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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蓝兰知道这句十分残酷的话，虽然缺少点辩证的法则，但在当今社会带有普遍性。

　　婚姻可以把浓浓的情爱变得平淡，把平淡的变得浑浊，把浑浊的变成残酷，这是婚姻演变中不争的事实。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涌现出一批社会语言佐证这一观点：什么“卡上的工资基本不用，自家的老婆基本不动，烟酒基本靠送”，什么“家外彩旗飘飘，家内红旗不倒”……这些语言出于何人之口，难以考证。爱情已经变得越来越让人难以理解，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式的爱情已不复存在。伟大的爱情已经被金钱冲击得七零八落、支离破碎，爱情的低廉和脆弱犹如朝露，经不起金钱照射。

　　蓝兰的悲剧，正是由婚姻的卑贱而引起的。

　　蓝兰出生在市郊的一所大型煤矿家属院，这个煤矿有个美好的名字——沙拉矿。蓝兰的父亲是这个矿的井下瓦检工，母亲操持家务，她是家中的独生女，从小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

　　这里的煤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乌金，是我们这个“喀斯特王国”特有的资源。贵州有“江南煤都”之称，应该说，在这片十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处处都有煤的存在。许多煤矿都远离市区，沙拉矿离省会城市才二十来公里，这是少有的。地理位置的优越，决定了这里的矿工的生活条件、医疗条件、教育条件都优越于其他边远的煤矿。

　　蓝兰是家中的独生女，虽然家中只靠父亲的工资为生，但在计划经济时代，煤矿工人的待遇还算是高的，除了基本工资，下井还有补助，加之蓝兰的父亲是瓦检工，既是煤矿安全的信号员，又是煤矿的高危工种，待遇自然要高于其他工种。出生于这样一个经济收入较宽裕的家庭，父母爱之有加，蓝兰到读书的年龄，父母便把她送到了矿工子弟学校读书。

　　她从小天资聪明，人长得清秀，读书又刻苦，小学、初中的成绩都很好。随着时光的变迁，蓝兰也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出落成了一个窈窕淑女。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能考上中专，有一个稳定的职业，也是所有寻常人家最看重的事情。十六岁那年，她初中毕业，为了尽快找到工作，父亲没有让女儿念高中，而是让她报考了市幼儿师范学校。

　　在省城读幼儿师范的三年里，蓝兰只有每周六才回家，星期日下午返校，每周如此。省城有每天开往矿里的公交车，那时车辆不多，私家车更是微乎其微。城市远没有现在这般灯红酒绿、光怪陆离，城市的街道也只有星光点点的街灯，远远没有现在亮丽华美，各种舞厅、酒吧、网吧也还没有兴起，城市的夜就像一个死气沉沉的老妇人，昏聩呆滞，毫无生气。

　　那时在校读书的莘莘学子没有机会沉溺于夜生活的灯红酒绿之中，唯有刻苦学习，思想比较单纯。

　　在幼师读到第三年的下半学期，蓝兰谈恋爱了。

　　蓝兰的恋爱没有什么奇遇。

　　那是一个周末，她从学校到公共汽车站时晚了一步。车都要开了，车厢中挤满了人，已经没有了座位。她只有站着，手拉着扶杆，身子不时摇晃着。车出站不久，一个小伙子从她身旁的座位上站起来，主动把座位让给了她。

　　蓝兰一看让位的青年人，似曾相识，都是矿上的子弟，虽然不熟，但好像在哪里见过。小伙子有几分帅气，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蓝兰客气了几句，还是坐了下来。

　　他站着，语言成了他们交流的纽带。从那一刻起，爱情开始在她心灵上萌芽了，美丽而惬意，伟大而神圣。它是千百年来人们至高无上的心灵呼唤，它是魔力无比的神圣之剑，可以把懦夫变成勇士，可以把弱者变成强者。它魔幻般的功能，使多少青年身陷其中，惆怅、彷徨、迷恋，奏响人生多少悲欢离合。

　　她知道了他的名字——谭勇。

　　谭勇家也在矿上，他大蓝兰几岁。蓝兰还在读初中，他就当兵走了，也是在矿上入伍的，而且参加了中越自卫反击战。他退伍后因是非农业人口，按照国家政策属于安置工作之列，被安置在省城郊区的人汽公司，主要工作是给公司领导开车。

　　蓝兰和谭勇相识后坠入爱河，情投意合，家居一地，她在读书，谭勇在人汽公司上班，每逢周末，他们就结伴而行。只不过此时的蓝兰和谭勇，摒弃了初识的拘谨，一对恋人，花前月下，卿卿我我，如胶似漆，爱是他们生命中最迷人的交响曲。

　　蓝兰毕业后，分回矿幼儿园当了一名光荣的幼儿教师。八十年代中期，蓝兰和谭勇终于完成了热恋，走进婚姻的殿堂。

　　次年，他们爱的结晶——女儿谭菲降生。

　　谭菲降生后，蓝兰就更忙了。谭勇的单位离矿区有三十余公里，因此他经常不在家。她白天要上班，晚上要带菲菲，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幼儿园工作更是一个要求细心的活儿，稍不注意，孩子们就会惹出许多麻烦，这就要求幼师责任心强，和其他教师有区别，灵活心细是做幼师的必备素质。

　　从情理上说，有女儿后，蓝兰和谭勇都应对这个家负责任，真正意义上的家才能完美；从道义和责任上讲，家应成为每个成员心中的一块丰碑，建造、呵护它是家庭成员的责任，唯有如此，家庭这个社会的细胞方显得神圣！

　　可是，菲菲降生后，蓝兰发现谭勇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不仅平时下班不回家，有时连周末双休日都不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