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莫言传叶开下篇 - 第4章第三部分 - 看莫言:朋友、专家、同行眼中的诺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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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开篇：莫言传叶开下篇

　　莫言告别教室，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一个放牛娃。他每天牵着牛、背着草筐去田里，都要经过联合中学的教室，心里因此充满了苦涩。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正如莫言自己说的那样，他后来有一段时间，知识和经验不是来自课堂，而是鲜活的田野。这种经验非常直截了当，对莫言此后的感受具有重要的影响。莫言跟牛说话，跟鸟儿交流，对着大树自言自语，说话都合辙押韵，语言里充满了花花草草的气味。莫言曾经讲过一个鬼故事，被阿城叹为真正的天才，因为他把鬼故事讲出了天真来阿城散文集《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之“三十九节”，北京，出版社，1998。。在文中，阿城写道：

　　莫言也是山东人，说和写鬼怪，当代中国一绝，在他的家乡高密，鬼怪就是当地世俗构成，像我这类1949年后城里长大的，只知道“阶级敌人”，哪里就写过他了？我听莫言讲鬼怪，格调情怀是唐以前的，语言却是现在的，心里喜欢，明白他是天才。

　　1986年夏天我和莫言在辽宁大连，他讲起有一次回家乡山东高密，晚上近到村子，村前有个芦苇荡，于是卷起裤腿涉水过去。不料人一搅动，水中立起无数小红孩儿，连说吵死了吵死了，莫言只好退回岸上，水里复归平静。但这水总是要过的，否则如何回家？家又就近在眼前，于是再蹚到水里，小红孩儿们则又从水中立起，连说吵死了吵死了。反复了几次之后，莫言只好在岸上蹲了一夜，天亮才涉水回家。

　　这是我自小以来听到的最好的一个鬼故事，因此高兴了很久，好像将童年的恐怖洗净，重为天真。

　　阿城也是一个怪才，他在莫言闲谈的一个故事中，看出了莫言叙述故事的不同寻常的角度。这里也可以看出，莫言在小学毕业之后，不得不光荣地当了人民公社小社员的经历，反而让他拥有与众不同的自然感受。对于而言，少年时代的很多苦难记忆，到了成年，往往发酵成一坛醉人的美酒。海明威说过，“不幸的童年是的摇篮。”莫言也在《超越故乡》《莫言散文》，第226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一文中写道：“我的童年是黑暗的，恐怖和饥饿伴随我成长。”在记忆之光中，童年的黑暗被有灵性的文字还原成光彩夺目的风景，这是从发酵到叙述的一个重要的过程。

　　就这样，不是很必然地，莫言跟自然的关系搞得非常亲密，亲密到了喃喃自语的程度。他对于很多自然景物的切身感受，想必就从这里开始。

　　后传

　　莫言的童年既是不幸，又是幸运。放到别人的身上，可能真是一件倒霉倒到了祖宗三代的坏事，放到他身上，却把他的嗅觉、味觉、触觉、视觉等直觉修炼成了精。从“文革”第二年辍学开始到1973年叔叔帮着走后门进入县棉花加工厂做临时工之间的六年里，莫言的生活非常苦闷、杂乱、迷茫。这段时间，莫言整天就是放放牛，割割草，帮帮工，拾拾穗，然后就是发呆，看闲书。看的书就是《封神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传统小说，无书可读的时候，他甚至读起了《新华词典》。他还把上大学的大哥留下来的课本，从头到尾看了好多遍。“尽管数理化不行，但是语文的实际水平比那些上过中学的贫下中农子弟要高许多。”莫言：《我的大学》，见《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莫言贼心不死，上大学的梦想一直存留在心中。这样的梦想，让他凭空产生了很多“不切实际”的冲动。

