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节 从《周易》产生的时代背景、文本内容看其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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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周易》产生的时代背景、文本内容，我们依次评说前面提到的六种说法。
1.从《周易》产生的时代背景、文本内容看，《易经》本来的确是一部用来算卦的占筮书
先从《周易》产生的时代背景看。
从《周易》产生时代的思想意识看，“天命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动摇，但仍旧是那个时代的权威观念，人们相信上帝的存在，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周易》时代所说的上帝与西方的上帝相比，有很多地方是相通的，都认为天是有道德、有意志、有能力的，可以明察秋毫，劝善惩恶的。而《周易》所讲的则是与天沟通，请天预测未来，帮助人作出决策。
从《周易》产生的时代背景推断《周易》书名的含义，再从“周易”的含义推断《周易》的性质。古人可从不同角度给书命名，同一汉字又可能有多种义项，于是对“周易”两字有多种解释。
推断“周易”二字的意义，首先应确定它产生的年代，不同时代对《周易》的认识不同，“周易”二字的含义自然不同。“周易”一词最早见于《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72），在相传孔子所作《易传》之前就已出现，而那时人们还没关注普遍哲理。其次应注意“周易”的语境，即“周”、“易”二字的组合关系以及与内容的关系、古人命名的关注点，因为汉字多意，在不同语境中可以有不同的含义。
我认为“周”是指周代，“易”是变易。“周易”即周代通过变易预测未来的算卦书。理由是：
先说核心概念“易”字的本义：
最初，凡是与占卜有关的活动、官职、著作皆可称为“易”，如《礼记?祭义》记载：
昔者，圣人建阴阳天地之情，立以为易。易抱龟南面，天子卷冕北面，虽有明知之心，必进，断其志焉，示不敢专，以尊天地。
这里的“建阴阳天地之情”，是指从事占卜天意的活动；“立以为易”，是建立从事占卜活动的官职；“易抱龟南面”，此“易”是指担任“易”官职、从事占卜活动的人。
《周礼?春官》记载：“太卜主三兆、三易、三梦之占。”“三易”即三种算卦书，就是指《连山》《归藏》《周易》，这里的“易”指的是著作，《连山》《归藏》《周易》同称“三易”，《连山》《归藏》是算卦书，《周易》也当是算卦书。
早期文献有时还直接将“易”用作“卜”，如《史记?大宛传》：“天子发书易。”汉武帝《轮台诏》：“易之，卦得《大过》。”皆以“易”为占卜。
《周易》采用的是草筮法，与当时流行的骨卜、梦占、星占相比，草筮法一点儿都不简易，故不可能因“简易”而得名。
有人说“易”，指的是内容简易，“一阴一阳谓之道”，《周易》归根到底就是讲阴阳平衡，阴阳和谐，从这点说，《周易》的内容的确简易。但这是相传孔子所作的《易传》的理解归纳，在孔子《易传》之前已称《易》，故《周易》不会因后出之义而得名。而且，方法或内容的简易与烦琐并不是当时人所关注的重心，故《周易》也不会因不被注重的意义而得名。
宽泛说，“易”是占卜算卦书的统称；具体说，“变易”是草筮法以及《周易》卦爻辞内容最显著的特征，也是推断吉凶的最主要的依据，因此以其特征以及主要推断依据命名的可能性偏大。
再说“周”字的本义：
《周易》最初单称“易”，“易”与卜筮活动相关，“普遍变化”的哲学解释当是《易传》对《周易》的发挥，并非《周易》得名的本义。
“周”并非不可拆分的核心概念，“周”为“周代”的可能性偏大。
从同类性质的著作推断，起初有几种不同的本子，根据《周礼》记载，夏、商、周三代都有《易》。流传至今的只有周代的《易》，叫《周易》。《周易》后来被儒家奉为经典，故称为《易经》，并且冠居群经之首。
从《周易》的文本内容看，就更清楚了，《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六爻，大多有一个吉凶的占断，算卦预测未来吉凶的特征十分明显。
故宽泛地说，周代的算卦书叫做《易》；具体说，《周易》是周代通过变易规律推测吉凶的算卦书。
这是贬低批判《周易》，说《周易》是伪科学的主要原因。在今天看来，算卦的《周易》确实存在伪科学的成分，比如《周易》相信上帝的存在，认为上帝明察秋毫，公正公平，劝善惩恶，能够预测人事未来的吉凶；《周易》推演的结果是不确定的，而科学的推演，无论计算多少次，结果都是确定的。问题在于“伪科学”中是否可以包含积极的内容。不能以偏概全，不能给孩子洗完澡，倒洗澡水时，连孩子一起倒掉。
也有推崇《周易》的学者认为，说《周易》是算卦书是千古奇冤。其实，产生在几千年前的《周易》存在一些伪科学的成分是可以理解的。研究《周易》则要讲究实事求是，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能感情用事。更何况古今对算卦的评价标准是不一样的，现在人认为算卦是迷信，而《周易》时代认为算卦是只有少数人掌握的大智慧。
2.从《周易》产生的时代背景、文本内容看，《周易》也是政治讽谏书
《周易》既是算卦书，又是政治讽谏书，矛盾吗？不矛盾。为什么？因为算卦、讽谏之间并不是矛盾关系，不是按照一个标准划分的逻辑分类；再者，同一行为可以有多种目的，就像我讲《周易》，既可以说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也可以说是为了满足学校科研考核的工作需要。《周易》通过算卦的形式，进行政治讽谏，这在宗法等级制、人治的社会背景下是一种不得已的智慧。
