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山诗或可分为政治诗、感遇诗与抒情诗三大类。李商隐的政治诗的特点是气象恢宏、嗟叹深沉、见识卓然，既有一种旁观者的清醒冷峻，又有一种旁观者（无法投入、无法发挥什么“主体性”）的无可奈何的悲凉。是他的身世造就了他的悲凉乃至不无颓唐的性格吗？是他的性格影响了他的命运遭际吗？读义山生平诸事亦多矣，总觉得还是难以理解。不像例如李白、苏轼、陆游，读其诗作再知其生平概略，便凸现出一个活脱脱的“典型人物”来。

　　著名的《重有感》：“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首联高屋建瓴，正气凛然，有一种绝对的政治—道德观念所形成的优势、一种自信所形成的势能。“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两句一句接一句，有一种紧锣密鼓的紧迫感。即使对窦融陶侃的典故不详，也可从表、军、已来、宜次、关右、石头及两个人名中感到一种一浪高于一浪的前激后涌的气势。“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执著的诗情已经大于政治评论的理智了，蛟龙失水，鹰隼铩翼，历史当时，岂“无”先例？岂“有”云云？书生气了。尾联“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急切有余而从容不足，有政治激情而未必有政治手腕。政治与诗情诗才，固难两全也。

　　另一首脍炙人口的咏吏—政治诗《筹笔驿》：“鱼鸟犹疑畏简书，风云长为护储胥。”开始两句气象最为不凡而又诉诸感觉，清晰可视。鱼、鸟、风、云都是写实的与客观的，“畏简书”与“护储胥”则是历史的兼想象的了。“犹疑”也，“长为”也，言之渺渺，似真似伪，给鱼游鸟飞风吹云移的豪迈而又略带险峻的大自然与军令严明、“工事”密集的过往的军旅生活之间安放了一道软索似的桥梁，令人觉得境界丰富，富有张力。十四个字左冲右突，有动有静，有实有虚，且缓且急，气象万千。《筹笔驿》之所以不同凡响，很大程度上靠的是这首两句。“徒令上将挥神笔，终见降王走传车”，这种悲剧性的故事概括十分精当。“徒令”云云，这种遗憾屡见于李诗中。“徒劳恨费声”（《蝉》）是“徒”；“春心莫共花争先，一寸相思一寸灰”（《无题》）也是“徒”啊。在“胜者王侯败者贼”的观念习惯源远流长的中国，对诸葛亮这位失败的英雄却是歌颂怀念备至。“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以及“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余”，语言锤炼不够，更接近于平铺直叙。“有才”与“无命”的矛盾，倒确是此恨绵绵，万古同悲。

　　温李齐名，商隐并有《闻著明凶问哭寄飞卿》诗作，“昔叹谗销骨，今伤泪满膺。空余双玉剑，无复一壶冰……”，情挚语奇，跌宕悲懑。《唐才子传?温庭筠》曰“……侧词艳曲与李商隐齐名，时号温、李”，但总觉温与李不同，李的气象要丰富得多，风格要变化得多，感喟要深邃得多，寄兴要迢阔得多。“侧词艳曲”云云，太皮相了，完全不能概括李商隐的风格。一句话，李商隐的作品更有分量。而这种分量的一个重要的因子乃是政治。有政治与无政治，诗的气象与诗人的胸怀是大不相同的。一个完全不涉政治的侧词艳曲的作者，不可能获得那种思兴衰、探治乱、问成败、念社稷、忧苍生的胸怀，不可能获得那种与历史与世界与宇宙相通的哲学的包容，不可能达到那种亦此亦彼、举一反三的感情深处的通融，不可能达到那种幽深复杂、曲奥无尽的境界。有什么办法呢？李商隐在政治上是失败的，甚至连失败都谈不到，因为他根本没有获得过一次施展政治抱负、哪怕是痛快淋漓地陈述一次政治主张的机会。但这种无益无效的政治关注与政治进取愿望，拓宽了、加深了、熔铸了他的诗的精神，甚至连他的爱情诗里似乎也充满了与政治相通的内心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