　　莫言回忆说：“‘文革’后期，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按照政策来说，农村青年，家庭出身只要不是‘地富反坏右’，具备中学的同等学力，劳动积极，都可以接受贫下中农的推荐，免试进入大学。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那时大学招收的学生少，每年的招生名额到不了村这一级就被瓜分光了，所谓贫下中农推荐其实是一句美丽的谎言。后来出了个张铁生，靠着一封信上了大学。现在提起他来，人们大都嗤之以鼻，但在当时，我却十分崇拜他。张铁生的成功唤醒了我的大学梦，使我在绝望中看到了一线希望……于是我就给当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周荣鑫写信，向他表达我想上大学的强烈愿望。”同上。当然，一个时代只能出一个两个象征性的人物，这是当下书写历史的基本事实。如果莫言也能够靠着一封信进入大学，莫言就不是莫言了，莫言就是张铁生了。后来莫言收到了部里的回信，“信笺上用圆珠笔写了几行歪歪扭扭的字。大意是信已收到，想上大学的愿望是好的，希望在农村安心劳动，好好表现，等待贫下中农的推荐”同上。。莫言收到这封信，更是燃烧起了强烈的上大学的愿望。“我虽然知道这是官腔套话，但还是受到很大的感动。这毕竟是国家教育部的复信，我一个农村孩子，能折腾得国家教育部回信，已经创造了奇迹……接下来的半年里，我给省、地、县、公社的招生领导小组写了许多信，向他们诉说我的大学梦想，但再也没有回声。村里的人知道了我在做大学梦，都用异样的眼神看我，好像看一个神经有毛病的人。生产队的贫农代表当着许多人的面对我说：‘你这样的能上大学，连圈里的猪也能上！’他的话虽然难听，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确实是到了家的实话，其实，即使队里的猪上了大学，我也上不了。”莫言：《我的大学》，见《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莫言经历的这种荒诞的上大学的经历，实际上折射了一代人的求知命运。在一个人分三六九等的时代，知识重新成了一种权力的象征。求知也是要有等级的。在那个时代，等级最高的是“贫下中农”，可以优先享受一切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压在最底下的是“地富反坏右”，那是真正被大石头压扁的癞蛤蟆了，连对白天鹅流口水的梦想都不能有。莫言虽然不过才是中农，但是“中农是团结的对象”，既然如此，就表明可以团结你，也可以不团结你。莫言的大学梦想，就这么完结了。

　　上不了大学，莫言又开始梦想着要当一个。那时候，他的邻居是一个大学中文系的被打成“右派”、开除学籍、下放回家的学生。莫言跟他在一起劳动，起初这位前大学生还忘不了自己曾经上过大学的事情，说起话来文绉绉的，但是严酷的农村生活和艰苦的劳动很快就把他那点知识分子的酸气改造得干干净净，他变成了一个跟大家一样的彻彻底底的农民。农村的劳动尤其是那个时代的农村劳动是非常艰苦的，又苦又累又常常饥肠辘辘。在劳动间隙，大家都饿得前胸贴后背，胃里泛着酸水，大家最大的乐趣就是聚在一起谈论食物。大家把自己曾经吃过的或者是听说过的美食讲出来让大家享受，这是真正的精神会餐。说者津津有味，听者直咽口水。有一个老头给他们讲当年他在青岛的饭馆里当堂倌时见识过的那些名菜，什么红烧肉啦、大烧鸡啦，“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嘴巴，仿佛嗅到了那些美味食品的味道，仿佛看到了那些美味佳肴从天上飘飘而来”莫言：《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见《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莫言还听到这个“老右”前大学生说起一个：“写了一部书，得了成千上万的稿费。他每天吃三次饺子，而且还是肥肉馅的，咬一口，那些肥油就唧唧地往外冒。我们不相信竟然有富贵到每天都可以吃三次饺子的人，但大学生用蔑视的口吻对我们说：人家是！懂不懂？作家！从此我就知道了，只要当了，就可以每天吃三次饺子，而且都是肥肉馅的。每天吃三次肥肉馅饺子，那是多么幸福的生活！天上的神仙也不过如此了。从那时起，我就下定了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当一个。”同上。对于少年时代总是缺衣少食的莫言来说，对可以一天吃三顿肥肉馅的饺子这样的美妙传闻羡慕得直流口水，实在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记得我小时候听父亲说毛主席可以天天吃到肥腻腻的红烧肉的时候，也是口水都砸破脚趾头的。那时我比莫言的理想还要高一点，竟然妄想当一个像毛主席一样的人，可见莫言在饿得眼冒金星的时候打算长大后当一名也非常可以理解。很显然，这是一种本能的、形而下的、发自内心的、真实的冲动，必将为很多高尚的人士所鄙视，但我知道这是正常的，很多在还没有成为之前，内心里都涌动着类似的猛烈冲动。不同的是，莫言承认了这一点，而很多其他的进城之后，学会了说假话，把自己的尾巴夹在裆下，说起了道貌岸然的高调，最后丧失了写作的冲动。

