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节 民国人怎么穿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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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的元旦,中华民国成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决定颁布一批新法律。在他看来,有很多事情是非常紧迫的,其中一个就是民国之后老百姓应该穿什么衣服。
在中国古代社会,衣服是重要的政治内容,什么人应该穿什么款式和颜色的衣服都有严格规定,稍有违犯就是大逆不道。满族统治中原后,号令全国人都改穿满式服装、蓄辫子,不知道多少人因此丧命。革命党既然革命成功,当然要报这个仇,所以马上就宣布了新的合法服式。不过,新合法服装并不是恢复“反清复明”的人希望的明朝服装,而是西装。
这个规定很详细:
男子礼服分为大礼服、常礼服两种。其中大礼服分书用、夜用两种:书用大礼服为西式大氅式;夜用大礼服类似燕尾服,但后摆呈圆形,裤用西式长裤。常礼服也分两种:一为西式,一为袍褂式,均为黑色,衣料采用国产丝、毛织品或棉、麻织品。女子礼服则只有一款:上用及膝对襟长衫,下用长裙;衫裙均加绣饰。穿礼服出席丧礼时,男子要在左腕缠上黑纱,女子则在胸前缀以黑纱结。
这些服制条例的问题是太过激进了,突然让全国人穿“假洋鬼子”的服装,大家当然难以适应。更重要的是,衣服既然成为政治的一部分,那就不免要用政治实力说话,孙中山的临时政府没过多久就让位给了袁世凯的北京政府,连财政军事等大事尚且不能控制,更不要说衣服了。
但是,西装经临时政府提倡,取得了法定的地位,所以慢慢地出现在了人们的身上。旧势力和新势力的斗争一日不停止,衣服款式的竞争也一日不会停止,我们经常可以见到不同服饰的民国人士一起照相的情景。
西装到底适不适合中国人穿呢?鲁迅给出了一个奇妙的解释:
造化赋给我们的腰和脖子,本是可以弯曲的,弯腰曲背,在中国是一种常态,逆来尚须顺受,顺来自然更当顺受了。所以我们是最能研究人体,顺其自然而用之的人民。脖子最细,发明了砍头;膝关节能弯,发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发明了打屁股。违反自然的洋服,自然渐渐地没落了。
这自然是拿衣服说中国人劣根性的事儿,实际上,鲁迅本人是一个长袍爱好者,除了年轻时穿过几天西装外,大部分时间都是身着一袭长袍,冬天棉夏天单而已。
1929年之后,蒋介石掌权,也许是基于他本人的爱好,也许是中国人终究还是保守,中华民国的《服制条例》又改回了旧样式。
有趣的是,提倡西装,也发明过中山装的孙中山在去世时,既没穿西装也没穿中山装,而是穿着旧式长袍入的殓。这是不是蒋介石的保守政治思想在作怪,我们就无从知晓了。
在蒋介石的时代,大多数有权势的人都是穿旧长袍的,年轻留学生、买办阶级以及大学洋教授才喜欢穿西装,穿长袍有一种“老太爷”的感觉。所
以,蒋介石正是利用这一点,耍了自己的副总统李宗仁一把。
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组织了一次全国大选,总统候选人只有蒋介石,无人反对,副总统候选人却很多,其中最有实力的是李宗仁。蒋介石很反对李宗仁,无奈李宗仁操纵了媒体舆论,竟最终当选,这让蒋介石相当不悦,他没有正当的法子报复李宗仁,于是动了小心眼儿,想在就职典礼上出一下李宗仁的丑,这个小心眼儿就动在了衣服上。
《李宗仁回忆录》:
按政府公布,总统与副总统就职日期是5月20日。我照例遣随员请侍从室向蒋先生请示关于就职典礼时的服装问题。蒋先生说应穿西装大礼服,我听了颇为怀疑,因为西式大礼服在我国民政府庆典中并不常用,尤其是蒋先生是喜欢提倡民族精神的人,何以这次决定用西服呢?但他既已决定了,我也只有照办,乃夤夜找上海有名的西服店赶制了一套高冠硬领的燕尾服。孰知就职前夕,侍从室又传出蒋先生的手谕说,叫用军常服,我当然只有遵照。
