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节 感觉莫言张志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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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遇到莫言,是在107路电车上。一大早起来,便下了汽车换电车,赶往西直门招待所,去参加有关方面召开的一个小型的军事文学创作会议。电车上三个雄赳赳气昂昂的少壮派军人正在大侃文学,主侃的是一位眉清目秀、浑身透着机灵劲儿的少年才子——此先我已经研究过莫言的作品,又知道莫言也是与会者,又从他们的谈吐中猜出他们是军艺文学系的学员,我便在心中断定——这便是莫言,在作品中才气纵横的他,自然从头顶到脚后跟都透着聪明气、才子气方是。时为1985年冬,《透明的红萝卜》《金发婴儿》和《球状闪电》等问世不久。
说来罪过。开会时一介绍,方知我眼中的“莫言”是何继青,另一位军事文学新秀,其聪明和机灵不假,以当过侦察排长为证,现今仍在南国广州为“特区军旅文学”的繁荣爬方格;莫言呢,验明正身,乃是无法从他那自诩为“狞狰而白皙的长脸”上读出“红萝卜”的玲珑剔透、色泽斑斓来,恰恰相反,他那眯缝的细眼和手捧发言稿一二三四五地念他关于战争文学的条条框框的姿态,倒显得质朴乃至木讷。具体讲什么有些记不清,似乎是说他要写绝对主观的战争,但他那咬文嚼字的认真相给我以很深的印象。
是的,莫言是老实忠厚之人。上一年年底,《太原日报》的编辑小安到北京组稿,请几个青年 吃饭。目标当然很明确,联络感情,拉一些稿子,但这种规格在今天已经很低很低,游山玩水办笔会,或者许以一笔奖金,都是司空见惯的。但莫言坐在那里却异常认真,主动地询问约稿情况和交稿时间,用市井语言说,就是自己给自己上套子。结果呢,小安人还未回到太原,莫言的稿件已经飞到他的办公桌上等着他了。
现在的学生难教, 班的学生就更难教。晚上写作开夜车,早晨便做梦乡人,若是觉得老师讲得不中听,也可以让老师对着一排排空座位发呆。每逢这个时候,莫言就成了对付学生的一张牌,讲莫言当年在文学系读书从不迟到从不缺课却一点儿不耽误他成名成家,恰恰相反他是把所学用在所写上云云。我未曾目睹过莫言的这一段好时光,但却得到那些亲身经历其事的许多人的证实,而不是为了诱惑当今的夜游神改恶从善的口头文学。
莫言的规矩本分,我以为很大程度上是受其父亲管束的结果。他的父亲修身齐家,管教子女甚严,是否由此而及于治国平天下未可知,但却实实在在赢得乡村人的敬重,说他身上有“虎毛”,无言而自威。如果说,《爆炸》中父亲打已经成年的儿子的那惊天动地的一个巴掌,是“虎老雄风在”,仍然令儿子感到震慑,那么,《红高粱》中的“土匪种”父亲豆官,则被 的叛父嘲父意识所支配——在现实中,父亲与儿子永远是成年人与孩子的关系,命里注定,不可抗拒;在报复的幻想中,却可以把父亲也还原为儿童,让他也出乖露丑,还被狗咬掉一只卵子,多么不堪其辱呵。
关于《红高粱》的这段话纯属我的臆测,现实中的莫言对父亲的深情爱戴却是切切实实的。那年秋天从家乡回京,他带着几分神秘感地讲起来:为了拍电影《红高粱》,张艺谋带着剧组到山东高密去,还投入资金种了几百亩高粱,可是,却偏偏遇上天旱,高粱长得蔫里蔫气,打不起精神来,撒了化肥,不下雨也白搭。莫言的父亲却充满自信地告诉他们,他已经给老天爷烧香了,必定有雨。果然,是夜大雨滂沱,第二天,那无边的高粱就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了。
“我是个农民。”莫言如是说。但是,当别人讲到他的农民意识时,他又难免怀疑这句话是否含有贬义。他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招法。“你说我是农民意识,我还说你是小市民意识呢。”他还就此正儿八经地写过一篇短文,以攻为守。是的,“农民意识”一词,由于前些年总是在政治领域中流通,并且贬值,与狭隘、保守、目光短浅联系在一起,容易产生歧义,我在研究莫言的时候,则取农民文化一说:“他的生活之梦、文学之根、情感和想象自由腾飞的天地都在那高粱如血、棉花似雪的土地上,张扬着乡村和大自然孕育出的生命血性,也倾诉着现实生活中灰暗而凄凉的童年记忆,他的认知方式、价值观念、情感取向,都打上源远流长的农民文化的深刻印记,连他那奇异的艺术感觉和表述方式,在兼得福克纳、马尔克斯和川端康成之启悟的同时,都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这正是他在中国文坛得以独树一帜的根基之所在。”
对于乡村,他生于斯长于斯爱于斯恨于斯;对于城市,他只感到冷漠和恐惧。在想象的高粱地里杀人越货抢男霸女无所不为的莫言,早先连在大街上骑自行车的胆量都没有;后来被“逼上大街”——在北京生存,自行车是平民百姓最便利的交通工具——却又诉苦说,骑车被人撞倒还挨了一顿骂;现如今,自行车玩得转了,心灵呢,在他的一篇近作中,一位成年男子步行穿过交叉路口,弄不清交通规则和红绿灯是咋回事,战战兢兢,举步维艰,警察斥责,司机唾弃,路人追捕,愣是要定他“流氓行为”,把他挤对得精神失常变成猴子完事。你想想这是一种什么心态?