　　对于一个农村的青年来说，一般只有两条道路可以改变他的人生。除了去上大学之外，就是去当兵。十年“文革”，大学莫言是念不成了，只好走参军的道路了。当兵时如果好好表现，就可能被推荐上大学，也有可能被直接提拔成军官。莫言“从十七岁开始，我每年都报名应征，但到了中途就被刷了下来”莫言：《我的大学》，见《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不是身体不合格，是家庭出身不合格。家庭出身在理论上也合格，但是既然有那么多的贫下中农的子弟都想当兵，怎么可能让一个老中农的儿子去呢？好在天无绝人之路，1976年征兵，莫言幸运地通过也在县棉花加工厂当临时工的公社武装部部长的儿子的关系，给武装部部长写了一封信，请部长的儿子帮忙送去，“就这样混进了革命队伍”同上。。

　　莫言对于自己生养于斯的那片土地，可谓是爱恨交加。在《超越故乡》这篇文章里，莫言写道：“十八年前，当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高密东北乡贫瘠的土地上辛勤劳作时，我对那块土地充满了刻骨的仇恨。它耗干了祖先们的血汗，也正在消耗着我的生命。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比牛马付出的还要多，得到的却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凄凉生活。夏天我们在酷热中煎熬，冬天我们在寒风中颤栗。一切都看厌了，岁月在麻木中流逝着，那些低矮、破旧的草屋，那条干涸的河流，那些土木偶般的乡亲，那些凶狠狡诈的村干部，那些愚笨骄横的干部子弟……当时我曾幻想着，假如有一天，我能幸运地逃离这块土地，我决不会再回来。”同上。当莫言1976年2月16日爬上装运新兵的卡车时，当那些与他同车的小伙子流着眼泪与送行者告别时，他连头也没回。他感到自己如一只飞出了牢笼的鸟。他觉得那儿已经没有任何值得自己留恋的东西了，希望汽车开得越快、开得越远越好，最好能开到海角天涯。当汽车停在一个离高密东北乡只有二百华里的军营，带兵的人说到了目的地时，他感到深深的失望。多么遗憾，这是一次不过瘾的逃离，故乡如一个巨大的阴影，依然笼罩着他。

