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 与《新青年》呼应的《新潮》下篇

  《新潮》的出版,聚拢了北大的一批优秀的学生投身其中,增强了他们同新思想的教授们的联系与交流,鼓动了他们的学术热诚,锻炼了他们的才干。据傅斯年 说,新潮社同仁是由于觉悟而结合的。他们以前同受旧式封建思想的束缚又同时受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从而走上了新的人生道路。知识上的同一趋向使大家结成一个 团体。他说:“我们同人结合之先,多没有什么交情,像颉刚、子俊和我的关系,原是例外。我们当时集合同志的时候,只凭知识上的一致;虽是我们极好的朋友, 而觉悟上有不同时,我们并不请他。一旦结合之后,大家相敬相谅,团结的很牢,做起事来很有勇气。”“所以我敢大胆着说,新潮社是最纯洁的结合;因为感情基 于知识,同道由于觉悟;既不以私交为第一层,更没有共同的个身利害关系。”

  《新潮》影响越来越大,何思源、傅斯年、罗家伦、俞平 伯、顾颉刚都在上面发表了许多文章,并且鲁迅、胡适、周作人也在《新潮》上发表小说、新诗等,成为《新青年》的一个重要的呼应伙伴,在五四时期影响巨大。 新潮社的社员有罗家伦、顾颉刚、何思源、冯友兰、毛子水、成舍我、汪敬熙、俞平伯、张申府、康白情、杨振声、潘家洵等等,这批才俊日后在中国文化界和政界 大放异彩。



  翻开《新潮》,你会发现,发表文章的除去傅斯年、罗家伦,就是俞平伯、康白情与何思源。傅斯年是主编,创作量远驾他人 之上。论文、诗、古今中外各类书的书评、通讯无不具备,领域之广阔,才气之纵横,文笔之犀利,鲜有其匹者。《新潮》的另一位主要编辑罗家伦,文章秀润婉 转,优美流畅。相比之下,傅斯年的文风像他的为人一样,具有北方之强,气势雄浑,痛快淋漓。他们那时都是学生,未脱孩子气,“文词上有些很不磨练的话,同 时觉着他是些最有真趣的话;思想上有些很不磨练的思想,同时觉着他是些最单纯可信的直觉”。

  何思源在北大办《新潮》,是他人生的 转折时期。新潮社的宗旨是:“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辞。”他们和北大的国民社和国故社有明显的价值取向的不同。以邓中夏、许德珩为代表的国民 社的宗旨是:“增进国民人格,研究学术,灌输国民常识,提倡国货。”特色是关注社会问题,热衷政治。而罗常培等人的国故社的宗旨是:“慨然于国学沦夷,欲 发起学报,以图挽救”及“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特色是国学的研究与张扬。这三个北大学生发社团的指导老师可说是阵线分明。新潮社的指导老师是胡适、周作 人;国民社的指导老师是蔡元培、陈独秀和李大钊;而国故社的指导老师是刘师培、黄侃等。这三个学生自发社团是北大文科的学生队伍的自由的联合,但他们关注 的是文艺、社会、国学三个不同的方面,一是自由主义,一是文化激进,一是文化保守。虽然社团之间有串联,对相对是清晰的。在五四运动时期,新潮社和国民社 的成员都走上街头,成为五四运动的主力。


  五四运动后,新潮社以胡适为核心,大都出国留学,接受英、美、德现代资本主义的洗礼,取 政治改良的自由主义路子,而国民社的成员走的是社会主义的路子。新潮社的人虽然在政治上向国民党倾斜,但除去何思源从政做了北平市长,其余的多是在教育文 化的路子上奋进,是文化自由主义的中坚。新潮社出了几个有名的 :叶圣陶、杨振声、俞平伯、朱自清,还有几个大学校长,傅斯年执掌北京大学、台湾大学, 罗家伦执掌清华大学,杨振声执掌青岛大学,新潮社也有几个大师级的学者,如哲学家冯有兰,史学家顾颉刚、文学史家郭绍虞。

