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先生主持北大，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李大钊就任图书馆长，一时北大成为国内领风气之先者。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在北大的影响，唤起了一代青年才俊。他们站在时代的潮头，指点江山，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他们渴望自由、反叛权威，内心中燃烧着烂漫激情的火焰。他们结社集会，一时群星灿烂，如傅斯年、顾颉刚、罗家伦、何思源、高君宇、许德珩、张国焘、邓中夏等。他们创办了新潮社、国民社、国故社，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何思源参与创办的新潮社。

　　何思源在北大求学，学的是哲学，他遇到了鲁西南老乡国学门的傅斯年，共同的乡音，共同的志趣，两人从此交情深厚，并且以后何思源把堂弟何兹全托付给傅斯年。傅斯年和顾颉刚一个宿舍，英文系的罗家伦、俞平伯等也经常来到傅斯年的宿舍聚谈。

　　傅斯年，字孟真。他和何思源一样同出生于鲁西，一是曹州府的所在地菏泽，一是东昌府的所在地聊城。曹州府和东昌府都是水浒所在地，武松在东昌府的阳谷县打虎，后来落草在曹州府的梁山，曹州府与东昌府是相邻的两个地级单位，方言风俗人文性格一样。傅斯年出身聊城的一个名门望族，其祖先傅以渐是清王朝建立后的第一个状元。傅以渐是康熙的老师，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他在朝中虽然居官显耀，却以简朴无华而著称。在朝为官期间，别的文武官员都骑马坐轿上朝，他却始终坚持以驴代步，来往于宫廷之间。一日，清世祖顺治皇帝偶然见到他骑驴上朝，大笑之余，亲自为他画了一幅骑驴小像，并题“云龙山下拭春衣”诗一首，改末句的“马”字为“驴”字，即“状元归去驴如飞”，一时传为佳话。

　　有清一代，傅氏家族在科场上得意者不计其数，官至封疆大吏者也不乏其人。比如傅斯年的曾祖父傅继勋在安徽做官多年，李鸿章、丁宝桢都出自他的门下，因此山东傅氏有“清代文章第一家”之誉。傅继勋之后，其子孙大多偏离仕途，以教书为生。这也是他们蔑视权贵、洁身自好的最好选择。这对傅斯年影响很大，傅一生同情下层社会，憎恨贪官污吏，鄙夷脱离现实的所谓学术。

　　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是举人，但父亲早丧，傅斯年便随祖父读书，傅斯年的父亲当年主持龙山书院时曾经资助过一位名叫侯雪舫的学生。侯家境贫寒却勤奋好学，后来他考取进士，被授以刑部主事，在傅斯年13岁的时候，侯雪舫回乡省亲并拜望恩师，没想到旭安先生已经去世，于是侯雪舫发誓要把老师的两个孩子培养成才。他看到傅斯年博闻强记，聪明过人，便带傅斯年到天津读书。

　　傅斯年1913年进入北京大学预科。三年预科后，进入本科的中国文学门，学习成绩总是第一，国学底子厚实。傅斯年是典型的山东人，长得高大魁梧，但却是内秀，为人敢作敢当，被人称做大炮、老虎。胡适从海外归来，被礼聘为北大教授，他的课堂里一时听众如云。傅斯年的好友顾颉刚去听了一次，回来跟傅斯年说：那个胡博士是真有学问，你也去听听吧。傅斯年就去听了，不仅听，还问，一问一答之间，胡适的汗就下来了。傅斯年是倚马千言的文章高手，被国学大师刘师培、黄侃看好，准备让他继承衣钵。论名头，傅斯年在北大比一些教授的名气还大。胡适后来坦白交代说，他当时就发现了，像傅斯年这样的学生，国学根底比他还好，所以他常常提心吊胆，激励自己，要加倍用功。从此，傅斯年与胡适，也就建立起了亦师亦友的特殊关系，直至终生。胡适说傅斯年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

　　在傅斯年的宿舍，大家经常高谈阔论，展开争辩。傅斯年、罗家伦、何思源、徐彦之、康白情等觉得，应该创办一个杂志，这样大家有了阵地，可以效法《新青年》更好地进行启蒙。但是经费从何而来？大家开始犯愁。傅斯年有个方案，经费有参加办刊的同学分摊，但大家都太穷，不好实施，后来大家想了办法，学生办杂志属于课外活动，要学校支持，于是大家推举傅斯年去找文科学长陈独秀要求创办《新潮》杂志。

　　陈独秀开始以为傅斯年是刘师培、黄侃那些国故派派来做间谍的，当时人们把傅斯年称为“黄门侍郎”。后来陈独秀和蔡元培、胡适交换意见，知道这一批学生都是思想先进的学术新秀，傅斯年、何思源都在《新青年》上发表过文章，是和国故派相反的青年才俊。蔡元培决定《新潮》杂志的费用由学校垫付三期实验一下，第四期由学生自我解决。

　　于是，1919年1月1日，《新潮》一号面世，立刻在学校和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初版1000份，10天不到就销售一空，加印3000份，一个月又销售一空。后来又连续加印，《新潮》很赚了些钱，费用再也不用学校垫付了。大家推举功底深厚、文笔泼辣、办事干练的傅斯年为主任编辑，请胡适做顾问，指导大家。杂志定名为“新潮”。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给他们在图书馆拨了一间房子用。《新潮》杂志在这一群青年的努力下问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