　　然而，故乡就是故乡，故乡就是那种你可以反抗可以憎恨可以热爱可以潸然泪下但是无法选择的宿命的出生地。它笼罩着你，它让你对它爱恨交加，让你对它无可奈何，让你通过各种方法，重新记忆它、描写它、想象它。故乡是一个无法解开的结。美国托马斯?沃尔夫说过：“我已经发现，认识自己故乡的办法是离开它；寻找到故乡的办法，是到自己心中去找它，到自己的头脑中、自己的记忆中、自己的精神中以及到一个异乡去找它。”托马斯?沃尔夫讲演录：《一部小说的故事》，〔美〕莱利斯?菲尔德编，黄雨石译，北京，三联书店。实际上，对故乡的逃离，就是对故乡的另外一种回归。莫言写道：“两年后，当我重新踏上故乡的土地时，我的心情竟是那样的激动。当我看到满身尘土、满头麦芒、眼睛红肿的母亲艰难地挪动着小脚从打麦场上迎着我走来时，一股滚热的液体哽住了我的喉咙，我的眼睛里饱含着泪水……那时候，我就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故乡对一个人的制约。对于生你养你、埋葬着你祖先灵骨的那块土地，你可以爱它，也可以恨它，但你无法摆脱它。”莫言：《超越故乡》，见《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就像托马斯?沃尔夫一样，故乡成了莫言心中的一颗种子，总有一天，这颗种子会生根发芽。一个人无法脱离他的故乡，就像一条河流不能没有源头一样。只有这种真切的故乡的感受，才能给堆砌出施展拳脚的舞台。这样的一座舞台，各种风景事物，各种人物事件，各种声色记忆，都是的武器和道具。很多丢失了故乡，也丢失了自己的武器，变成了一个没有内功的武士，徒劳地挥舞着一把纸糊的大刀，用锡纸抛洒营造的刀光剑影来吓唬普通老百姓，但是对于真正的读者，这种花架子不值一提。莫言的心中，一直装着“故乡”这锅酱汤，它在莫言的身体里发酵，散发出浓烈的气味，使他在外界的压力偏离自己内心的方向时，给他指引前面的路途。对于一个真正的而言，是否要返回自己的故乡，如何寻找到返乡的路途，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现实中大多数的所谓的，都迷失在城市和现代文明的声色犬马中，失去了心中的故乡和真正的情感，徒劳地为一些表面上的喧嚣所左右，被自己的欲望所左右，他们的文字，都是浮泛在浊流上的枯枝败叶，没有一点鲜活的色彩，更谈不上任何的生命力。莫言在写作冲动萌芽的前期，也为这种浮泛的思虑所牵制，总想表达一些大而无当、空洞无物的主题。莫言写道：“1978年，在枯燥的军营生活中，我拿起了创作的笔，本来想写一篇以海岛为背景的军营小说，但涌到我脑海里的却都是故乡的情景——故乡的土地、故乡的河流、故乡的植物，包括大豆，包括棉花，包括高粱，红的白的黄的，一片一片的，海市蜃楼般的，从我面前的层层海浪里涌现出来。故乡的方言土语，从喧哗的海洋的深处传来，在我耳边缭绕。”莫言：《超越故乡》，见《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故乡的声音如此众声喧哗，故乡的情感如此热烈，然而，为传统的文艺思想所控制的莫言，以为这种情感是有害的，他努力地抵制着故乡的声色犬马的诱惑，扭过头去，违背自己的真情实感去写海洋、山峦、军营，写这种命定的主题和意象，但是他发现：“虽然也发表了几篇这样的小说，但一看就是假货，因为我所描写的东西与我没有丝毫感情上的联系。我既不爱它们，也不恨它们。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一直采取这种极端错误的抵制故乡的态度。”同上。像很多一样，“为了让小说道德高尚，我给主人公的手里塞一本《列宁选集》；为了让小说有贵族气，我让主人公日弹钢琴三百曲……”同上。莫言在苦闷地反思：“就像渔民的女儿是蒲扇脚，牧民的儿子是镰柄腿一样，我这个二十岁才离开高密东北乡的土包子，无论如何乔装打扮，也成不了文雅公子，我的小说无论装点了什么样的花环，也只能是地瓜小说。其实，就在我做着远离故乡的努力的同时，我却在一步步地、不自觉地向故乡靠拢。”同上。

　　革命的队伍就是锻炼人。莫言参军来到了渤海湾畔，除了站岗放哨之外，平时还是干自己熟悉的养猪种菜之类的农活。第二年全国恢复高考，领导以为莫言是高中毕业生，让他也参加了，报名的院校是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结果，他虽然自我感觉不至于交白卷，还不错，但还是那些大约比他差多了的人被照顾上了大学。

　　1979年秋天，莫言从渤海湾调到狼牙山下，在一个训练大队当政治教员。“因为久久不能提干，前途渺茫，精神苦闷，便拿起笔来写小说。”莫言：《从〈莲池〉到〈湖海〉》，见《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那时候，临近部队的保定市有一个市文联主办的文学刊物叫《莲池》，莫言写完小说之后，“寄过去，退回来，再寄过去，又退回来。终于，有一天，收到了《莲池》的一封信”莫言：《从〈莲池〉到〈湖海〉》，见《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信上希望莫言能去编辑部谈谈。他把这封信翻来覆去地看，激动得一夜没合眼。第二天一早，就搭上长途汽车赶到保定市。《莲池》那位编辑叫毛兆晃，五十多岁，穿一身空空荡荡的、油渍麻花的中山装，身上散发出一股浓浓的烟臭。他说莫言的小说有一定基础，让他改改。莫言回到部队后，感到不好改，干脆新写一个寄给毛老师，毛老师说，还不如上一个呢。莫言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好在他不气馁，把两个小说杂糅到了一起，又送到了编辑部。这便是莫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春夜雨霏霏》。接着，《莲池》又发表了他的第二篇小说《丑兵》。为了感谢人家毛老师，他知道人家毛老师喜欢养花养草养石头，一次进城，用一麻袋背了两块大石头送礼，足足有八十多斤。可谓是礼轻情义重，不是一般的重，因为他背着这两块大石头走了十几里路。这个礼物把人家毛老师吓了一大跳，毛老师说，他只需要拳头般大小的石头。

