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的“痴狂” - 第7章情与政 - 红楼启示录：王蒙活读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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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贾宝玉的“痴狂”

　　五十七回“慧紫鹃情辞试莽玉”，五十八回“茜纱窗真情揆痴理”，写宝玉的几近病态的痴诚和深情。这位不无轻薄的花花公子，偏偏一接触到爱情和类似爱情的情感就十二分地理解，十二分地珍惜，十二分地郑重。特别是对少女的情感世界，他更是体贴入微，爱惜备至。而当他面对的是林黛玉这样一位堪称知音的集美丽、聪慧、清高、深挚于一身的少女的时候，一种近乎崇拜和膜拜的倾心，更使他陷于严重的自惭形秽的自卑自悲。这位在感情生活中频频得手的公子哥儿，一而再地在黛玉面前变成了智力可疑（解不开极平常的事理），尊严全无（不断地陪小心），而又十分偏执、狂乱、不能对外界的刺激做出正常的反应的小傻瓜！而偏偏在他表现得最呆、最可笑、最无道理可讲的时候，也是他最为真性情流露，最能表达他的善良、真诚、单纯、执着，最能表达他的青春与生命的痛苦，因而也是他最可爱的时候。五十七回中因为紫鹃不让他动手动脚并且告他：“姑娘（指黛玉）常常吩咐我们，不叫和你说笑。你近来瞧他远着你还恐远不及呢”。宝玉便呆坐在山石上出神滴泪，达五六顿饭的工夫——至少两小时。雪雁疑惑道：“……春天凡有残疾的人都犯病，敢是他犯了呆病了？”真是取笑了。但也恰在这时候，宝玉一扫其富贵气、骄纵气、娇宠气，而只剩下了一点痴诚，只剩下了一点认真，变得可爱起来。一个诚一个真加在一块儿，却变成了呆，变成了病态，这本身不就是可叹的吗？当我们评论某个人太傻、太迂、太认真、太不灵活、太不识时务的时候，这不等于从另一个角度来反衬我们已变得太聪明、太灵活、太不认真乃至太不诚实了吗？

　　紫鹃过来劝慰，宝玉解释说：“我想你们这样说，自然别人也是这样说，将来渐渐的都不理我了，我所以想着自己伤心。”看来问题并不在于对一句话的伤心，不在于宝玉缺乏幽默感，一句“顽话”也受不住，而在于他素有的一种忧虑，一种担心，一种恐惧。怕老大，怕离散，怕情感的淡泊与青年友伴的陌生化，这其实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青春情结”。所谓韶光易逝，所谓“朝如青丝暮成雪”，所谓“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青海民歌），所谓“同干一杯吧／我的不幸的青春时代的好友／让我们用酒来浇愁……”（普希金诗《给奶娘》，读起来此情此景却不会令我们联想到宝玉致李嬷嬷），所谓“青春……你的日子也象蜡一样，象雪一样地融化了，消失了……”（屠格涅夫《初恋》），都是写了这样一种甜蜜而又悲哀的情结。不过贾宝玉在这方面更加敏感，更加富有幻灭感（与佛、道诸家的影响有关），而且，他这种惜青春的感情（恰如黛玉的惜花、葬花之情）与惜别的感情紧紧结合在一起，因而独具特色。所谓“此地一为别，良人罢远征”，所谓“关山隔几重”，所谓“梦为远别啼难唤”……中国人的送别、惜别、伤别之情与这种感情的诗化，在全世界的文学传统中可说是首屈一指的。生离死别，中国人对离别的体验是刻骨铭心的，中国旧诗文中写送别的比写悼亡的还要多。宝玉在对于青春的消逝的忧苦中加进对虚拟的却是必然铁定的各自东西再难聚首的前景的不幸预感，我们可以说，这是预支了的惜别情感，他的呆痴，果然又进了一层。

　　《红楼梦》颇写了几个冒傻气的人物：傻大姐之傻在于她的智商知识乃至生理成熟程度大大低于常人，以至捡了绣春囊而不知其为何物——道德上她反倒止于至善了。薛蟠之呆（四十七回：“呆霸王调情遭苦打”）在于他的粗鲁浅薄，在于他缺文化、缺教养、缺细腻的感情。一些老婆子之傻在于她们的不知自量——如芳官干娘抢宝玉之汤吹之而大出其丑。刘姥姥之傻其实是精，妙语解颐，讨好贾母，这一点与凤姐无异，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国王近侍弄臣无异。宝玉的呆却在于他的感情之深，思虑之深，悲哀之深，直觉与预感之深。如果与琏、蓉之辈一样只追求感官享乐，他不会显出呆来。如果他接受袭人的规劝随俗去求功名利禄，他也不会被目为傻——偏偏他看透了功名利禄的空洞虚伪枯燥肮脏。如果他像贾母及多数贾府要员一样“管他呢，咱们且乐一乐”地今朝有酒今朝醉、安富尊荣，他也就不“呆”了——偏偏他对着猢狲思倒树，对着红颜思骷髅。如果他更多地游戏人生，梦幻人生，择如游戏者而游戏之，择如梦幻者而梦幻之，他也不会这样“傻”——偏偏他又撂不开自己的一片情，不单是对黛玉的情而且是对众女孩子的情，而且是对贾母贾政王夫人的情，对自己的阶级的情。他绝望于生活却又有情于生活。他绝望于家世阶级却又不能忘情于自己的家世阶级。他绝望于当时社会流行的价值观念却又无法创造出一套取而代之的自己的价值观念。他绝望于整个人生却又执着于人生中的知己、爱情、友谊乃至亲族感情。他预感到了全部悲剧的结局却并不准备抽身退步也缺少抽身退步的任何实际可能性。他生活在感情的世界中，而感情的世界容不下外交的机变与商业的策略，感情的世界承认和面对的是鲜红的心，从中无法进行转变妥协与狡兔三窟的经营。他预见了全部毁灭却又亲自一步又一步地走向毁灭——有进无退。他的呆傻实际上是他非流俗的表现，是他有一个超常的精神世界感情世界的表现，是他除黛玉外再不可能被任何人理解——虽然表面上他被众人宠爱——的结果，是他的思虑的深刻性的表现。