5月20日是南京市一个隆重的节日,各机关、学校一律放假,各通衢大道上悬灯结彩,爆竹喧天。总统府内尤其金碧辉煌。参加典礼的文武官员数百人皆著礼服,鲜明整齐。各国使节及其眷属也均著最华贵庄严的大礼服,钗光鬓影与燕尾高冠相互辉映。这是国民政府成立后第一任正副总统的就职典礼,全民欢庆,气象万千。在这种气氛中,我深深地感到,穿军常服与环境有多欠调和。
孰知当礼炮二十一响,赞礼官恭请正副总统就位时,我忽然发现蒋先生并未穿军常服,而是长袍马褂,旁若无人地站在台上。我穿一身军常服伫立其后,相形之下,颇欠庄严。我当时心头一怔,感觉到蒋先生有意使我难堪,但再一思索,我立刻挺胸昂视,豁然若释。因为蒋先生以一国元首之尊,在这种小地方,他的度量都不能放宽,其为人如何也可想见了。观礼人员中,谁不清楚蒋先生的作风?大家既然明了,这尴尬的场面与其说使我难堪,毋宁说使他自己难堪罢了。将来史家秉笔直书,势将使蒋先生本人在历史上多其难堪的一笔而已。
精明的蒋介石把中国人的服装心理研究得一清二楚,他开始让李宗仁穿西装礼服,自己穿长袍,无疑是想树立自己的“民族”形象。但突然转念一想,让李宗仁穿西装,会让美国人更亲近李宗仁,对自己争取美国援助是不利的,于是紧急下令让李宗仁穿军常服。最后出来的效果是,两人一站,李宗仁在蒋介石后面,很像一个给老太爷保驾的马弁,这无形中让李宗仁的威风减了很多。李宗仁气恼的地方就在于此。
政治台面上的这些“衣服风波”对社会的穿衣风潮影响很有限。在民国末年,西方传来的时装热潮才真正地开始洗涤人们的穿衣习惯,各种各样的时髦衣服出现在中国人身上,甚至连泳装也能大大咧咧地出现在广告中了。
引领时尚风潮的永远是那些爱美的女子。北京和上海的女学生革命最彻底,她们改良的学生装很快就让原来的旗袍显得格外老土了,逼得旗袍不得不跟着改良来适应新的审美习惯。
旗袍本来是满洲旗人的日常装束,虽然比汉族的宽大衣服要紧束些,但仍然像大直口袋一样,女性的身体曲线几乎都被掩盖了。民国女子很快就把这种老旗袍改了,成了现代人很熟悉的短袖、紧身、突出身体曲线的改良旗袍。我们现在看到的民国题材电视剧中,中产阶级的男人往往穿西装或长袍,女子往往穿改良旗袍,的确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上面说的都是平常的衣服和平常的礼服,在一些特别的场合,如婚礼、祭祀仪式中,礼服也要特别些才好。民国妇女的婚服显然受了当时西方婚纱的影响,出现了白色、镂空、蓬松的式样,这在中国旧式的婚服中本来都是相当忌讳的,尤其是白色,只有丧事才用,但在女子爱美风尚的冲击下,旧习惯很轻易就被打破了。
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结婚照是一张很典型的照片,几乎从不穿西装的蒋介石也以西装示人,宋美龄的婚纱也很有特色,以现代的审美眼光看,她的婚纱太像戏台上花木兰的装束了,但在当时却是相当革命的。
也许是对中国和美国的婚纱都不满意,林徽因在美国和梁思成结婚时,决定自己设计婚纱。林徽因在美国学的是美术专业,婚纱设计自然是小意思,但可惜的是,她这套婚纱被现代视为失败之作——比宋美龄的婚纱更像戏装,尤其是头饰,传统得太过,这大概是林徽因一生的美术设计中最明显的缺憾。不
过,应该指出的是,自己设计婚纱这件事本身远远超过了婚纱样式的重要性。试想,在20世纪3、40年代的中国,有几个女孩子敢设计自己的婚纱呢?
婚纱的改良是务必求新,而祭祀礼服的设计则是务必复古。中华民国成立后,祭天祭孔仪式一时并未废除,但服装总要有些许改良,不过改良的结果却是让式样更复古了。担任祭祀服装设计人的是朱启矜,他把礼服设计得更贴近清代以前的汉族服饰,有意思的是,朱启矜后来创办了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和林徽因就是这个学社的主要成员。
祭祀服装太过复古,不仅对于激进的革命家,而且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都太封建了,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穿着祭祀礼服在天坛祭天的场景,成了人们最厌恶的一幅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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