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图书频道> 综合其他> 空间感:刘心武最新作品> 第 5 章 雾锁南岸——重庆南岸狮子山
第3节 下篇

  彭娘确实是我们子女的第二个母亲。她最宠我,但其他的孩子也都疼。那时候小哥阿姐每星期五晚上会从城里回南岸,小哥比我大一轮,玩不到一块儿,阿姐比我大八岁,勉强可以充当我的玩伴。每次阿姐到家前,我都会把一只大橘子,用一只大碗扣住,等她回家以后,让她掀开大碗,感到欣喜。但是次数多了,阿姐渐渐不以为奇,她到家后忙着别的事情,我几次唤她,她都懒得去掀碗。这情况让彭娘发现了,于是,有一次我缠着阿姐催她找橘子,她漫不经心地依然做别的事,彭娘就过去跟她说:“妹儿,这回刘幺给你扣了只活老鼠哩!”阿姐不信,马上去掀那只碗,谁知碗一掀开,阿姐和我都惊呆了——碗下扣的是几只艳黄喷香的枇杷果!阿姐高兴得跳起来,彭娘笑道:“老鼠变成了枇杷果!”我老老实实地说:“咦,我扣的是橘子呀!”阿姐才知道,彭娘用枇杷换去了橘子。那枇杷是头些天客人送给我家的,父母分了一些给彭娘,彭娘说该给我小哥和阿姐留着,母亲说这东西不经放,你就吃掉吧,那时候家里没有冰箱,天气热得快,确实很容易把枇杷放烂,但是彭娘自己舍不得吃,她想出一种土办法,就是把鲜枇杷埋在米缸里,小哥阿姐回家前取出来,果然都还新鲜。那天阿姐觉得有意外收获,小哥得到彭娘为他留的那一份也很高兴。



  彭娘给予我小小的心灵,以爱的熏陶。她有“砍脑壳的”一类的骂人的口头禅,也有“造孽哟”一类表示同情、感叹的口头禅。来给我家送水的大师傅,是个哑巴。那时我家没有自来水,吃饭洗衣所需的水,都依靠拉木头大水车的师傅按时供应,大约每隔几天师傅就要来一次,先把那装水的车子停在院子里,再用水桶一桶桶地将水运进灶房间,倒进三只比我身子高许多的大水缸里,水缸装满后,要盖上可以对折打开的木盖子,往往是水注满后,彭娘就拿出几块明矾,分别丢到水缸里,起消毒、澄清的作用,当然,那是我后来才懂得的。送水师傅来了,母亲也会出来招呼,除了付钱,还让彭娘给他盛饭吃,彭娘会给他盛上很大一碗白米饭,米粒堆得高高的,那种样的一碗饭叫“帽儿头”,彭娘还会给他一碗菜,菜里会有肉。有回送水的师傅吃完要走,彭娘让他且莫走,师傅比比划划,意思是还要给别家送水,彭娘高声说:“你看你那腿,疮都流脓了,也不好生医一医,造孽哟!”就跑到木桥那边住房里,问母亲要来如意膏,亲自给那师傅在创口上抹药,又把整盒的药膏送给师傅。这些我看在眼里,都很养心。只是很长时间里我都想不通,为什么要用“造孽哟”来表示“可怜呀”。

  彭娘使我懂得,不仅要爱护人,像我们家养的狗小花、猫儿大黑,还有那群鹅,都是需要怜爱的。小花本是只野狗,被我家收留,它虽然长得很高大,其实胆子很小,彭娘笑话它:“贼娃子来了它只知道喘气,贼娃子跑了它倒汪汪乱叫!”虽然小花如此无用,彭娘还是耐心喂它。猫儿大黑一身光亮的紧身黑毛,眼珠常常是绿闪闪的,它的存在,使得我们屋里没有鼠患。鹅儿里最高的那只,我叫它嘟嘟,为什么那样叫?没有什么道理,就喜欢叫它嘟嘟,我跟嘟嘟走到一起,彭娘说我们就像两兄弟。原来我家那蔷薇花台上,甚至三间草房里,常有蛇出没,自从嘟嘟它们长大,蛇都不敢到我家那个空间里活动了,我就亲眼看见,嘟嘟勇敢地把从蔷薇花台上窜出的蛇,鹐得蜷曲翻腾最后像绳子一样死在那里。

