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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求学如坐春风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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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思源在北大非常用功，他先是读的北大预科，他在《回忆我的一生》中说：“北大预科的前身是‘同文馆’和‘译学馆’，特别注重外文，所有 科目既不与北大本科课程相衔接，反而具有半独立的性质，以能看外文原著、能听外语讲课为基本要求。功课紧，纪律严，在某些方面胜过本科。我在北大几年确是 很用功，看了些原文哲学史、哲学通论和各国当代哲学。”
何思源是贫寒子弟，他是在老师的资助下走到北大的。他的精神底子不允许他 有丝毫的懈怠，他没有那些纨绔子弟的嗜好和银子，鲁西南的淳朴成就了他，使他远离不良习气，只是把心思放在求知上。为了砥砺自己的志气，抵御外面的诱惑， 何思源像许多有志青年一样，在自己的宿舍写了两个条幅。一曰“大行，君子自强不息”，一曰“必忠必信，有为有守”。何思源身上的豪爽和正直、仗义执言赢得 了大家的信赖，同学推举他做了学生班长。
何思源做了班长，使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老师和同学，特别是与蔡元培和鲁西南同乡傅斯年的 感情特别深。何思源说“我在北大预科3年，本科1年，预科第三年时我是学生班长，与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文学院长）陈独秀、图书馆长李大钊等人接触较 多。我既听过李大钊、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也听过胡适的实用主义，既听过刘师培、黄侃的‘国故’，也听过梁漱溟的佛学和孔学，但我既不主张共产，也不赞成 复古，对佛学更无兴趣。我只是从爱国主义的角度出发，考虑祖国富强的问题。”
蔡元培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在新学年的开学仪式 上，何思源听到了蔡元培先生发表的慷慨激昂的就职演说。蔡元培先生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 阶梯。”蔡元培列举了学生中的一些丑恶的现象：带听差、吃花酒、捧名角、打麻将、结拜弟兄，蔡先生说听说个别学生一年花费5000大洋，一年花费1000 大洋不在小数，这样的学生能够安心读书吗？能救国救民吗？蔡先生的演讲在同学中引起轩然大波，何思源感到振奋。蔡元培在接到任命校长的第一天，就去拜访了 陈独秀，恳请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陈独秀字仲甫，号实庵，后来写文章、办报纸时，取故乡的独秀山名为名，安徽安庆 人，1879年10月9日生。陈独秀的父亲陈衍中，生有异姿，束发受书，天性最厚，亲友困乏者解衣衣之，推食食之。以教书为业，讲究实学，慷慨有大志，但 屡困场屋，一辈子不得志，是个穷秀才。1881年10月7日，陈衍中在苏州教书时死于疫疾，是时陈独秀还不满2周岁。
陈独秀的母亲查氏，是一个很能干而疏财仗义、好打抱不平的女丈夫，但往往又包容奸恶，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她常常教育子女，不要看不起穷人，不许骂叫花子。她虽然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但她教育子女考科举，起码也要中个举人，替父亲争气。
陈独秀自幼由祖父陈章旭教他读书。从小个性鲜明，有棱有角，既刚烈又温情，既包含了祖父的个性，又包含了母亲的个性。他待人处事，胸怀坦诚，但脾气暴 躁，喜怒形于色，也难以容人。凡是他认准了的目标，就执著不放，奋不顾身地去追求。他像是一匹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任何艰难险阻都挡不住他。陈独秀待人接 物，坦诚爽直，素行不检。他言语峻利，好为断制，每当辩论的时候，他会声色俱厉地坚持他个人的主张，倘若有人坚决反对他，他竟会站起身来拂袖而去。他从不 耍阴谋诡计。鲁迅曾说：“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 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鲁迅一语道破陈独秀待人处事是光明磊落的。
陈独秀学识渊博，懂日、英、法三国文字，工宋诗，写隶书， 旧学很有根底，新学造诣尤深。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1916年将其改为《新青年》。同年，蔡元培从法国归来任北大校长并致力 于改造北大。正式上任后的第8天，蔡即致函教育部，建议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两天后教育总长派令下达，《新青年》随陈独秀迁京，进驻北京大学。与北大文科 的联手，使《新青年》得以保证思想的新锐，视野的开阔。1917年1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1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 《文学革命论》。
胡适的文章被认为是中国文学革命的第一声进军号角。该文主张写通俗易懂的白话文，不刻意模仿古人，不套用过时的 陈词滥调，不作无病之呻吟，不避俗字俚语。陈独秀则在文中将胡适推为举义旗的急先锋，他本人“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举‘文学革命军’大旗”，为胡适助威呐 喊，并为“文学革命军”提出三项任务：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 学；推倒迂腐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1917年胡适回国后发现，仅仅半年时间，由他和陈独秀发起的文学革命已经闹得轰轰烈烈 了。从1918年１月起，《新青年》全部刊登白话文，并开始使用新标点。1918年４月15日，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指出：“两 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 学。”