　　后来，莫言又写一组短小的水乡小说，得到了毛老师的赞扬，说是有点孙犁的味道，还让他去白洋淀体验生活。《莲池》发表莫言的第三篇小说《因为孩子》， “看起来写的是水乡风情，其实写的还是我老家那点破事”同上。。莫言在这里偷换了经验，把自己的切身经验，塞进了“水乡风情”的酒瓶里去。通过这次创作，他明白了：“摆着一副体验生活的架势下去体验生活，其实是一件荒唐的事情。”同上。故意去“体验”的生活，其实不是本人的生活，而是外在的生活。反映到作品里，就是形似，而不是真正的情感流露。缺乏真情实感的小说，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只有一个花架子、空架子，像毛主席说的美国——是纸老虎。现代白话文小说的先锋鲁迅先生，最早也是最彻底地体会到了这一点。他的小说，绝大多数都是以故乡为背景的，写儿时朋友“闰土”的那篇小说，干脆就叫做《故乡》。其他的小说，《狂人日记》《阿Q正传》《社戏》《祝福》等，都有坚实的故乡背景。鲁迅虽然是大才，但是他写城市背景的小说还是不如故乡背景的作品。中国另外一个拥有自己现实和心灵“故乡”的大家是沈从文，湘西就是他想象、虚构、美化、诗性的故乡。跟鲁迅的故乡不同，沈从文的故乡充满了桃花源的气味，飘浮着一种田园诗的气息。沈从文的“故乡”，是传统知识分子的梦境的真实再现，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乌托邦。到了莫言这里，沈从文和汪曾祺那种诗意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了。莫言的故乡，被一种深沉的苦难所笼罩，他不可能也不愿意让高密东北乡变成一个虚构的桃花源，因为那不是他的故乡。沈从文迷恋自己的“乌托邦”边城，他把这个城市的污秽都排掉了，剩下的是唯美的东西。但是像鲁迅一样，莫言对自己的故乡爱恨交加。他对高密东北乡的爱甚至要比鲁迅对于绍兴的爱要深得多。鲁迅在《呐喊?自序》里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对于故乡，对于那个他总是拿着东西去典当的当铺高大的铺台，鲁迅的内心是非常憎恨的。“阿Q”这个不朽的人物形象，恰恰是鲁迅故乡里乡人的形象的综合，鲁迅在他的身上投注了自己的全副精力，把在故乡观察到的“国民”形象的各种特点，完美地结合到了阿Q这个人物形象上。在阿Q这里，鲁迅故乡里的所有那些人物，都被高度综合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便可以从阿Q这里读出“豆腐西施杨二嫂”“鲁四爷”“祥林嫂”“闰土”“九斤老太”和“赵太爷”这些人的影子来。我同样还相信，在鲁迅的故乡肯定有几乎是真实的、类似阿Q的人物存在。这些人物是活生生的，他们自动自觉地就要走进的小说里来。同样的情形出现在莫言的身上，只不过莫言一开始采取的是错误的排斥的态度而已。跟自己内心的呼唤作斗争，无疑是很痛苦的。一种外界先验的逻辑，通过潜移默化的蛮横方式，对和普通读者都造成非常大的压迫力。你是听从内心的召唤呢还是臣服于大众逻辑和政治逻辑，这其中的努力和斗争，有着非常激烈的形态。对于久已疏远了自己内心的来说，写点遵命文学倒也习惯成自然，一旦需要，他们就可以很快地进入某种古板的自动写作的程序当中。从这个角度来看，莫言没有被贫下中农推荐上工农兵大学反而是一件好事，他的内心的真情和体验这种实在情感的能力和勇气，反而不会被那种陈腐的气息所压倒，还多少为自己内在的冲动而感到疑惑。这种疑惑，在他寻找到自己的表达出口的时候，就形成了一种力量。