  关于新 潮的含义,在1919年10月13日《新潮》的预备会上,傅斯年、何思源等讨论决定采用罗家伦提出的中文名“新潮”,英文名就用徐彦之提出的 “THERENAISSANCE”(文艺复兴)。傅斯年说这两个名字“恰好可以对译”。罗家伦后来对此有一个解释:按照“新潮”两字的意义,译作 “NEWTIDE”。但是我们印在书面上的英文译名是“THERENAISSANCE”,是西洋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的名词,就是“文艺复兴”,是欧洲在中 古黑暗时代以后,解除种种经院教条的束缚,重新研究罗马,尤其注重在希腊文化的时期。这是西方文化最早的曙光。

  胡适后来提及此 事,认为当时新潮社成员选择的中英文名字“可能是受我的影响”,“他们显然是觉得在北京大学所发起的这个新运动,与当年欧洲的文艺复兴有极多的相同之 处”,胡适认为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1)“对新语言、新文字、新文化工具的需要——也就是新的自我表达的工具之需要”,即“文学革命”;(2)“对人类 (男人和女人)一种解放的要求”,也就是对解放妇女和个人权利的要求,即“家庭革命”。

  《新潮》是追随和摹仿《新青年》的,但是 他们对《新青年》呼吁政治改革的一面并不感兴趣,更关注对旧家庭旧道德的批判和对文字语言的改良,这份刊物的三个原则是: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 文词。这正对应着《新青年》广告上声明的四种主义:改造国民思想;讨论女子问题;改革伦理观念;提倡文学革命。

  《新潮》一直以学 生刊物的面目出现。《新潮发刊旨趣书》给自己的定义是:“《新潮》者,北京大学学生集合同好撰辑之月刊杂志也”。《新潮》发起者的设想,是用这份杂志“一 则以吾校真精神喻于国人,二则为将来之真学者鼓动兴趣”,这样可以养成“自别于一般社会”的学校风气,最终达到通过大学的思潮去影响社会的目的——“本此 精神,循此途径,期之以十年,则今日之大学,固来日中国一切新学术之策源地;而大学之思潮,未必不可普遍国中,影响无量”。


  傅斯 年、罗家伦、何思源为这份刊物规定的“四大责任”,更是处处以《新青年》为榜样,又时时注意自己学生刊物的特色。除要“导引此块然独存之中国同浴于世界文 化之流”和谈论社会“因革之方”外,《新潮》的责任还包括“鼓动学术之兴趣”和“发愿协助中等学校之同学”,“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前面两种责任,实际 就是《新青年》的“文学革命”和“社会改良”。后面两种,才是《新潮》的独到之处。两者读者定位的差别,正如李小峰所说:“《新青年》的读者偏重在大青 年、高级知识分子;《新潮》的对象,主要是小青年、中学生。”

  正因为自我定位为“学生刊物”,《新潮》就可以为自己塑造了一种“放言无忌”的形象,《新潮发刊旨趣书》里的这段话简直是在预先堵批评者的嘴:

  但挟同一之希望,遵差近之径途,小节出入,所不能免者。若读者以“自相矛盾”见责,则同人不特不讳言之,且将引为荣幸。又本志以批评为精神,不取乎“庸德之行、庸言之谨”。若读者以“不能持平”腾诮,则同人更所乐闻。



   不仅内容上,《新潮》要用偏激的姿态抨击时弊;而且形式上,也要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故而“社告”上写明:“文词须用明显之文言或国语,其古典主义之骈文 与散文概不登载”、“句读须用西文式”、“小说、诗、剧等文艺品尤为欢迎,但均以白话新体为限”。这样,《新潮》就真正做到了从内到外“自别于一般社 会”,即使较之于《新青年》,《新潮》也显得更直接痛快:“我们主张的轮廓,大致与《新青年》主张的范围,相差无几……不过,从当时的一般人看来,仿佛 《新潮》的来势更猛一点,引起青年的同情更多一点。”

  至于“注重通信”,鼓励读者来信“无论许可、非难,皆所欢迎,如于本志所讨论之外别有询问,亦当竭诚相答”,甚至可以“传达海内外各地消息,或借本志自抒主张”,这就是跟着《新青年》亦步亦趋了,对于制造学术讨论的“现场感”,发动读者的“参与意识”,都大有好处。