  当我在重庆南岸那个空间里度过我的童年时,中国历史正翻动到最惊心动魄的一页。蒋介石在大陆的政权被推翻了,他带着一些人飞到了台湾。在内战爆发以后,我家忽然来了彭大娘的儿子,我叫他彭大哥。后来知道,他是为了逃避被驱赶到内战战场上厮杀,躲藏到我家来的。他和彭大娘住在草屋里,他很少出屋,更很少开口说话。但是还是有住在附近的海关人士发现了他,于是父母决定干脆让他大方露面。那时候我已经上了小学,原来读的是不远处的海关子弟学校,父母特意将我转到离家颇远的一所私立小学去读,父亲告诉海关同事,彭大哥是特意雇来接送我上学的。这当然说得通。于是,有一段时间,彭大哥就每天带我去远处上学。



  1949年入秋,重庆城开始呈现真空状态,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撤离了,共产党的解放军却还没有开过来。于是发生了“九二大火灾”,我曾有专门的文章描述过,从南岸我家望去,重庆城的大火景象非常恐怖,炙热的火气随风扑向南岸,为了防止意外,彭大哥就拿大盆往我家阳台那边的墙壁上泼水。“造孽啊!”彭娘不让我往江那边多看,将我抱到她住的那间草屋里,搂着我说:“刘幺莫怕!有彭娘就烧不到你们家,伤不到你!”

  那段日子,有若干恐怖记忆。除了目击对岸的旷世大火,还有国民党溃军的散兵游勇,时不时乱放枪。有一天彭娘去外面找难买的菜肉去了,家里只有我和母亲,一个穿道士装的人走进我家院子,母亲站在木桥上应付他,他反复指着母亲身后的我说:“太太,你快把那娃儿舍给我吧,兵荒马乱的,你留下是个累赘啊,舍了吧,舍了吧……”我听懂了他的意思,害怕到极点,一只手紧紧地攥住母亲的衣角,只听母亲镇定地说:“师傅你快去吧,莫再说了,那是不可能的,请你马上离开。”那道士后来终于转身离开了。彭娘回来,母亲说起这事,彭娘把我揽到怀里,大声“撒村”,骂那道士,我这才哇的一声大哭起来。长大了读《红楼梦》,读到甄士隐抱着女儿在街上看过会的热闹,忽然有道士和尚过来,那癞头和尚指着他女儿说:“施主,你把这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内作甚?……舍我吧,舍我吧……”我就总不免忆起自己童年时的那段遭际,真乃“阳光之下无罕事”,在惊叹之余,又不免因后怕而脊背发凉。

  1949年10月1日那天,北京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我家那时父母小哥阿姐头靠头挤在一台电子管收音机前,听声音不甚清晰的广播。我毕竟还小,不知道就在那一刻,我已被定位为“随时准备着,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革命接班人”,必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努力使自己能尽早戴上红领巾、尽早佩戴上共青团的徽章……

  但是直到那一年的10月底,四川才算解放,再过些时候,新政权才接管了重庆海关。父亲被新政权的海关总署留用,调往北京,重庆海关则被撤销。

  我完全没有意识到,那是我离别彭娘的时刻。而就在那些天以前,我刚跟彭娘闹过别扭。因为她竟把包括嘟嘟在内的鹅们都宰杀了。我大哭,不肯吃她烧出的鹅肉。彭娘试图用讲童话的方式化解我的愤懑,让我想象嘟嘟它们其实是变成了云朵飘在了天上,但那时我已经八岁上到了小学三年级,她骗不了我。

