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片在朝阳门外数里远，叫团结湖。1981年，中国作协派出以杜宣（剧 ）为团长的 代表团一行三人赴日本访问，我是团员，我们乘汽车往天竺机场时，路过了团结湖楼区，杜宣告诉我，他头一天刚去那边的“政策楼”里看望过老朋友罗烽、白朗夫妇，罗、白伉俪曾是著名 ，但后来也被打成“反党分子”，历经二十多年的坎坷，才得迁入团结湖某楼，过上正常的生活，但他们也就写不出什么作品来了。我则告诉杜宣，从维熙现在也住在团结湖。那时从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影响很大，获得“大墙文学之父”的称谓。杜宣问我住在哪里？我告诉他在劲松，他虽没有去过，却是知道的，感慨系之地说：“是呀，是呀，木樨地，前三门，团结湖，劲松……都有‘政策楼’啊，欠账太多，有的人现在还在等候哩！”他从上海来，说上海就落实住房政策而言，还很滞后，比不上北京。

　　劲松的“政策楼”，盖得稍晚，但规模似乎最大。安置到里面的，似乎级别、身份要稍逊。那时落实政策，最后一项叫做“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十年风暴中知识分子被贬损为“臭老九”——我又忍不住要加注，因为我希望有“80后”、“90后”乃至更后的人士能读到这样的文章——为什么称“老九”，因为前面有八种更糟糕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现行（反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都属于敌我矛盾，知识分子排第九位，实际上等于“人民内部矛盾按敌我矛盾对待”了，等于说，知识分子随时随地会滋生出以上八种“牛鬼蛇神”，因此臭不可闻，需控制使用，而他们的住房，则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记得大约1980年左右，《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小说，题目是《盼》，真实地描写了一群从事科技工作的中年知识分子居住条件的恶劣状态，以及他们盼望得以改善的强烈情绪，引出巨大反响。因为那篇小说篇幅比较长，一次刊登不完，而报社又没有在第一天刊出后及时在第二天续登，引出许多科研单位知识分子往报社打电话询问，有的认为一定是小说的内容又遭到某些部门和官员的否定，实行了“腰斩”，情绪十分激动，其实，报社只不过是因为刊发小说的副刊并非天天必有，才隔了几日续刊完。同时期又有谌容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在《收获》杂志刊发出来，并很快改编拍摄成彩色电影广泛放映，算是以文艺形式为知识分子强有力地“正名”，将“臭老九”变成了实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香饽饽”。这就是那时候社会上发生的巨大变化之一。而劲松的“政策楼”，也就成为安置各界形形色色知识分子的重要空间。

　　我1979年迁入的劲松一区的那栋楼，是分配给北京市文艺界人士的，其中演员居多，演员，包括戏曲演员，大体上也属于知识分子范畴吧。我有幸进入到入住“政策楼”的名单，端赖1977年11月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短篇小说《班主任》，这篇东西刊发后反响强烈，1979年初中国 协会第一次举办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活动，它获头名，而我也就顺利地成为了中国 协会会员，又被安排为理事，所以我不是作为遭受过打击而恢复名誉、安排新居的那种落实政策对象，而是作为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有杰出贡献而奖励性分配楼房单元的，因此，我当然算是中国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新政的一个既得利益者。

　　我们那栋楼，一共五层，每层三个单元，1号是大的二居室，2号是小的二居室，3号则是三居室，有地下室，也分成跟上面一样的三个单元，因此一共可容纳十八户。我在分配前，被召唤到市委宣传部见部长，他在十年风暴中也被打倒，上面给他落实了政策，他那时忙活的，是给他下属各系统各单位的人士落实政策。我去的时候，见到了李万春，那是京剧界的著名武生，中年以前不但武功好，还有好嗓子能唱，我小时候，父母带我看过他的戏，但是他从1957年以后就倒霉了，到1979年我跟他相继被召唤到市委宣传部部长跟前的时候，我觉得他不仅满脸沧桑，浑身似乎也都刻下了劫波冲击后留下的痕迹，后来政策是给他落实了（他那天是去要求发还他当年自购的胡同小院），但他最好的艺术年华已然随劫而去，无可挽回。跟李万春谈完，宣传部长跟我谈，大意是你没受过什么苦，又还年轻，所以给你分的房子，是顶层最小的那种，这已经是组织对你的最大奖励了，希望你不要辜负党和人民在新时期对你的厚望，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我诚恳地表示，非常知足，非常感激，一定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努力写出对得起时代的好作品来。我后来写出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北京市委市政府又给予了我表彰嘉奖。