　　1982年夏天，莫言被破格提拔为正排职教员，还调到北京的上级机关里工作。

　　此前的 1981年5月，《莲池》发表了莫言的《售棉大道》；1983年5月，还是《莲池》，发表了莫言的《民间音乐》。这是两部非常值得一提的短篇小说，《售棉大道》被《小说月报》转载，产生了影响，《民间音乐》得到著名孙犁的表扬。1984年夏，莫言就“拿着孙犁先生的文章和《民间音乐》敲开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大门，从此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莫言：《从〈莲池〉到〈湖海〉》，见《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1984年秋天，莫言正式进入了军艺，算是来了一个曲线救亡，混进了大学，圆了一个旧梦。当时的军艺文学系主任徐怀中是个识货的人，看到了莫言的作品后，对系里的干事刘毅然说， “这个学生，即便文化考试不及格我们也要了”莫言：《我的大学》，见《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由此可见，千里马虽然跑得快，也还得有伯乐给相相。前有毛兆晃老师，后有徐怀中老师，硬是把莫言这块璞玉给雕琢出来了。

　　即便是现在看来，《售棉大道》和《民间音乐》也是不错的作品。《民间音乐》有一些很传统的观点，用“艺术”来反讽“商业”，用“瞎子”来对比“花茉莉”。在这部小说里，莫言还无法摆脱庸常经验的约束，但是小说里出现的乡村场景和场景描写的变化，开始出现了他的故乡情感的萌芽。《售棉大道》比起《民间音乐》来，在叙事上显然更胜一筹。这部小说通过一次普通的然而令人感到筋疲力尽甚至心惊肉跳的农民售棉的经历，来描写“杜秋妹”“车把式”“拖拉机手”和军嫂“腊梅”这四个人物。小说的观念上虽然还是很传统的，是通过歌颂“真善美”来抨击“伪恶丑”，最后，“伪恶丑”的代表“拖拉机手”受到了一定的感化。这一主题思想看起来并不新鲜，没有跳出大的路子，新鲜的是莫言在这部短篇小说里找到了自己表达的趣味和出发点。他写《因为孩子》，明白了体验生活是件荒唐事，而《售棉大道》，则调动了他自己的真实的生活经验我们知道，莫言在小学毕业之后，先是在家乡务农，后来他叔叔走了后门，把他弄进了县棉花加工厂干活。因此，莫言有着对于收购棉花的真实感受。在《我的大学》一文里，莫言也提到了自己进入棉花加工厂的事情。，写起来比较清新自然，不造作。语言上，开始变得准确有力起来。这就好像一列火车，终于驶上了自己的轨道一样，虽然还开得不快，但是大方向至少还是没有问题了。

　　莫言自己说过，他的第一篇习作是写挖河的小说，里面有一个老地主准备搞破坏。这是别人的思想在他的脑子里跑马，是虚假的写作，写得很痛苦很干巴很没有意思。从《售棉大道》开始，莫言开始探索着在自己熟悉的土地上遛弯儿。这里面，回到自己的生活和记忆中，最重要的还是回到真实乃至真诚当中。莫言凭着自己的直觉，很快就对比出了虚假写作和听从内心写作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听从内心的召唤，让他感到幸福，书写起来如鱼得水。就好像一个生锈的水龙头被一把巨大的扳手拧开了，自来水哗啦啦喷涌而出。就像美国辛格说的那样，每个人的脑袋上都有一个小门，有些人在那么突然一下子之间就打开了这扇小门。莫言控制不住了自己。他按图索骥，开始小心翼翼地回到自己的高密东北乡，回到那个蛙噪蝉鸣的天地里去。这里面也有比较谨慎的试验——莫言为此写了一系列的短篇小说。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在1984年和1985年这两年不到的时间里，莫言写了《三匹马》（1983年10月）、《大风》（1984年9月）、《石磨》（1984年10月）、《五个饽饽》（1984年10月）、《枯河》（1985年3月）、《秋水》（1985年4月）、《白狗秋千架》（1985年4月）、《断手》（1985年4月）、《老枪》（1985年4月）、《草鞋窨子》（1985年10月）等为数众多的小说。这些小说基本上都是以他的故乡为背景，以他的个人情感为线索，再加上很多真真假假的家族传说和民间传说，杂糅在一起。一个关于“高密东北乡”的地理版图，开始呼之欲出。