   说的是不怕“自相矛盾”,但《新潮》的编辑在细节上还是很注意一以贯之。《新潮》一卷一号上刊载了志希(罗家伦)的两篇时评:《今日中国之小说界》、 《今日中国之新闻界》,猛烈抨击当前流行的黑幕小说、言情小说和笔记小说,是“把人类罪恶写得淋漓尽致”、“过于荒谬无稽,一片胡思乱想;既不近情,又不 合理”、“闭门造车”,又批评报纸上的广告无意识地对社会产生恶影响:常有“卖春药”“医梅毒”的广告,卖秽书卖假货“更不必说了”!作者感叹道:“营 业!营业!社会上一切的罪恶借你的名字去做好了!”有了这样的议论,《新潮》即在封三的“广告价目”里声明:“恶滥小说,与恶滥药品,其他有害之事物,本 刊物概不为之登广告”;“愿登广告者,如能以原书或原物见寄,纵使审查,尤为欢迎”。广告与议论遥相呼应,进一步加深读者心目中《新潮》“进步”的印象。


   《新潮》的栏目设置不按体裁题材,除“评坛”、“出版界评”、“故书新评”较为学术化外,其余所有文章都混同排列,有时论文后接一篇小说,诗放在两篇杂 文之间。这大约是因为《新潮》编辑部人少,作者也多是同仁,比较容易统筹的缘故。通观《新潮》两卷十二号,涉及政治、社会的寥寥可数。

  《新潮》引起最大争议的文字,是对旧家庭旧伦理的猛烈批判,一卷一号上傅斯年的《万恶之原》,就直截了当地提出:“善”是定要跟着“个性”来的,所以破坏个性的最大势力就是万恶之源。然则什么是破坏“个性”的最大势力?我答道中国的家庭!

   傅斯年的理由是“中国家庭从小便极力摧残人的个性”,“中国人对于家庭负累的重大,更可以使他所有的事业,完全乌有,并且一层一层的向不道德的中心 去”,傅斯年用了他一贯的颇为偏激的口气声称:“想知道中国家族的情形,只有画个猪圈。”为了摆脱这种“万恶之源”,傅斯年不惜号召读者“须领会得独身主 义是最高尚最自由的生活,是最大事业的根本!”

  紧接着,休学在家的顾颉刚应傅斯年之邀,在一卷二号上发表《对于旧家庭的感想》, 将中国家庭没有改革的原因应归结为三:(一)名分主义;(二)习俗主义;(三)运命主义,这都导致旧家庭里没有“尊重自己的人格”和“尊重人我自由的范 围”,以尊卑代是非,以名分代爱情,“将他的精神重重的剥削,使天真的趣味日渐减少”。在顾颉刚的笔下,旧家庭“极像一座‘古庙’”:境况佳些,这古庙是 个“观音殿”,面貌是很慈祥和蔼;境况恶些,这古庙是个“阎罗殿”,景象是凶暴苛酷。他们的面目虽然不同,却有一件是很相同的,即是:无论如何总不能发生 意识,和我们的精神感情有个交互联络的地方,做有商有量的共同生活。所以人住在里边就是做了同神象最有关系的“庙祝”,也不过烧香、点烛、开门、闭户,那 种很惨淡无聊的生活。



  顾颉刚的态度与傅斯年的不同,他不只是指出旧家庭的弊端,唤起民众的注意,他更痛恨中国以前的学者对于“家 庭”抱有“秘密主义”,“刻了几百万块的板子,做了几千万万字的文章,竟全然考不出他们的实况”,所以等到二卷五号上重续这篇文章时,顾颉刚表示要“研究 中国家族制度”,希望《新潮》的诸君代为搜集。

  在旧家庭内部,《新潮》作者对妇女特别表示同情,指出女子在旧家庭中所受的痛苦, “实在是海无其深,天无其广!”女子被剥夺了做人的尊严,成为供男子玩弄的机器,还要受“纲常名分”的诱惑,受苦而不自知。叶绍钧除了创作小说《这也是一 个人?》来描述妇女的苦难外,还大声疾呼:“女子自身,应知道自己是个‘人’,所以要把能力充分发展,做凡是‘人’当做的事。又应知道,‘人’但当服从真 理,那荒谬的‘名分’、‘伪道德’,便该唾弃它,破坏它”。《新潮》对旧家庭旧道德的批判影响相当巨大,波及全国,他们提出的“今日之生活,既非昔日之生 活,则昔日之道德,自不能适用于今日之情势”,一秉《新青年》的论调,却说得更明白显豁,更深入当时大多数青年的内心。

