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春天，迎着漫漫黄沙，何思源从鲁西南老家来到古都北京，他的先祖在明清都有在朝廷做官的官员，中间败落。而今，他怀着求学深造的兴奋心情，一路步行走到故都，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理想抱负。

　　当时的北京大学正处在频繁更换校长的时期，北京大学原名京师大学堂，1898年7月3日开办，是维新变法的产物，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为立学宗旨。初拟设地学、道学、政学、文学、武学、农学、工学、商学、医学等10科，以达“总古今，包中外，该体用，贯粗精”之目的。招收官僚子弟及各省中学堂毕业生入学。戊戌变法失败后，实际只办了诗、书、易、礼四堂及春秋二堂，每堂也仅有10余人，性质仍与旧式书院相近。1902年复校，1910年发展为经、法、文、格致、农、工、商七科，是一所文理科综合大学。1912年5月15日，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严复任校长。京师大学堂是中国最早的大学，它虽是维新的产物，但刚开办时，从总管、教习乃至学生多是官场中人，学校还是一派腐朽的气息。学生虽然年轻，但多是青年官员和王公贵胄子弟，一些教员的官阶还没有学生高，于是上课时，课堂上满是“大人”、“老爷”的声音；而在上体操课时，教官必须是规规矩矩地喊口令“老爷开步走”、“大人向左转”。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不再是中华民国的总统，而宣布接受帝位。1916年1月1日，袁世凯正式当上了皇帝，将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将民国五年改为洪宪元年，何思源再一次成为皇帝统治下的子民。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在一片唾骂声中，他病恨而死。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黎元洪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开始了人生最为辉煌的历程。

　　北京大学当时的风气极为不好，学生去八大胡同烟花柳巷、秦楼楚馆寻花问柳者有之，跑戏园子捧坤角名伶者有之，泡茶馆喝酒聊天者有之，还有藏娇纳妾、聚众赌博、吸食鸦片者。著名历史学家、1913年入北大的顾颉刚曾这样回忆：“北京大学原名‘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才改名北京大学。蔡元培先生来之前，校名改了，本质并无什么变化，封建主义仍然占统治地位。1913年我考入北大预科时，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不小；有的教师死守本分，不容许有新思想；当然也有好的，如教音韵学、文学批评(《文心雕龙》)的黄侃先生，教法律史的程树德先生（他著有《九朝律考》），但不多见。学生们则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有的学生一年要花5000银元，当然，这样的豪富子弟数量不多，大约不过两三人。至于一年花千把银元的人就多了，少说也有好几十人。像我这样一年从家里只能拿二三百银元来上学的，就是穷学生了，在学校里简直没有地位。一些有钱的学生，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那时的北大有一种坏现象：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奔‘八大胡同’(和平门外韩家潭一带)。所以妓院中称‘两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顾(‘两院’指参议院、众议院，‘一堂’指京师大学堂)。这种坏现象是从清末保留下来的。那时在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坏风气，就是‘结十兄弟’。何谓‘结十兄弟’？就是十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为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做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这个官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花钱买来的，那么钻营费由10人分摊。这样的学校哪能出人才？只能培养出一批贪官污吏！蔡元培先生来该校之前，北大搞得乌烟瘴气，哪里像个什么‘最高学府’？我当时比较注意读书，暇时看看京戏，就算是好学生了。”

　　1917年初，蔡元培先生来北大，逐步使北大发生了巨大的质的变化。他到校第一天，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他到校不久，就向全校发表演说，倡导教育救国论，号召学生们踏踏实实地研究学问，不要追求当官。蔡先生自己虽然在前清中过举人、进士，点过翰林，但他后来到欧洲德、法两国留学，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他一到任，就着手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学的教育方针和制度，来代替北京大学那一套封建主义的腐朽东西。他最注意的是文科，认为文科的任务是用新思想代替旧思想的。他到校之后，就果断聘请了《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当文科学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以后还陆续聘请了一批有真才实学和有新思想、希望改变旧社会的人来任教。

　　蔡先生的办学方针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提倡学术民主，主张不论什么学派，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应允许其存在；不同主张的教员，不分新旧，应允许其自由讲学，让学生自由进行鉴别和选择。在蔡先生这种办学方针指引下，那时北大不但聘请左派和激进派人士李大钊、陈独秀当教授，请西装革履的章士钊、胡适当教授，还聘请身穿马褂、拖着一条长辫子的复辟派人物辜鸿铭来教英国文学，甚至连赞助袁世凯称帝和筹安会发起人之一的刘师培，也登上了北大教坛。蔡先生主校以后，许多学者名流来到北大，一时人才云集，面目一新。像鲁迅(周树人，教中国小说史)、钱玄同(教音韵学)、吴梅(教戏曲史)、刘半农(教新文学)等，都来到北大教书。李大钊、陈独秀和他们一起，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与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展开斗争，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开拓了前进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