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什么呀，遇到我是它幸运。老首长的地下室你没有去过，不比地上的房间小，里面这些东西一直堆到天花板。将来遇到识货的买走就算好的，其他的恐怕都要一卡车拉到垃圾站烧掉。”

　　“哎！”我大叫一声，“那你该多拿些。你看你家里多寒酸！”

　　她脸上的怜惜消失了，立刻恢复了她惯有的傲慢表情，斜着眼看我：“咦，你也不是没见过好东西的人，怎么一股小家子气？东西么，够用就行，能少一件就少一件，多一件就是累赘。”

　　我当时在心里想：你说得光明正大，还不是因为你没有钱。

　　我印象中陈白露总是缺钱，永远在缺钱。现在我回想起来，能在记忆中搜寻出很多个她眉头紧锁的片段，有时候坐在那把孔雀椅上，有时候蹲在书房里的大花盆前，有时候盘腿坐在我家的地板上、手里捏着茶杯什么的，问她“发什么愣呢？”她就心不在焉地点点头，不是回答我，而是跟自己说：“去哪儿弄笔钱呢。”

　　她的爸爸妈妈一开始是给她生活费的，每个月六百元，在2006 年物价还算平稳的北京，这差不多是学生的平均消费水平，但对于陈白露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想想她的Max Mara 和Elie Saab、全套双立人厨具和Artemide 组灯，它们与这萧条破旧的小区格格不入，但又的确由真金白银换来，六百元于她的生活来说，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还要听她爸爸妈妈的唠叨，说如果她肯屈尊住宿舍，现在就有房租收入了，不仅够她零用，还能贴补家里。所以到了大一下半年，她跟父母说好，把这点儿可怜的生活费也省掉了。

　　她的生活来源是站展会和做家教，一开始没什么名气，赚钱很少。但是她做得很认真，要露大腿就认真露，要讲课就一丝不苟。她给美术生补习英语，后来她带的学生考上央美，学生又把她介绍给画室的师弟师妹，再加上做些翻译和剪些广告片，反正七七八八加起来，能够支撑她自己的生活—事实上我估算过她当时的收入，完全抵得上一个白领，而白领是供房之余还有存款的，她却因为保持着幼年遗留下的奢侈的生活习惯，常常身无分文。

　　这并不是夸张，是真正的身无分文。陈白露的家在朝阳区，学校在海淀，往返一次并不太方便，如果一大早有课，她前一天会在宿舍过夜。某个学期她在宿舍过夜的这天我也刚好晚上有课，这天我们会一起去食堂吃晚饭。

　　有一次，我在食堂门外的报刊亭等她，她笑嘻嘻地走来，手里握着一只有莲花纹浮雕的天青色茶壶。我很爱茶具，立刻夺过来想看壶底的印章，壶是温热的，茶已经泡好了。

　　我打开盖子，澄明透亮，是金骏眉。那只盖子做得很精巧，顶上的柄是一只貔貅的头，嘴巴朝天张着，貔貅头又是可以拧下来的，盖子中空，可以做小香炉。底下泡着热茶，上面香烟从貔貅口中吐出，我觉得十分有趣，问她能不能把这只小壶送给我，或者告诉我从哪里淘换得到。

　　“我从沈阳老家带来的，只有这一只。我帮你问问我爸它是从哪儿来的，不过你不要抱什么希望，年头太久，他不一定记得清。”

　　既然是孤品，我就不好强行夺过来，但我的心全扑在这精巧的小玩意儿上了，一路握着不肯撒手。我有收集这些东西的癖好，况且从小到大，凡我看上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这只小壶在后来长达几年的时间里一直是我的心病，直到有一天陈白露正式把它送给我—但我那时候已经无暇为得到它而高兴了。

　　那天我照例点了煲仔饭，但陈白露只点了一碗米饭，然后笑嘻嘻地把茶浇在米饭上。

　　“你要减肥？”

　　“没有钱啦。”她笑着说。

　　我记得一份卤肉饭是八元还是十元。“怎么至于？”

　　“就是至于啊。”她用勺子咔嗒咔嗒地戳着食堂里的劣质籼米，澄明透亮的金骏眉慢慢渗下去。“我得弄点儿钱。”她边吃边说。

　　又过了一个月，她兴冲冲地给我打电话：“去不去国大看《红楼梦》？”

　　那是2008 年夏天，上海越剧院到国家大剧院演出新版的《红楼梦》，主演是我们俩都很喜欢的钱惠丽和单仰萍。我说：“好，我去买票。”

　　她很得意：“我已经买好了，两张。”

　　“我不坐二等座。”

　　“一等座，‘哭灵’的时候连眼泪都看得清清楚楚。”

　　“你有钱了？”

　　“翻译了一部片子，顺手把字幕做了，一共四千。”

　　我一算，两张国大一等票，差不多就是四千了。一场戏都看掉？前几天吃茶泡饭的是不是她？

　　“你节省一点儿吧。”

　　“省它干吗？”她很诧异。

　　“你留一笔积蓄，就当救急用，以后再窘迫也不至于吃茶泡饭。”

　　“留什么积蓄，我就是积蓄。”她干脆地说，“我脑子在，手在。”

　　“总会有意外啊！”

　　“富贵在天，”她说，“死生有命—你烦不烦？”

　　那年是2008 年，我和陈白露刚好二十岁。

　　让我理一理思路，在陈白露和陈言相遇之前，还有什么是我没有讲到的？

　　说一说首饰吧。

　　从广州回到北京的时候，我妈给了我一只保险箱，里面是足够我在各种场合佩戴的珠宝：金银缠丝的多层大项链、极细的镶着米粒小钻石的锁骨链、各式胸针和丝巾别针、刻着我妈妈名字的缅玉手镯和红宝石戒指，还有成把的发簪，我把它们都还给我妈，说我对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没有兴趣—但是我又想留下一条穿着一颗珍珠的银色项链，它装在一个小布袋里，设计简单，光色柔和，很戴得出去。