一个月后，鲁迅的《狂人日记》在《新青年》发表。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短篇小说。1919年2月27日，林纾 在上海《新申报》上发表文言小说《荆生》，以田其美、狄莫、金心异三人影射陈、胡及钱玄同，说这三人指责孔子，提倡白话，“以禽兽之言”乱人视听，结果被 一个名叫荆生的“伟丈夫”痛殴一顿。遭新派人物反驳后，林又发表《致蔡鹤卿太史书》，攻击北京大学宣传新文化是“覆孔孟、铲伦常”。污蔑写白话文是“引车 卖浆之徒所操之语”、“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是“叛亲蔑伦”，“人头畜鸣”。1919年3月18日，蔡元培公开发表《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 君函》，强调了“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有力地维护了新文化运动。
何思源回忆说：“我认为这篇文章可称为新文化运动 的宣言和檄文，是新旧思想激烈斗争的表现。蔡校长的办学方针和教育主张正符合我的思想要求，我从民间小说文学得来的‘基本功’正是‘行用土语为文字’。我 的思想似乎解放了，胆子也大了。我的学科重外文，除英文外，又学会法文。我居然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有思想意义的英汉对照文章《金钱的崇拜》。我还发挥 ‘土语’的本领，连续写了九篇水平不高的文章，其中《新唯实主义》在《新文学》上发表，《我们如何思维》在《新潮》上发表，我这个乡间土孩子出身的人，谁 给我这样不知天高地厚的胆量！”
蔡元培在文中阐明了自己的办学思想：
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 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 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比 如：公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事小说体裁讲文学，以挟妓通奸争有夫之妇讲伦理者，宁值 一笔欤？
蔡元培先生的办学思想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在他“兼容并包”、“学术民主”的思想的引领下，北京大学出现了历史上的“春 秋战国”时代。各种主义、各种学派、各种思想旗号林立。在这种派别林立的时代，新旧教授为了学术观点在课堂大唱对台戏，最有名的是黄侃与胡适之间，相互攻 击、谩骂。
黄侃，师事国学大师章太炎，擅长音韵训诂，兼通文学，他与因性格落拓不羁、被黄兴骂为“害了神经病”而得“章疯子”之名的章太炎，以及因经常不修边幅、衣履不整、不洗脸、不理发、活像一个疯子的刘师培，被时人称为“三疯子”。
黄侃曾与胡适同在北大讲学。在一次宴会上，胡适偶尔谈及墨学，滔滔不绝。黄侃骂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胡适赧然。过了一会儿，黄侃又 骂道：“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胡适大怒。黄侃却大笑道：“且息怒，我再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学？我不是骂你， 不过聊试之耳！”举座哗然大笑。
黄侃反对胡适提倡白话文。有一次，他在讲课中赞美文言文的高明，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4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胡适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仅成上半部，全书久未完成。黄侃曾在中央大学课堂上说：“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不解，问其 原因。黄侃道：“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学生们大笑不已。黄侃对胡适提倡的白话文反感，总是同胡适唱反调。
一次，黄侃碰到了胡适，开始调侃说：“胡先生，你提倡白话文，并非真心。”胡适问：“季刚先生，话从何来？”黄侃说：“如果你真心提倡白话文，你应该把你的名字‘胡适’，改成‘往哪里去’。”
在北京大学还有一个被人认为怪物的辜鸿铭。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子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张勋生日的时候，大学者辜鸿铭送给他一副对子，说：“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后来，辜鸿铭和胡适说这件事，说“擎雨盖”指的是清朝的大帽 子，而“傲霜技”指的是他和张勋都留着的长辫子。辜鸿铭既会讲英国文学，又鼓吹封建礼教。当北大教授时，有一天，他和两个美国女士讲解“妾”字，说：“ ‘妾’字，即立女；男人疲倦时，手靠其女也。”这两个美国女士一听，反驳道：“那女子疲倦时，为什么不可以将手靠男人呢？”辜鸿铭从容申辩：“你见过1个 茶壶配4个茶杯，哪有l个茶杯配4个茶壶呢，其理相同。”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 铭。辜鸿铭何许人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 《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 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字汤生。1857年7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 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 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 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 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他倒读英文报纸 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英国 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 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 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谕那些四夷之邦。”
辜鸿铭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 负。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 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 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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