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节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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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文养成拍电影这一爱好,据他承认是因为自己儿时渴望被关注。这一需要在20世纪50年代时变得更加强烈,因为在六年半的时间里,他的三个妹妹相继出生。他父亲又经常不在家,不管是现实中还是思想里,史蒂文觉得自己生活在“一屋子的女人中间,即便家养的小狗也是母的。我是房间里唯一的男人。那时我大概8到10岁,本来我才是家中的长子,但家里(我妹妹们)说了算。当时觉得她们很恐怖,满屋子乱跑,还跑进我的房间,把那些模型从架子上打下来,她们什么都干得出。我别无选择,必须要做点什么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史蒂文小时候绞尽脑汁,想出各式各样的点子来欺负他的三个妹妹。“我曾用我能想到的所有办法来吓她们,”他承认,“我挺坏的,从7岁到33岁我一直都对她们很不好。”没过多久,他就意识到,电影导演拍摄各种恃强凌弱的场面是可以得到社会允许的。如果拍摄他的妹妹们,他便可以如他所愿将她们置于各种暴力场景并施与各种蓄意伤害,只要是虚构的就行。
拍电影使他能将手足之间的竞争和无能为力之感变得更加积极:“我将它视为与妹妹们向父母争宠的途径。就好像是我在说:‘嘿,我也在这里。看看我的能耐!’我想获得认可和掌声。摄像机带给了我想要的……我发现了我的潜能,人们会对我和我拍的东西感兴趣的。”
“史蒂文基本上很少和邻居的孩子玩耍,但当他有了小电影摄像机以后就变了,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凤凰城的校友史蒂夫•伦巴第说道,“他拍摄邻里间的小孩,以这种方式和他们互动。每个人都因被他拍摄而感到兴奋,他们迫不及待地想看看银幕上的自己。”
如今,在史蒂文凤凰城老家所在的街坊里,街道两旁依然有1950年代的低矮平房,安静的街道上仍能看到可爱的小孩骑着自行车到处晃悠。到访者总会有一种难以回避的感觉涌上心头:你不仅穿越了时空,而且走进了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如果说史蒂文在哈登小镇忧心忡忡的童年时光给那个街区戴上了《鬼驱人》的光环,那么,这个看似略带田园风光,实则暗流涌动、关系紧张的郊区,则带有《外星人E.T.》的气息。
《外星人E.T.》是“一个我个人的故事”,斯皮尔伯格曾说过,“我不是要进行心理分析,但《外星人E.T.》是一个藏在我内心多年,经历了许多郊区心理变化之后而酝酿出的电影……《外星人E.T.》和我父母离婚有关,关于父母离异后我的感受。我对这件事的反应就是逃进我的想象世界里,逃避一切神经末梢的感觉,‘妈妈,爸爸,你们为什么要离婚,留下我们不管?’……我有一个愿望,希望有位朋友,既能作我从未有过的弟弟,又能作离我而去的父亲。于是《外星人E.T.》诞生了。”
尽管阿诺德•斯皮尔伯格和利亚•斯皮尔伯格在1966年才离婚,但在全家人搬到加利福尼亚州之后,夫妻双方在凤凰城就积蓄的矛盾就已经变得非常明显,连史蒂文和妹妹们都有所察觉。孩子们的日常生活被父母冷战的乌云笼罩着,到了夜里,父母争论不休、大吵大闹,孩子们在卧室里也时常能听见吵闹声。听到父母在夜里吵着要离婚,史蒂文和妹妹们十分害怕。这场闹剧一直持续了几年之久,弄得孩子们后来都身心疲惫,姊妹间相依为命。家里的紧张气氛不断加剧,对于童年时期的史蒂文来说“十分艰难”,帕特•罗德尼老师注意到,“但我觉得这使他更能替别人着想”。
这种紧张气氛使史蒂文更加远离社会。作为一个犹太小男孩,在异教徒占大多数的环境里,他时常感到不安,他也经常在上学、放学路上被欺负,但家里的紧张关系使他无法从温馨的家庭生活中寻求安慰。
当时住在斯皮尔伯格家附近的邻里都说,尽管整个街区总体上讲还是很和谐的,公然的反犹行为也并非每天出现,但的确还是有一些恶性事件时有发生。住在斯皮尔伯格家后面的贾妮思•苏世文记得邻居家的一个男孩在人行道上画了一个纳粹党的符号,她和另一个犹太女孩去上学的时候就能看到。史蒂文的母亲记得邻居家的孩子“曾站在外面大吼:‘斯皮尔伯格一家都是肮脏的犹太人,斯皮尔伯格一家都是肮脏的犹太人。’所以,有一天晚上,史蒂文溜出去,在他们的窗户上涂满了花生酱。”
“我们所有人都算是某种少数派。”斯皮尔伯格在拍摄完《紫色》后反思道,这是艾丽斯•沃克关于南方黑人妇女的著作的电影版。“从小到大,我是犹太人,是弱者,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少数派。同样,在亚利桑那州,犹太人不多,弱者也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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