　　我分到的那个顶层的小二居，进门有个大约4平方米的小空间，大居室约15平方米，小居室约8平方米，但有厨房和卫生间，且所有窗户都朝南，比起原来所住的胡同杂院的小东屋，不啻“鸟枪换炮”。虽然没有电梯，需要爬楼梯到五楼，但那时满心欢喜，人又年轻，往往是一步两阶，吹着口哨欢蹦而上。渐渐地，跟同一个门道的邻居有了些来往。四楼三居住的是河北梆子剧团的花脸演员李士贵，他非常敬业，一次把我请去，告诉我他刚从京剧移植了《张飞审瓜》，跟我探讨：张飞跟李逵虽然是不同朝代的人物，但在戏曲舞台上，有的演员演起这两个人物来，形象雷同，他希望我出点主意，能让他塑造这两个人物时，能有明显的区别。他还把戏中片段，在他那间大屋子里演示了一番。他那个三居，比我的单元大许多，但少有朝南的窗户。这是那个历史阶段公寓楼设计上，具有计划经济特色的一例。其设计理念是：您的单元既然间数多面积大，享受到这样的好处，那就别什么好处都占尽；人家的单元既然小许多，那就让人家窗户朝南，多享受点阳光吧！那时盖楼，还经常设计成“三叉式”，从空中看，顶部正仿佛是个“大裤衩”，所以北京的建筑，早有被俗众称为“大裤衩”的，不是库哈斯为中央电视台设计出那座怪楼后，才有“大裤衩”一词；那种“三叉式”的楼，设计理念是：让每一个单元都能有大体朝南的窗户，“阳光共享”。但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后，结束了单位的“福利分房”，推行商品房，那么，设计理念也就随之变化，越是富人买得起的大户型，朝南的窗户可能就越多，那种顶部成“大裤衩”形状的“三叉式”公寓楼，也就绝迹，因为开发商认为那样设计会浪费掉许多的可谋利空间，再说了，一分钱一分货，想享受更多阳光，请付更多的钱！

　　对劲松当年“政策楼”的这些勾勒，是为了提供一些可追寻北京当代建筑发展史的线索。下面我就要说到，我当年入住的那栋楼的地下室单元。现在一定不会再有那样的设计了，公寓楼即使设计出地下室，一般也不切割为跟上面类似的单元，或作为仓储空间，或由物业管理公司临时使用，或者就是地下停车场。当年各处的“政策楼”，多有地下一层也按上面那样，切割为居住单元的。我1979年入住的那栋楼，地下一层的三居室，就是石大妈石大爷的住所。那套房子，应该是分配给北京京剧院一对骨干演员夫妻的，他们就是石宏图和叶红珠。他们因为另外还有住处，所以让石大爷石大妈住，而他们正是石宏图的父母，石宏图擅演“猴戏”（饰孙悟空），后来一度出任北京京剧院的院长。叶红珠是京剧世家的传人，清咸丰年间高祖叶庭柯用扁担筐从安徽太湖县，把两个儿子挑到了北京，后来其中的叶中兴生下叶春善，与牛子厚办起了京剧科班喜连成社，后来又易名富连成，培养出包括马连良、谭富英、叶盛兰、裘盛戎、袁世海在内的众多京剧艺术家，当年梅兰芳、周信芳都曾在富连成搭班唱戏，叶家为中国京剧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叶红珠的父亲叶盛长就是重要的京剧教育家，叶红珠打小就进入戏曲学校攻武旦，成为著名的武旦演员，我早就看过她演出的《虹桥赠珠》，里面有火爆的武打，她那“打出手”的功夫令人惊叹，她曾以这个剧目随团出访，在日本欧美等处征服了无数外国观众。我跟石宏图叶红珠大体上算是同代人，很谈得来，不过他们只有休假日才到劲松来，因此我和石大爷石大妈交往得更多，而两位老人中，又以和石大妈一起愉快地忆旧，更为经常。我说要是石大妈能保存着她祖父《燕京岁时记》的手稿，或其他未刊的著述，那该多好啊！石大妈叹气说，原来也还存有一箱子旧东西，“破四旧”大风暴席卷，没等来抄，自己就全毁了，片纸无存！叹息归叹息，对于世道好转，我们还是一致欣悦的。有回我跟石大妈聊天时，外面下起了小雨，地下室的窗户外面的透光坑虽然有泄水孔，倘雨势变大积水过多，那还是有渗进他们居室的危险。我就想起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里有这样的文字：