　　在莫言的很多小说和散文里，都隐隐约约、断断续续地出现一个女孩子的形象，这个女孩子在他的笔下幻化成了很多的人，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他的“初恋恋人”。在《初恋》这部没有标明创作日期，但是据我猜测大概也是这个时期的短篇小说里，九岁的“我”暗恋一个如花似玉的新进来的女孩子“张若兰”，最后向“娘”要了一个无比珍贵的苹果，准备送给张若兰。结果，他在一个草垛后面截住了张若兰，却张口结舌，怎么也拿不出来自己的苹果。张若兰对着他的影子吐了一口唾沫，昂然离去。在《白狗秋千架》里，这样一个儿童时代的恋女，变成了一个有三胞胎儿子和一个哑巴丈夫的可怜独眼妇女“暖姑”，她认命了，只求“我”给她留下一个质量优秀的种子。在一篇散文《也许是因为当过“财神爷”》里，她又变成了王冬妹，跟“我”一起扮演了一回“财神”，弄到了香喷喷的饺子吃。显然，这个王冬妹就是“暖姑”的原型，莫言几乎不需要太多的夸张，只要原原本本地把积蓄在自己记忆中的情感准确地表达出来就行了。在散文《你好，福克纳大叔》里，她又被莫言还原成了石匠的女儿，插图本《封神演义》就是这个石匠家里的。大辫子的石匠女儿，是莫言的初恋对象。以这个女孩子为原型，小说里的各种各样的女孩子呼之欲出。我甚至怀疑，莫言在写《红高粱》的时候， “我奶奶”的青春年少的形象里，很可能会掺杂有“石匠的女儿”的酵母在里面。从写作的角度来说，一个令人难忘的人物，总是会在各种小说里改头换面地出现。同样，小说《爱情故事》里的女知青何丽萍，则改头换面又出现在了《丰乳肥臀》和《司令的女人》里。

　　在上面列举的那些1984年到1985年间写成的小说里，乡村、传说、母亲、爷爷、村里熟悉的人群和记忆中美好的人与事，都开始进入了莫言的叙述。这些内容，赋予他灵感和激情。他的创作，变得一发不可收。

　　在《白狗秋千架》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莫言的文学版图中的“高密东北乡”这个词语，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文学共和国的萌生。《白狗秋千架》里，“我”还是返乡的“成功人士”——一个年轻的解放军军官，对于儿时的恋人“暖姑”来说，他的身份形成了一种非常巨大的反差。军官的返乡，形成了一种微妙的象征。我们可以说，这个军官的返乡，同时也是莫言本人的返乡。在这部小说里，乡村的质朴、粗野、落后、荒蛮、愚昧和命运的巨大压力，都隐隐约约地体现了出来。在小说的结尾，“暖姑”把高粱地压了一个圈，让白狗把“我”带来这样一个情景，无疑启发了《红高粱》里的那个“我爷爷”和“我奶奶”的经典镜头。

　　可以这么说，这个时期的莫言，已经有意识无意识地开始投资自己这片熟悉的土地，他搬运来各种建筑材料，准备修建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共和国。而后来在《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等小说里胆大包天地把天底下所有他认为合适的东西都搬到高密东北乡来的出格举动，都以这些小说作为开端。

　　一九八五年，莫言写出了《透明的红萝卜》。这部中篇小说以“饥饿”“贫困”和“欲望”作为最直接的表现对象，除了黑孩这个令人难忘的角色之外，小铁匠和小石匠的形象也让人记忆犹新。黑孩就是一个饥饿的载体，他脑袋大，脖子细，可能就是以少年时期的莫言自己为描写和回忆对象，因此里面还包含着一种深藏的情感。少年和儿童的形象，在莫言的小说里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总是通过这些小孩的眼睛，看到了很多被人们忽略的事情。同样，所见即所得，莫言本人也许就是所有这些小孩，他们是莫言的化身。有了这些化身，莫言变得非常轻松，轻松到了可以胡说八道的地步。《红高粱》里，“我”父亲也是一个小孩；在《酒国》里，那个不知道是侏儒还是儿童的余一尺，可能就是一个成精了的儿童；《丰乳肥臀》里的上官金童，是一个永远都长不大的小孩，到了中年还要叼着独乳老金的乳头吃奶。《四十一炮》里的罗小通，也是一个饿死鬼一样的人物。总之，在小孩的视角，大人的一本正经就变得滑稽了起来。这是一些貌似低智的小孩，通过他们，映衬出更加低智的成人世界。