借助宗教神学进行精神教化，引人向善，约束君权。《周易》以天道为人道的道德依据，推导出适合宗法等级社会政治需要的人道来，最终目的是在讲安身立命之学；《易传》借助天的权威，宣扬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故《周易?观?彖》说：
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这话精辟深刻！我们要反复咀嚼其中四个要点：
第一，“圣人”，这是“法先王”观念的具体体现。中国古人认为在自然，天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在人世，先王、圣人是天的代言人，凡是先王、圣人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凡是先王、圣人做的，一切也都是正确的。所以在中国古代，包括《周易》在内的重要文化现象的创作权都归之于圣人，主要目的就是要提高可信度。
第二，“神道”就是天道，就是天运行的规律，因为天道是看不到，摸不着，神秘的，故曰神道。“以神道”，就是用神道。
用神道的目的是“设教”，设置教化。在天借助神道；在人世借助先王、民心、公德；在个体借助德行约束君王的权利。这就是今天所说的笼子理论，把权利放到笼子里。《周易》的作者已经充分认识到没有约束的权利是制造腐败的温床。
第三，“讽谏”就是像风一样谏说。《毛诗序》解释风雅颂的“风”时说：“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这话有助于对《周易》政治讽谏方法和目的的理解。
第四，“而天下服矣”是效果，这“天下”当中是包括天子的。《周易》最初主要是“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那么又可以说，这“天下”主要指的是掌权的“君子”。
《周易》既是宗教信仰的产物，也是政治教化的工具。《周易?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天道亏盈而益谦”，故“人道恶盈而好谦”；天道是有诚信的，人也要以诚信为本；大地之德是“直方大”，大人之德也是正直、端方、宏大。
儒家学者对《周易》的道德感悟与解说并不是凭空的。《周易》古经是用占卜的形式，由天道推论人道，儒家学者只是“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在由天道推论人道的论证方法与目的上是一致的，同样是先“格物致知”，了解天道；再由天道推论人道，“诚意、正心、修身”，是提高个人道德修养；然后再由道德修养转化为道德实践，“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德实践落实到具体的政治管理中，我们称之为德治观念。
《周易》不但在有关祭祀的卦爻辞中凸显了“德”性价值，在其他卦爻辞中也大量涉及主体修养、道德意识等问题。可以说，在《周易》中，靠反省自我，加强品德修养而转化祸福的观念是十分强烈的。《周易》每一卦阐述不同的情境，我们把每一卦阐述的主题叫卦德，比如《乾》卦说为君自强之道、《坤》卦说为臣顺承之道，等等。
有些卦则与人的心理行为有关，其中既有主体修养的因素，又有心理承受能力等问题，其中还涉及到身心关系等问题，但在整个生命过程中，主体因素起主要作用则是可以肯定的。《周易》中绝大多数卦都是讲主体实践的，而所有的卦都与主体实践有关。《周易》认为，主体的参与和实践活动，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不管这种作用是间接的还是直接的，其进一步发展，必然摆脱占筮形式，直接由实践来说明一切。在这种情况下，主体实践的意义被空前地提高了，它不仅仅是决定吉凶祸福的条件，而且是实现生命价值的根本途径。
现在有的人一提《周易》，就说是迷信。其实如果把这一部书放在它产生的时代背景中考察，你就会发现《周易》的道德观、德治观在中国思想史上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飞跃了。因为在《周易》产生之前，天命观具有绝对权威。一切“惟天为尊”，上天决定一切。《周易》古经当中已经凸显人的道德因素对事物吉凶结果的决定性作用。到了孔子的时代，道德的作用进一步得到重视，儒家更加重视个人道德修养的决定因素，认为“君子德行焉求福”。我们现在读《周易》，也同样更多是把它作为一种道德修养的著作来读解。
3.从《周易》产生的时代背景、文本内容看，《周易》是象数中包含着哲学义理
《周易》最初是不是一部讲普遍变化的哲学著作？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两个问题。
其一，从体例上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周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周易》古经上下篇，六十四卦的卦辞，三百八十六爻的爻辞；另一部分是《周易大传》十篇，也叫“十翼”，简称《易传》。
《易传》因相传为孔子所作而日益受到推崇，以至上升到“经”的高度，造成经传不分，卦辞、彖辞不分。西汉学者孟喜把“十翼”也统称为经文。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记载：“《易经》十二篇。”师古注：“上下经及十翼。”后《易传》也成为科举明经科考试的内容，与经文平起并作，甚至可以说《易传》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逐渐超越经文的影响。