　　六月乃大雨时行之际。凡遇连阴不止者，则闺中儿女剪纸为人，悬于门左，谓之扫晴娘。

　　就认真地跟石大妈建议：“咱们剪个扫晴娘吧！”石大妈脸上那些细琐的皱纹，就抖成了一朵舒畅的花儿。

　　那时候吴祖光先生的公子吴欢，也曾以要求为父母落实政策的名义，在劲松要到一个单元。吴先生和新（凤霞）先生邀我去他们那朝阳门外的居所做过客，我也邀吴先生来过我那五楼的小单元，我对吴先生说：“真不好意思，让您爬这么高；我这单元太小，也无足观。”吴先生却说：“知足常乐。”其实他住的那栋楼，也无电梯，他住四层，也得爬上爬下；虽然是两套打通并在一起，间数不少，却也并没有宽敞的厅堂，方位也差，不是南北向的而是东西向的，不少人为他抱不平，他原来拥有的，可是王府井东安市场后身的一所宽敞舒适的四合院啊，就用这么两套单元房置换给他，算是落实政策了，毋乃太吃亏！吴欢气不平，因此瞒着他，又在劲松要了个小单元，吴先生知道后，很不以为然，但是我就跟吴先生说：“吴欢不为过，况且您家是双名人。”（吴是著名剧 、电影导演、散文家、书法家；新是评剧泰斗，并有多本散文著作问世，又是拜师齐白石的国画家。）吴先生站到我家的小阳台上，眺望着一排排新楼，以及楼后露出的“大老叼”，脸上的表情，正与他后来一再书写的条幅“生正逢时”相合。在跟吴先生，还有杨宪益（著名翻译家、诗人、散文家）等老先生交往的过程中，我感觉大家那时候形成了一种共识，就是一个党能知错改错，很了不起，所谓落实政策，其实就是认错纠错，努力补救，实事求是，踏上新途。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搞经济建设上来，好。我觉得像吴先生、杨先生，包括我自己，都是关心政治而并不懂得政治的人，更无搞政治的志向兴致。但在那个历史阶段，各自在党内朋友的鼓励下，都提出了入党申请，并被接纳，以为这样可以为国家的进步，多出些力。这也是那个历史阶段许许多多知识分子有过的选择。这份情怀，后来被某些人误读。如今的一些年轻人，也可能从另一角度加以鄙夷。但这就是吴先生和杨先生晚年故事的“戏眼”。如今他们都已仙去，而我还抱持着关注政治而不搞政治的态度，在人生的余程上漫步。

　　我在劲松住了九年。人生能有几个九年？储留的记忆，自然很多。常有人跟我提起“劲松三刘”，就是曾有人以这四个字，写过一篇报告文学，影响似乎不算小，但不少人对“三刘”究竟指谁，理解有误，其中有刘再复和我，另一位，应是诗人刘湛秋，而非别的什么刘姓人。如今“三刘”都迁出了劲松，我以外的二位都定居海外了。“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在新的纷争中，谁还能理解我们？

　　劲松这个地方，原来因为有座王爷坟，坟旁有棵巨松，不往高长，而是朝旁边伸展出许多的大枝杈，因此使用了许多铁制支架来架住它，故被称为架松，后来改名劲松，不消说是依据革命领袖的诗句：“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乱云飞渡，非我等俗众所消受得了，总还是期盼飞渡的是和平发展和平改进的祥云。但脆弱的个体生命，如何能控制世道的大势？一种对自己，以及跟自己一样的芸芸众生的大悲悯，如管风琴演奏般訇响在胸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