爪子想把它拖走：“狗狗让开，你主人是个神经病。”
“你真生气呀！我跟你闹着玩呢。我今年不在北京过生日。”陈白露把我拉回来。
“去哪儿？”
“澳门。”
“陈言和你一起去吗？”
她由笑转嗔：“哼，你见到他，替我转告他：在上海别玩得太疯，说不定我什么时候就突然出现呢！要是让我看到他搂着姑娘喝酒，我放把火把整条街都烧了—别以为我干不出来！”
“我知道你干得出来，放火不至于，那姑娘肯定没活路了。”
“你知道就好。”
“陈言要去上海玩，为什么不带你呢？”
“你以为我今天为什么生气？还不就是为这个呢。说是哥们儿聚会，规矩是不带女朋友，谁知道他们想干什么不三不四的勾当。”
我笑了：“不是我偏心向着自己的发小儿说话，别的不能保证，这种事陈言是不会做的。就算出轨也会坦坦荡荡，你让他鬼鬼祟祟地干什么事，还不如杀了他。”
陈白露也笑了：“我知道。这点儿信任都没有，不如早散了吧。只是他既然不在北京，我不如去澳门散散心。反正我德扑玩得还行，酒店也是现成的。”
“酒店是谁的？”
“王制片，他是新葡京的VIP。”
我想了想，“这个人你还是不要有工作以外的交情吧。”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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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不好。”我回想着我和王制片见过的寥寥几面，好像也没什么可以缕清楚的细节，只好说：“大赌徒么，人品大多有问题。”
陈白露立刻嘲笑起我来：“反正在你眼里，黄赌毒只要沾了一点儿皮毛就是坏人。你是不是觉得全世界都是李铁梅和雷锋，你才看着顺眼呢？
在我们这种没什么底线的人看来，从来就没什么好人，所以也没什么坏人，大家凭手段吧。”
到了澳门的当天晚上，陈白露找了一家餐厅吃夜宵，她胃口好得很，开心地点了一桌子，然后看到对面的人朝她笑。那是四五个男人，商人模样，每个人身边都坐着一个金发碧眼的女孩，浅金的发色，腮上有雀斑，大概是俄罗斯人，每一个都美得如同天使。
好年轻就来混风月场。陈白露在心里想。
所以其中一人朝她笑，她直接回敬了一个白眼。
陈白露吃了一席又一席，蒸笼和奶茶杯子堆了半张桌子；吃到凉意慢慢爬上后背，对面的人起身结账走了，在玻璃旋转门里还回头看着她，然后咚的一声撞在门柱上。
“哈哈！”陈白露举着一只凤爪大笑。
她还没啃完那只凤爪，一个戴拇指粗金链子的胖子小跑进来，毕恭毕敬地站在她身旁，说能否把她的联系方式给他的老板，老板还说，她一定知道他指的是谁。
陈白露说：“你的老板亲自来要，也许还有戏。”
第二天，陈白露在赌场里的奢侈品店，见到昨天的俄国女孩拿着筹码买鞋子和皮包。她们大约也记得她，抿嘴一笑。
陈白露对我说，在那之前，她还是羡慕她们的，那来自血统的低垂的睫毛、修长的肢体、含愁带怨的眼神，那是每一个女生在打扮芭比娃娃的时候都幻想过的自己，但近距离看过她们之后，她对她们的感情就只剩下同情了。
一个女孩有没有出卖过肉体，是会写到基因里的，哪怕只有一次。从那一次开始，她们会永远察言观色，永远喜爱迎合，永远像被什么压着头顶一样，谦卑地收起下巴。
陈白露和她们一同回了赌场，一边在牌桌前坐下，一边看着她们进了VIP 房间。
好吧，这也是一种人生。
后来，昨天朝她微笑的男人从VIP 房间里走出来，在她身边的空位上坐下。他并不友善，只要陈白露下注，他必定翻上十倍，逼得陈白露只好弃牌。
陈白露甩手站起来，走到马路对面的典当行，盯着橱窗里陈列出的珠宝首饰。
“这些都是运气很差的人当掉的，不要买，当心沾了霉运。”这人在她身后说。
“我从来不信运气。”陈白露头也没回。
“好啊，看中了哪一个？”
陈白露扫了一眼价签，每一个她都买不起，就撇撇嘴坐在了店门口的藤椅上。
“玩累了？”
“我这么年轻，你这么老，你都不累，我为什么会累？”这人四十上下，并不算老，陈白露成心想气走这人，但他很有风度地只是微笑。
“那么为什么不玩了？”
“机票钱都要被你赢走了。”
这人说要赔罪，请陈白露吃牛排，陈白露也不扭捏，挑了个馆子坐下，说：“三成熟。”
服务员点了头要走，又被这人叫回来，这人替陈白露说:“她的要五成熟。”又对陈白露解释：“不要吃太生的，对身体不好。”
“我喜欢太生的。”
“会带血。”
“我喜欢带血。”
这人眯着眼笑，服务员在一旁端着肩膀等着。
“生肉你敢吃吗？”
“没有我不敢干的事儿。”
然后一块生肉装在白色瓷盘里摆在陈白露面前，血腥气扑鼻，底下一汪淡红色的血水。
陈白露说，当时她的胃本能地抽搐了一下，进化了几亿年，因为一句大话就返了祖。谁知道这人不给她台阶下呢？她只能想象这是鸿门宴，她就是樊哙，目眦口张，虎须倒竖，这一块生肉吃下肚去，对方惊得跌个跟头，从此天下太平—要不吃呢？倒也没人笑话，只是从此再也不要甩着肩膀走路。
陈白露喝了两杯红酒壮胆，然后往嘴里扔进一大块肉去。
这人果然神情一悚，伸手去掰陈白露的嘴：“快吐出来。”
最后换了三成熟。陈白露风卷残云地吃完，见这人靠在椅背上微笑。
“你干吗？”
“欣赏你—我喜欢胃口好的姑娘，最讨厌含着朱砂装林黛玉，问吃什么都摇头。”
“含朱砂？”
“不然怎么吐血呢！”
两个人对着笑，这人又问：”你住在哪里？”
“新葡京。”
“可是你玩最小的牌局。”
陈白露玩的是25/50 的局，那是刚工作的小白领去度蜜月时用来过手瘾的。
“小赌怡情呗。”
她不肯说她没有钱。没有钱为什么还住在新葡京呢？她等着他问，但是他说:“你值得更好地生活。”
牛排吃完，猛灌下一杯酒漱口，拿细缎餐巾按按嘴唇—葡国人留下的风气像这餐巾一样保守又小家子气，像穿着亮面旗袍的三流夜总会小姐。然后她从钱包里抽出一张银行卡推过去：“你就是想包养我是吧？这卡里有九位数，除非你出得起更高的价钱。”
这人笑：“除非你现在验给我看—不过不管里面有多少，我都给出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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