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节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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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外国朋友告诉我,他每次来北京,一定下榻北京饭店,他说,那好处是,回到他那国家,人家问起:在北京住哪儿呀?答曰:“北京饭店。”别人就点头,双方就不用再啰唆什么。如果回答是香格里拉、希尔顿、凯宾斯基……对方起码会说:“啊呀,北京也有这些啊。”如果是完全中国味道的名字,则可能引出一番议论:“什么含义呢?在北京什么地方?舒服吗?……”
一句“我住北京饭店”,一切就都不言而喻了:身份、财力、接待规格、享受到的特色、方便度、舒适度……
我八岁跟随父母来到北京。同来的还有小哥和姐姐。大哥和二哥那时都已在外地工作,所以不同行。父亲原来在重庆海关任职,1950年后被新的海关总署调京任用。从重庆乘船先往武汉,再从武汉乘火车来到北京,接待我们的总务处人员把我们带往台基厂海关总署里面,暂时安排在一座小洋楼的地下室里居住。父母的少年时代和青年时期,随祖父母在北京居住过,对于北京充满感情,重返故地的兴奋溢于言表,但小哥和姐姐却不以为然,他们初到北京,跑出机关大院去转悠一番后,回到地下室当我的面怪腔怪调地调侃:“北京——好得勒儿!”他们是在背后歪曲性地学舌,来北京之前,父母一再跟子女宣谕北京极好,但是兄姊初来乍到的感受却是“不怎么样”。那时我才八岁,父母兄姊不许我出屋乱跑,我好闷啊!后来有天母亲终于牵着我的手,带我去一条胡同里访问一家旧识,我才有机会睁大眼睛,观察“好得勒儿”的北京。
出台基厂北口,我见到了东长安街,往东看有个牌楼。母亲絮絮地跟我灌输:因为在东边,单是一个,而不是像猪市大街那边的十字路口有四个牌楼,因此叫做单牌楼,同样的牌楼在这条街尽西边还有一个,所以又分别叫做东单牌楼和西单牌楼,那地名儿又简化为东单和西单,四牌楼呢,也分东四牌楼和西四牌楼,地名则简化为东四和西四……当时我听了完全不往心里去,谁想到四十几年后,母亲播下的种子,竟开花结果,我的一部长篇小说就以《四牌楼》命名。
我感兴趣的是响着特殊铃声的有轨电车。它在马路当中轨道上运行的身影,令我觉得十分庞大,而且神秘。几年后我才有机会坐上它,而且知道那铃声是驾驶员用脚踩出来的。大约十二岁的时候,因为上学放学总乘固定的一路电车,跟一位司机脸熟了,有回车上比较空,停站后,我鼓足勇气,请求那司机让我踩踩铃阀,那司机竟同意了,当我踩出的铃声震响自己耳膜时,形成了我童年时代的一次欢愉高潮。半个多世纪过去,不知那位司机还在世否?一个生命赐予另一个生命欢愉,哪怕是短暂的、琐碎的,也是宇宙间至美至妙的事情!
母亲指着马路对面一座楼,郑重地告诉我:“那是北京饭店。”我望过去,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心里浮出兄姊轻薄的语音:“北京——好得勒儿!”因为在重庆,那时市中心已经有为庆祝抗战胜利建造的“精神堡垒”纪功碑,即一座圆顶的塔形建筑,后来改名叫解放纪念碑,望去觉得非常高大;还有我们路过武汉时,住在江边的武汉海关大楼里,印象里,那座简称“江海关”、顶上有大钟的西洋建筑,也比北京饭店雄伟。
后来海关总署给我们家分配了宿舍,是在东四钱粮胡同的一所颇具规模的四合院里。虽然离开了台基厂,那段初来北京时所留下的空间印象,还是清晰的。特别是,那马路对面,就是王府井,父母带子女逛完王府井,还往往要再走出王府井南口,在北京饭店前面望望,再往东散步,那时候东边的马路分两层,上面高处那条路,曾短暂地叫作过斯大林大街,街上连续有些小洋楼,其中有个小洋楼是家电影院,记得叫作真光电影院,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前,那里还在放映美国好莱坞的歌舞影片,记得兄姊就带我看过一部,他们觉得很开心,我却在座位上打起瞌睡;最东边接近东单路口的地方,有个剧场,就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走到那个地方,父母就会指点着说:“兰姑姑就在这里头。”所谓兰姑姑,就是孙维世,她是著名的导演,小名叫小兰,只有少数亲友知道这个称谓,我家与孙家算得世交,故父母有此口吻。但那时我对青艺及其剧目的兴趣,不如对那条马路的下面一层来得浓,因为那矮掉一米多的下层,种有一些有趣的灌木,布置着一些太湖石,在其中捉迷藏,一定十分惬意,我和姐姐也曾尝试在那里面嬉戏,却很快被父母制止了。这上下两条马路再靠南,才是东长安街,穿过马路,东单尽东面原是一片很大的旷地,1948年底和1949年初,曾作为临时飞机场,接走了许多不愿留在北平的人士,其中包括胡适。据说胡适匆忙去登飞机,随身只带了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残缺的甲戌本的脂砚斋评《石头记》。那乃是历史烟云中的一个细节,谁想到几十年后,其影印本成为我研究《红楼梦》的重要资料。1950年的时候,那个临时飞机场已不复存在,上面搭建了许多临时的棚屋,做各种生意,其中就有几家西餐馆,是父亲的最爱。后来那片地方又演变为东单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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