  何思源在 北大预科是学哲学的,思想和人生的意义,人生在世的苦痛与终极目标一直缠绕着他,哲学是关于人们心灵家园建设的学问,它为没有意义的事物寻找意义,何思源 在《新潮》上最先发表的是《思想的真义》、《近世哲学的新方法》两篇哲学的东西。在《思想的真义》中,何思源对人们用滥的“思想”进行追问。他从四个方面 举出思想的必要的条件:(一)思想是适应人生的;(二)思想是“行之始”也是“行之终”;(三)思想是活动的进化的有创造性的;(四)思想的活动是承前启 后的,是持续不断的,是有系统的。

  何思源认为,思想是人的身体机能的一部分,思想是适应人本身和人以外的世界的,是遵从演化淘汰 规律的。“鸽子的羽毛多是瓦色;人的右手多能操作;寒带的动物都是白色,取其近于雪;热带的动物都是明丽,取其应于日,虎豹在山林多是斑斓色;毛虫在树上 多是青枝状;夜出的物皆乌黑色;常游水面的鱼皆透露绿色;这都是机体对于外界的适应”。思想的作用是什么?是对人生有补充有疗救,是对于外界和内心的反 映,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不是凌虚蹈空。“思想的适应,和手足的适应一样,手足的就利避害和行为的去害就善也是一样的作用。手足的适应,在求机体的保存; 思想的适应,在求人生目的的实现。”

  何思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辨析,在解析思想是“行之始”也是“行之终”时,他说:“思想既是 为的人生,他造出的学问,如哲学科学等,又岂能抽象玄妙,和人生绝无关系呢?世界是人住的,学问是求世界的真理的;世界比就道路,没有人走的道路也就没有 不能实行的真理”,真理必须能解决人生的问题,它能表现人生,否则真理是行不通的。我们研究学问,寻求真理,不是拿着真理的自身当作最终的目的,得到了就 完了事,乃是拿他当做处世的方法和行为的手段。要知道真理的‘真’字是实事造成的,过去的事实才是他的证据。然而事实是行为的结果,所以行为就是真理的应 用,也就是他可以成为真的铁证。总而言之:是真理不是真理,全看他在实际上的效果如何而定。凡是我们能融化,能应用,能确定,能证实的,都是真理;反之, 凡是我们不能融化,不能应用,不能确定,不能证实的,都是虚妄空想了。由此可知:从经验里体贴出来的思想,从行为上得下来的知识,才是正确思想,才是健全 知识!”

  何思源在这里肯定的是,实践才是检验真理和思想的标准,除此之外,一切炫耀、迷糊人的东西都是虚妄。最后,他强调,真理 是变化的,发展的“今天的真理,对于昨天的真理是子民,对于明天的真理是父母。今天的真理由于以前真理的混合改定而生,他自己的混合改定又生出来以后的真 理。总而言之:思想的变化是改换旧有的真理,而求其适应于现在的新境况”。

  《新潮》出版后,内地青年得书不易。“已经翻阅得破破 碎碎了,还是邮寄来,邮寄去”,各地的代销处也日渐增多,“个人、学校、报社、图书馆、教育会、学校附设的贩卖部等经售代销的居多数,甚至有绸缎庄代销 的”。到1919年10月,全国代卖处竟达40余处,这不能不说是发行上惊人的成绩。《新潮》内容激进,形式新颖,又挟《新青年》和北京大学之威,所以内 容形式两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新潮》的出版,无疑为已经启动的白话文浪潮推波助澜,《星期评论》、《建设》、《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等白话刊 物纷纷出版,《国民公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等也逐步改用白话,短短一年中,竟然“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

  《新潮》 上的文章,是充满刺激和火药味的,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几千年的专制制度猛烈抨击。于是一些守旧的封建遗老和封建头脑的报刊,辱骂《新潮》,一些北大的教授 也看不惯《新潮》,于是就有人拿着《新潮》的刊物找大总统徐世昌,然后层层下压,要求蔡元培开除《新青年》和《新潮》的编辑,但蔡元培面对这股逆流,却写 下了《答林君琴南函》,进行驳斥。

最新书评 查看所有书评
发表书评 查看所有书评
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的政策法规,严禁发布色情、暴力、反动的言论。
评价:
表情:
用户名: 密码: 验证码:
Baidu
m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