  全家都兴奋地准备迁往北京。狗儿小花由邻居收养,猫儿大黑由姑妈家收养。我们先要渡江离开南岸,到重庆城里,在姑爹姑妈家里暂住几天,然后会坐上大轮船,抵达武汉后,再乘火车去往北京。我不记得是怎么在大雾弥漫中离开南岸的,也记不清在姑爹姑妈家都经历了些什么,只记得终于跟大人们上了轮船后,我问母亲:“彭娘呢?我要彭娘!”母亲告诉我:“彭娘和彭大哥都回安岳去了。你这个没良心的,现在才想起彭娘!那天我们离开南岸,彭娘望着你哭得好造孽,你竟连头也没回,径自蹦蹦跳跳地随小哥阿姐他们往渡轮上去了!”我这才意识到,彭娘的体温,再传递不到我小小的身躯了!望着滔滔江水,我号啕大哭起来。


  我被劝回船舱,阿姐走过来,递给我一样东西,跟我说:“彭娘留给你的,你的嘟嘟!”我用迷离的泪眼一看,是一把鹅毛扇。接过那扇子,在南岸那个空间里跟彭娘度过的那些日子,倏地重叠着回落到我的心头,我哭得更凶了。

  什么叫生离,什么叫惜别,我是很久以后,才懂得的。可是对于我和彭娘来说,一切都难以补救了。

  在北京,上到初中,学校里举行作文比赛,题目是《难忘的人》,彭娘当然难忘,我准备写她。可是,恰巧我构思作文时,小哥和他的戏迷朋友,在我家高谈阔论。他们谈起拍摄京剧艺术影片的事情,说拍完梅兰芳,要拍程砚秋,程砚秋自己最愿意拍摄的,是《锁麟囊》,这戏演的是富家女将自己装有许多金银珠宝的锁麟囊赠给了贫家女子,后来遭遇水灾破了家,沦落异地,无奈中到一富人家当保姆,结果那富家女主人,竟恰巧是当年的那贫家女,而之所以致富,正是那锁麟囊里的金银珠宝起了奠基作用,二人说破后,结为金兰姊妹。这出戏故事曲折动人,场面变化有趣,特别是唱腔十分优美,其中的水袖功夫也出神入化。但是,没想到当时指导戏曲演出的领导人物却认为,这出戏宣扬了阶级调和,有问题。结果就没拍《锁麟囊》,给程砚秋拍了部场面素淡冷清得多的《荒山泪》。后来程砚秋在舞台上演出,被迫把这戏改得逻辑混乱,演成富家女赠贫家女锁麟囊后,贫家女只收了那囊袋,将囊中的金银珠宝当即奉还给赠囊人了。听了小哥他们的议论,我对写不写彭娘就犹豫起来。后来我请教小哥,他叹口气说,现在一切方面都要强调阶级,彭娘虽然在咱们家就是一个家庭成员,她自己也这么认为,可是,搁在现在的阶级论里衡量,咱们父母是雇主,她是帮佣,属于劳资关系,是两个阶级范畴里的人。你最好别写这样的文章,让人家知道你曾有保姆服侍。再说,就是咱们不怕人家说闲话,听说彭大哥回乡以后,土改里是积极分子,当了乡里第一任党支部的书记,人家恐怕也忌讳提起跟我们家有过的那段亲密相处的关系。于是,我不仅那时候没有写过彭娘,以后也只把对南岸空间里关于彭娘的回忆,用浓雾深锁在心里。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我才打听彭娘的消息,据说她在临终前的日子里,念叨着她的一个个亲人,其中有一个是“我的刘幺”。

  南岸的那个空间啊,你一定大变样了!不变的是彭娘胸怀传递给我的那股生命暖流,我终于写出了这些文字,愿彭娘的在天之灵能够原宥我的罪孽——在多变的世道里我没能保留下那把她用嘟嘟羽毛缝成的扇子,但可以告慰她的是,我心灵的循环液里,始终流动着她给予我的滋养。

  2012年1月26日温榆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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