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研究运用《周易》的方法、目的都存在一定问题，都不是按照《周易》的思维方式、“立象尽意”的表述发生去读解作者本意，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望文生义地比附，都是为自己的政治观念服务，都是侧重于运用《周易》，而不是读解其本义。

　　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易类》说：

　　《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

　　如春秋战国前，主要是从卦象、卦德去理解和运用《周易》，主要用于算卦，主观随意性很强。

　　孔子则运用读诗、用诗的方法去读《周易》，断章取义地理解卦爻辞，把《周易》当做修身养性的教科书。

　　汉代，始兴“爻位说”。有的把每卦六爻中的第五爻定为君位，余为臣位。第四爻近第五爻，这是臣逼君；上爻在君位之上，更坏；二爻是下卦之中一爻，凡中位都好。不管爻辞说什么，就按这个框框去凑说。这完全是为了鼓吹封建等级秩序，尊奉君权而作的。还有的认为奇数是阳，偶数为阴。若六爻中的初、三、五为阳爻叫“当位”，吉。二、四、上爻为阴爻叫“当位”，反之则是“不当位”，是不正常的情况，凶。此外还有“爻辰”、“互体”等说法。

　　到三国魏末，王弼注释《周易》，开玄学之风，“尽黜象数，说以老庄”，“去象言易”，把《周易》从占筮书变为哲学书。

　　宋朝道士陈抟又把《周易》变为方士书。朱熹、二程则利用《周易》阐发理学观念。

　　近代，从闻一多、郭沫若始，摆脱古代的讲《易》方法，根据古代文字来读解《周易》。与古代学者相比，进步很大，由于忽视象数之学，不了解《周易》的思维方式，故其读解与《周易》本义仍有距离。

　　现在很多学者利用《周易》提供的资料研究当时的历史、风俗、文字、哲学思想，甚至研究《周易》的自然科学，也同样忽视了对《周易》本义的读解。建立在误读基础上的研究，其结论的可信度肯定会受到影响。

　　研究任何一种文化都要抓住关键点：思维方式、价值判断。我们则是尝试着将《周易》拉回到它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将象数、义理结合，通过了解象数思维，破解《周易》密码，读解《周易》古经最初要表达的本义；并尝试提炼关键观念，梳理《周易》内在的逻辑结构。

　　了解《周易》发生的时代背景，有助于理解《周易》的本义。

　　比如说，《周易》中频繁出现的“贞”字究竟何意？这在《周易》研究史上存在很大的分歧，自《左传》《易传》始就多将“贞”解作道德“正固”，《师》“贞丈人吉”，《师?彖传》解释为：“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直至今天大多数学者仍将“贞”解作“正”。

　　如果我们了解《周易》产生的时代，了解《周易》原本的性质，分歧也许可以解决。

　　1.从《周易》性质看，是占卜，其中蕴含道德，而不是专讲道德。占卜关注的是预测结果的吉凶，“贞吉”、“贞凶”与直言“吉”、“凶”都是表示占断的结果，没什么区别。

　　2.从“贞”的本义看，《说文解字》：“贞，卜问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大卜，凡国大贞。大郑云：‘贞，问也。国有大疑，问于蓍龟。’后郑云：‘贞之为问。问于正者，必先正之，乃从问焉。’引《易?师》‘贞丈人吉。’”“贞丈人吉”，就是问卜的结果说，若丈人担任中军主帅就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