　　“咦？这条怎么在这个盒子里？它不值钱。”

　　我用指甲刮着那颗珍珠，这是我唯一知道的检验真假的办法：“是假的？”

　　“真倒是真的，只不过不是什么好的。”

　　“我根本分不出好坏，只要是真的就好。”我捻着指尖刮下来的一点儿白色粉末。

　　“傻孩子，那是你见好东西见得少，见得多了，自然就分得出好坏。”

　　结果是，我连那条看中的珍珠项链也从来没有戴过。

　　人体已经足够天然和美，无须珍珠和钻石的装点；或者，如果人体是丑的，通体贴上金箔也是尊丑佛。

　　所以何必呢。

　　但陈白露不这么想。

　　我和陈白露成为好朋友后，有一天，我打开保险柜给她看，并且说，她可以随便取用。

　　她一眼看中一条钻石项链，钻石有六克拉重，吊在铂金蛇骨链子上。钻石太大，而链子极细，拎在手里沉甸甸地下垂着，仿佛随时会断掉。这搭配虽然不安全，可是十分好看，纤细和炫目搭在一起，使人觉得惊心动魄。

　　“这不是一套吧？”陈白露细细地抚摸过链子，把椭圆的钻石握在手心里。

　　“是我自己搭配的。石头是裸石，外边的环是我在银铺定做的。”

　　“该配个粗一点儿的链子。”她拿起另一条粗一些的铂金绞丝链，放在手里比了比，皱着眉头说：“这条倒是不会断掉，但是太难看。”

　　“难看？哼，你未必见过这么难看的东西。”

　　还没有等陈白露做出反应，我就从她手里把项链夺了过来，她始料未及，蜷起的手指勾住了纤细的蛇骨链，我们同时听到一声金属的断裂声—链子断掉了。

　　链子断掉可以修复，就算不能修复，也不值什么钱。但我那天大怒，随着钻石从断口处滑到地板上，我腾地站起来，和陈白露发火：“你为什么弄坏我的东西！”

　　陈白露坐在床边，手里拿着那条断链，抬起头讶异地看着我。

　　“对不起。”她迅速说，然后尴尬地一笑，好像在提醒我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故，并不值得生气。

　　当然不值得。我无意识挥霍掉的、被人以各种名目诓骗去的、随手弄坏的财物，不知道值多少条这样的项链。但那天，她越平静，我就越生气，我冷若冰霜地站在她面前，紧紧地抿着嘴。

　　她愣了一会儿，然后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她把手里的项链放回匣子，站起身走了。走到门口，她蹲下来捡起钻石，放在手边的书架上，说：“再见。”

　　后来我无数次想起这件事。正如同那条项链在首饰匣中并不起眼一样，这场冲突在我和陈白露的争吵史中同样不值一提。可是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那天要发火，为什么要让她难堪？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同时是我不愿面对的：那就是我嫉妒她，或者说，是我面对她时长久以来的自卑感。

　　这种心理我从来没有对朋友们提起过，连陈白露本人也不知道。我嫉妒她接地气的生活。不，不只如此，还有她始终抬着的头，即使住在线路都老化了的小区，她也永远整洁，并且丝毫没有降低生存的标准；即使账户余额是零，只能吃食堂的籼米，她也能从茶罐里拿出不多的存货，泡上一壶好茶；即使在车展上被男人们用垂涎的眼神打量，她的仪态也是高贵而不可侵犯的。

　　我去过她的车展，她和一排漂亮姑娘站在一起，她的姿色并不是最出众的一个，个子也不算最高，但你一眼就能发现她，因为她的眼神和旁人完全不同。

　　怎么说呢—我试图找到一个合适的词语，但我无法精确地形容出来—比较接近地说，她的眼神在透露着这样的信息：“我和你们是不一样的。”

　　这个信息不只停留在车展上，它一直延伸到生活里。我想，每个人某一时刻的价值观和仪表，都不是孤立的形态，它有来路、有去处，它的来路是过去的生活环境和人际关系，它的去处是一整个未知的人生。而陈白露的过去，是穷奢极欲到家徒四壁，是众星捧月到孤独无依。那些美好的记忆把高贵的仪态注入她的灵魂，在长大后的艰苦和流离中，

　　她用强大的意志力把高贵留在自己的身体里—你知道，人往低处走，简直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又自由，她可以多么轻易地成为一个邋遢的小市民，或者俗艳的小车模，但是她没有。

　　我因此欣赏她、敬爱她，并且嫉妒她。有时候我问自己，如果我出身名门、教养非凡，我会不会成为像她一样美好的姑娘？一定会。如果我是路雯珊，有一辈子用不完的财产和一对溺爱儿女的父母，我会不会像她一样嚣张跋扈？有可能。如果我是陈白露，我能不能在陋室里生活得如同身在豪宅？我做不到。

　　我因此感到自卑。我那时猜想，也许在陈白露眼里，我是一个多么无用的傻瓜。漫漫人生，茫茫人海，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除了带动了一些消费，我存在与否甚至没有意义。

　　真是太让人懊恼了。

　　所以当陈白露说我的项链“难看”的时候，我似乎终于找到了攻击她的理由：你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凭什么嘲笑我这个有一匣珠宝的人？

　　我那时真是幼稚又浅薄。

　　陈言

　　讲一讲陈言，以及我自己。

　　新学期开学之前的一天，我的好朋友陈言从英国回来了。

　　我和陈言都是二十一岁，我们相识二十一年。我第一次见到他时的场景已经无从回忆，因为那时候我只有两个月，他刚满周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