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我办了一个女生party，邀请了至少二十个女孩。

　　那天路雯珊戴了一串帝王绿福豆项链，水头好到要溢出来，即使我这个对翡翠只懂皮毛的人也看得出是顶级的货色。路雯珊说这是一个国民党姨太太的东西，1949 年初这军官同正房太太连夜逃去台湾，姨太太得到消息的时候，飞机已经起飞了。但是这人也不是完全没有良心，给姨太太留下这颗福豆，说是当年孙殿英从慈禧墓里挖出来的，价值连城，如果姨太太在新中国过得不好，把福豆卖掉，够吃一辈子。

　　可惜姨太太连新中国成立都没有等到，军官走后没几天，她就戴着福豆项链上吊了。遗书里写明了福豆的来历和价值，姨太太的意思是把她草草收殓就好，福豆留给在乡下务农的老爹老娘。老爹老娘应该是当时中国最普通的农民，文盲，上不懂民族大义，下不懂儿女情长，但他们在祖宗墓上点了一个穴安葬了女儿，项链依旧戴在她的脖子上。

　　1966 年，这位姨太太被掘了坟墓，据说包裹尸体的草席已经烂光，白骨陷在泥土里，这翡翠就挂在白骨上，被军代表扣下了。

　　至于这颗福豆是怎么到了路雯珊手里，她似乎也讲了，但我被那黑泥、白骨、翡翠的场景吓到了，那一幕在我心里定格了很久，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路雯珊已经在手舞足蹈地炫耀另一件东西了。

　　陈白露把脚搭在一只矮凳上，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用她惯有的轻蔑眼神看着路雯珊。

　　“你也不怕慈禧半夜来找你，三寸金莲，樱桃小口，就站在你床边—”陈白露笑着说。

　　“慈禧丢的东西海了去了，且找不到我这儿呢。”路雯珊也笑着朝她翻了个白眼。

　　在路雯珊讲故事的时候，付师傅至少进出了五次，不是给烟灰缸添咖啡沫，就是拿着炖蛊让我尝汤的咸淡。一个油光满面又卑躬屈膝的中年男人在眼前晃，对我来说是特别难以忍受的事。

　　可是我没有拒绝人的天分。烦到极致，我也只是说了声：“付师傅，你歇着吧！”

　　“徒弟都在呢，您放心！”付师傅中气十足地对我用“您”字，我也不得不矜持起来，有火也不能发。

　　“走开。”陈白露冷淡地说。

　　付师傅热情洋溢的表情立刻在脸上凝固了，看看陈白露，又试探地看看我。

　　陈白露低头切雪茄，仿佛胖大的付师傅是一团空气。

　　我耸耸肩，表示不站在他这边。

　　付师傅尴尬地笑了两声，迅速走掉了，他的背影还没消失在门口，

　　陈白露就冷着脸对我说：“这种人你忍他有什么用？趁早说明白别来往，厨师哪儿找不到？”

　　我确定付师傅是听到了的，这种当面讲人坏话又被抓包的感觉让我很尴尬。

　　陈白露去阳台抽烟，窗子拉开一条缝。

　　“她不就是一落马贪官的女儿吗，她牛气什么呀。”路雯珊瞥了一眼陈白露的背影，对我说。

　　“闭嘴。”我迅速回应她，速度之快让我自己也愣了一下。

　　当时房间里很安静，所有人都听到了这句话，她们像训练有素的马驹一样齐刷刷把头摆向陈白露，但是陈白露连头都没有回。

　　没有看向陈白露的只有路雯珊一个，她半张着嘴看向我—这个智商是个位数的姑娘，总是把轻蔑和困惑都写在脸上—她不明白我为什么站在陈白露这边，她永远不会明白的。

　　后来我们下楼吃饭，我对着那张长方形的水晶餐桌毫无食欲。餐桌上杯盘林立，头盘、主菜、汤和甜点堆在一起，这种不讲究次序的吃法让我想起“礼崩乐坏”四个字；主菜是奶油焗虾，餐酒竟然是配牛排的白马庄，这简直不能忍。

　　“香槟呢？拿香槟！”我对着付师傅的徒弟喊。

　　我是用力喊的，作为出了名的好脾气，我把这位和我年龄差不多大的小哥吓了一跳，他把用锡纸包着的香茅草烤鱼放在桌角—天，云南菜都出现了—就怀抱着两个盛满酒的醒酒器，匆匆往厨房走。

　　走到一半，小哥又回头，声音发着抖问我：“这些酒要倒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