有学者说，《易经》是专指经文，《周易》则兼指经传，《易传》则专指“十翼”。其实，“周易”之名较“易经”更早出现，还没有《易传》时就已经出现了，而且“周易”、“易经”二名在实际使用中并没有明显区别。故后人所说《周易》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周易》单指《周易》古经，广义《周易》则包含《周易大传》。
其二，儒家解释《周易》的目的。《周易》出现时尚无儒家、道家，而后来的儒、道两家却可同释《周易》，都借解释《周易》发挥各自的义理，且都认为自己的解释才是《周易》本义。
《经》《传》有些是相合的，有些则不合。如《谦》卦，地山谦，主要谈谦虚的重要性，但大《象》却感悟出分配制度：“裒多益寡，称物平施。”如《萃》卦，泽地萃，“萃”本义为“萃聚”，但大《象》却从中感悟出“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认为泽水高于地面，泛滥成灾，故君子要修治兵器，戒备社会出现动乱。感悟的方向完全反了，《经》《传》对同一天象的感悟已相去甚远。
《周易》经、传两部分内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周易》古经以象数为主，象数之中包含着义理；而《易传》以义理为主，义理建立在象数之学的基础上。
我们还要了解《易传》解释《周易》古经，在解释过程中带有明显的借题发挥的主体接受的特征，《周易》古经本是算卦书，而《易传》是从哲学的角度进行阐释，已将《周易》变为哲学书和道德伦理书，因此对《周易》的理解与评价不能一概而论，要将《周易》古经与《易传》分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说《周易》是讲普遍哲学的著作实是侧重对《易传》的评价。
《周易》经文在运用算卦的形式进行政治讽谏，在政治讽谏中包含着哲学义理。从形式上说，《周易》是一部算卦书；从论证方法上说，是推天道明人事。从内容、目的的角度说，是借助天帝的神威提出了“笼子”理论约束君王的权力，这笼子外面立着五根木栏杆：天帝、祖先、民心、公德、德行。在消极的形式中蕴含着中华文明的大智慧。
4.对后三种说法的分析
其一，不能将《周易》的客观价值与作者的主观目的混淆。
客观地说，《周易》确实具有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周易》不仅在卦爻辞中记述了许多历史事件，而且它本身在今天也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周易》也确实反映了许多当时人们的科学活动与认识，但客观价值与作者写作目的并不是一回事，周文王写《周易》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记述历史和科学。
其二，要区分方法和目的的区别。
从推论方式说，《周易》“推天道以明人事”，在“推天道”的过程中，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探索宇宙”奥秘的求真成分，但那仅仅是过程，是方法，是工具，是论据，而不是目的。“推天道”的目的是“明人事”，引人向善。比如清华大学校训就出自《周易》乾、坤二卦。“天行健”是论据，论证为君者要向天学习，也要“自强不息”；“地势坤”是论据，论证为臣者要向大地学习，也要“厚德载物”。
准确说法应该为：《周易》通过探索宇宙奥秘，推导论证人生奥秘。
简单总结，《周易》是运用算卦的方式进行政治讽谏，讽谏中包含着人生哲学义理；推论方式是“推天道以明人事”，目的是引人向善，提升智慧。
而“天道”与“人事”之间并无逻辑的关联，《周易》占筮推演的结果是不确定的，是不能反复验证的；而科学的推演，无论是科学实验、数学计算，还是逻辑推理，无论推演计算多少次，结果都是确定的。尤其是为了适应宗法等级社会的政治需要，周代统治者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确定社会地位的尊卑贵贱，将人们化分为不同的等级。为了证明划分等级的合理性，在天道中寻找理论依据，《易传?系辞上》中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以天尊地卑来类推君臣、夫妻之间的尊卑贵贱的必要性，将天地的物理属性作为社会等级制度的理论根据更是荒唐至极，贻害至今。说《周易》的推论方式是伪科学，也是有原因的。
问题在于“伪科学”的性质和推论方式中蕴含着积极的内容。
《周易》由天道推论人道，弘扬了中和哲学，推崇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它深刻揭示了阴阳中和之道是天地人万物发展的根本之道，生生日新、与时变通的时中精神是最高的生存智慧，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和原则是根本的民族精神，“保合太和”是中和之道的最高理想。
《周易》内容的丰富复杂，其中有阳也有阴，有精华也有糟粕，有科学也有伪科学，某个单纯的概念无法评价《周易》的全部内容。
《周易》最初来自古人的占筮记录，可以说是一部占辞汇编。但是它编写成书以后，虽然保留了占筮的主要功能，但更体现了编纂者的哲学思想和生活经验。经过后人的进一步发挥，形成了《周易》的哲学体系，其影响难以估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儒、道、墨、法、兵、名、阴阳等诸子百家思想的重要渊源，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崇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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