　　呆、疯、痴、狂，可以与弱智联系在一起，可以与精神疾患联结在一起，也可以与心智的超常发展联结在一起。天才与疯子自古难以区分。以庸人的眼光看，许多艺术家发明家宗教家都有些狂痴。“常”与“反常”的界限本身就常变化常令人糊涂。智力发育不足与过分发达，道德上全无操守与过分真诚，事业上的一无可取与孜孜不倦都可以被目为反常。一个小偷与居里夫人都可以被目为狂痴。宝玉的悲剧在于他的狂痴，狂痴在于他的更多的悟性，在于他悟到的比别人多却不想不能去做任何事，他的悟性是消极的、无建设性的。如果说他的狂痴带有某种批判性叛逆性，也是既不开花更不结果的批判性，而这种消极的批判性本身，也是该当批判的啊！

　　这里的另一问题是，不论是反社会、反价值的倾向方面，不论是“青春情结”——叹人生之无常、惜韶华之易逝惜花葬花等以及孤独感寂寞感荒谬感（对玉、锁、麒麟的荒谬感）方面都与宝玉共鸣的人——黛玉，虽有促狭、小性之讥，却无呆傻狂痴之嘲。这是因为，第一，当时的社会与家族舆论对男子的行动性积极性的要求要比对女子的要求高得多。女子天天哭天抹泪，感情来感情去则可，男子则不可。第二，黛玉是处境加性别上的弱者，她的痛苦表现为哭，而哭既是有节制的又是有发泄的。黛玉之哭是哭得好的，不哭，她更说不出表不出，她更活不下去。哭了，也就不去干更极端更激烈更不能被容许的事。这样，除了“心细”“小性”以外，“大节”上黛玉也没有差池到哪里。她虽然不可能像宝钗那样得宠，却也没有招致世俗意义上的大祸。而宝玉肆无忌惮，他又哭又摔又闹又发呆。他发狂时可以摔玉，可以下令把姓林的打出去，可以下令今后除林妹妹外谁也不许姓林。看，他发狂时仍然充满娇骄二气，仍然很明确自己的身份。当然，别人也不会忘记他的身份，以他的身份应具有的形象做参照系来衡量，就更确认他的呆痴。

　　贾宝玉的呆痴时而表现为一种不顾一切的坦诚，这是最令人感动之处。当紫鹃以“你妹妹回苏州家去”的“顽话”，将宝玉吓得患了“急痛攻心”的“痰迷”之症以后，宝玉的表现与其说是更痴更呆不如说是更真更切。他索性道出了自己的心愿，永远不与黛玉分离，永远与黛玉在一起，他痛恨、他恐惧于一切可能暗示黛玉的离他而去的东西。薛姨妈说：“宝玉本来心实……这会子热剌剌的说一个去，别说他是个实心的傻孩子，便是冷心肠的大人也要伤心……”病了，更显出实心眼来了，或者用贾母的话，显出宝玉的“呆根子”来了。把这个等式倒转来读，心太实，便是呆，便是精神病了。直言不讳，哪怕以一种乖戾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实心，而不怕嘲笑讥讽反对，这就是一个精神病人的特权（而精神正常的人是无权这样实心眼的），这也是一个病态的社会、一种病态的文化下的精神病人的特征。这能够不令人慨叹吗？这能够不吸引文学描写的笔触吗？

　　这次是宝玉精神病史上最严重的一页记录。还有一次是遇祟，遇祟那次只喊头痛，没有心理活动的迹象。“有时宝玉睡去，必从梦中惊醒，不是哭了说黛玉已去，便是有人来接。每一惊时必得紫鹃安慰一番方罢”。宝玉的精神是太脆弱了，能够成为他的精神寄托、灵魂寄托的事情太少了，他的感情又确是太深挚了——他既能泛爱又能专爱，既能普遍审美又能专向一心，既能潇洒游戏又能以命相托——他变得更可爱些了。而一个这样的人能屡屡患痰迷——精神病，能在病中装疯卖傻而又真疯真傻地闹一顿，这也是一种不得已，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甚至似乎又有些令人羡慕了呢。

　　果然，逐渐痊愈后，“宝玉心下明白，因恐紫鹃回去，故有时或作佯狂之态”。什么叫狂？什么叫佯狂？实也难分。依笔者的愚见，佯狂也是一种狂。一点不狂的话，又何必佯狂？而狂中也难免佯的因素。否则，宝玉病时，怎么不喊把黛玉“打出去”而只喊把接黛玉走的人“打出去”？叫做：

　　佯狂本亦狂，

　　痴狂亦须佯，

　　不佯又不狂，

　　如何哭悲凉，

　　如何诉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