　　根据莫言自己的回忆，在真实生活中，他偷了人家的红萝卜之后，看地的老农比较厉害，抓住了他之后把他的鞋子留下，交给了水利工程队的头头。然后，这头头就发动好几百人，对他进行了批斗。莫言在毛主席像面前，认了错。这个真实的事件，显然对他的精神有着极大的伤害，因此，莫言在小说《透明的红萝卜》里都难以正式地把它写出来莫言在十二岁参加修建水利工程的时候，曾经偷吃了一根红萝卜。为此，他跪在毛主席像前认罪，回到家里还立即挨了一顿毒打。这段经历对他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后来，莫言把这段经历写成了短篇小说《枯河》和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具体的描写参见莫言散文《超越故乡之六?故乡就是经历》，《莫言散文》，第241~244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生存的苦难和不公正，自此以后，一直是莫言关心的中心主题之一，他通过饥饿的方式，通过渴望的方式，把这种苦难和不公正表达了出来。莫言说：“什么人说什么话，什么藤结什么瓜……我是一个在饥饿和孤独中成长起来的人，我见多了人间的苦难和不公平，我的心中充满了对人类的同情和对不公平的愤怒，所以我只能写出这样的小说。”莫言：《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也就是说，一旦正视这种苦难和不公平之后，莫言就真正找到了一把打开走向故乡大门的钥匙。莫言拥有了自己的翅膀和语言，在高密东北乡的上空自由自在地飞翔。对此，莫言说：“故乡留给我的印象，是我小说的魂魄，故乡的土地与河流、庄稼与树木、飞禽与走兽、神话与传说、妖魔与鬼怪、恩人与仇人，都是我小说的内容。”莫言：《故乡往事》，《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莫言有一个慈祥、爱憎分明、倔犟的爷爷，爷爷身上有各种各样神奇的故事，因此他通过这个神奇的爷爷，走进了火红的高粱地和久远的味道醇正的历史，让我们闻到了《红高粱》的馨香。

　　上面写到的是莫言自己的写作摸索，写到他怎么样从虚假的写作走向真实的写作，从表达他人的情感到叙述自己的内心。可以说，在各个方面，莫言都准备好了，他就是还没有彻底放开，对自己的探索还有些不够自信，这个时候，美国威廉?福克纳及其“约克纳帕塔法县”出现在了莫言的面前。有一种说法认为，福克纳和马尔克斯都对莫言有着很大的影响，但是据我的研究，还是福克纳大一些。记得莫言曾经说过他看到《百年孤独》是在他写出《红高粱》这些小说，已经拥有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共和国之后的事情，所以“马孔多镇” 对莫言的影响应该没有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大。实际上，作为一个虚构的地理版图，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对莫言当时还在试探和摸索的写作（尤其指上面提到的那些短篇的写作）有醍醐灌顶的功效。

　　莫言是在1984年12月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从同学那里借到《喧哗与骚动》的。从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里，莫言明白了：“一个，不但可以虚构人物、虚构故事，而且可以虚构地理……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是完全虚构的，我的高密东北乡则是实有其地。我也下决心要写我的故乡那块邮票那样大小的地方。这简直就像打开了一道记忆的闸门，童年的生活全被激活了。”莫言：《你好，福克纳大叔!》，见《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从此，莫言的感觉不是没有东西可写，而是东西多得写不过来了。莫言得意扬扬地说：“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我在写一篇小说的时候，许多新的构思，就像狗一样在我身后大声喊叫。”同上。很显然，从莫言这里我们应该得到一个小小的启示，那就是写作者最为重要的学习和训练，就是找到一道打开封存的记忆的闸门。

　　对于莫言来说，福克纳和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就是阿里巴巴的那个著名的咒语：芝麻开门！莫言打开了这扇大门，看见里面堆满了琳琅满目的珠宝。

　　莫言的故事写到这里，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可写的了。莫言在这里，已经由一个青年农民质变成了一个滔滔不绝的。此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打住。

　　现在，请想变成好的朋友们都跟我说一句：芝麻开门！阿门！同时要做一个真诚的、善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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