这种被伤害感被追捕感是弱小猎物自我保护的本能,那些山中王林中强天霸海霸的才不会有什么恐惧呢。《枯河》中被父亲、母亲和哥哥暴打的无助,《透明的红萝卜》中不堪劳动的重负的弱小,都是以可怜告人。但是,能从极端恶劣的环境下畸形成长,并终于用笔墨尽扫往日的阴霾,在纸上称王称霸,非得有些过人之处不可。生活的历练,书本的熏陶,民间文化的潜移默化,加上个人的坚韧意志,都是他登上文坛的必要条件。但话不能拣好听的说,在这纷繁万状的社会中,生存和发展非得有点儿尺蠖精神不可。莫言就讲过一些自己的故事:怎样审时度势,怎样哗众取宠,我曾经把这些故事玩味一番,不要独吞,在此把其中的一二奉诸读者共享,以便知道羊群里怎么会变出个骆驼来。
莫言入伍所在的连队里,战士们一个比一个积极,早晨起大早打扫卫生,抢了扫帚抢扁担,晚上踊跃靠近领导,汇报思想,接受教育。要和连长指导员黏在一起分不开。唯有莫言,既不起早,也不贪黑,不求脱颖而出,只要不显山不露水即可。何以然?莫言早已窥见其中利害:连长和指导员像斗架的公鸡,总在闹矛盾,多干活多汇报便难免被表扬,指导员表扬的连长就不买账,连长器重的指导员就挑出些毛病来,二虎相争两败俱伤,下边人也跟着遭殃,倒是莫言这样少出头露面、不惹人注意的容易留得住干得长。这是否也是做了一回得利的渔翁?
还有一件事就更滑稽。莫言在保定的一个教导队当教员的时候,还没有提干。为了能给上边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每天晚上睡觉都把他住的外屋的灯明晃晃地开着,自己却在里屋梦周公化蝴蝶。这倒不是说莫言懒惰,但人熬夜的精力毕竟比不过电灯,那些顶头上司又有不少属于“印象派”的,看见灯亮着就夸奖其勤奋学习精神可嘉。
莫言给我讲这些事情是在山东高密县招待所里,晚上乘车回京,本来讲好下午有人陪我到莫言的父母家去看一下的,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成行,使我不免有扫兴感。说不出莫言是否觉察到我的这种心情,但他一下午的娓娓而谈却使我觉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对 个性的理解上增添了丰富的感性材料,在某些方面还印证了我凭依作品和他人的介绍对莫言性格的推测,获益匪浅。
比如说,莫言善解人意的一面,和这一席长谈中表现出的那种处世的智慧,或者如马克思所言“农民式的狡猾”,它是本能与经验的叠合而非老谋深算的策略,它是自为性的而不是以嘲弄生活和他人为目的的,生存和发展的异常艰难迫使他们聪明起来,开发自身的潜能,没有这种机智,就不会有今天的莫言。他的机智造成一种幽默感,但幽默之中又含有更多的苦涩和悲凉。还是在高密,有说到“文革笑话”,莫言也讲了一段:
收购优种长毛兔,要带着母兔一起去,以证明其是纯种的。一老农便带着要卖的兔子和母兔子到收购站。收购者问:“你这兔都没有病吧?”答曰:“大的万寿无疆,小的身体健康。”
妙语惊四座,我们哄堂大笑。笑毕,莫言补充说,这个老头当时便被活活打死。众皆无言,哑然良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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