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少年遇伯乐下篇


  王鸿一对我国的传统文化认识深刻。他初注意程(颐、灏)朱(熹),继以认为其空疏而不切实用,后又转向陆(象山)、王(阳明),复以王阳 明有不朽之功,然奢谈良知,让人自悟,怕学生们不务实践,遂又提倡颜(习斋)李(刚主)等,教学生“吃苦耐劳,习勤养勇”(此八字后来作为王鸿一创办的第 六中学的校训),谆谆告诫学生以任重道远,勿做一个“自了汉”。

  王鸿一是一个关怀民生的实践家。他说:“全国人民,十之有九皆在 农村,而城市区域不过因经济政治之关系,构成临时聚合之团体,其居民十之有九来自田间……国家根本大致在农村,治道之正当起点也在农村,则根本政治,乃为 真正之全民政治。”于是王鸿一先生在1928年创办《村治月刊》,自任社长。出版的《村治月刊》,以宣传“到乡村去,到边疆去”、“促进村治”为主。

   曹州在民国初期二十年的教育是处于全国的前列的,这和王鸿一的倡导和力行有关,在这里我们还必须提到王鸿一和梁漱溟的关系,他们提倡的“乡村建设”是从 曹州萌芽的。王鸿一与梁漱溟1921年在济南相识,二人遂为知音。王鸿一邀请梁漱溟到菏泽讲学,到农村了解当时底层的现状。梁漱溟久居京城,当来到地瘠民 贫的下层,看到饥寒愚病的百姓,特别是一次见到一个六十多岁的长者吃着糠窝窝,喝着高粱面粥,他流下了泪。这些农民丰年免于挨饿,歉年辗转沟壑,后来何思 源提倡的“求生教育”,也是对鲁西南农民生活的彻骨体验而形成的。



  20世纪末到抗战,梁漱溟在山东推行乡村教育时,何思源正是山 东省教育厅厅长。如果没有王鸿一和何思源的师生关系,没有王鸿一和西北军冯玉祥的关系(韩复榘是西北军),可以说,推行乡村教育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这 里有必要把王鸿一、何思源、梁漱溟的关系说清,且梁漱溟下面的乡农主政教育者多是菏泽人,是何思源在菏泽六中和北京大学的学弟,何思源的扶持功不可没。

   梁漱溟,名焕鼎,字寿铭,1893年重阳节(光绪十九年九月初九)生于北京。梁家祖籍广西桂林,本是名门望族,其始祖也先帖木儿是元朝建立者忽必烈的第 五子和齐克之子。但传至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时,梁家家道已经衰落。梁济虽也中过举人,做过几年小小的京官,然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贫困与压抑中度过的。据 梁漱溟回忆,他家有时拮据得要靠典当母亲的妆奁来维持生计。

  1898年,梁漱溟开始在家启蒙受读。由于父亲梁济早年受西方思想的 影响,比较开明,不仅支持过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主持的洋务新政,对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也表赞同,因此,当梁漱溟读完《三字经》、《百家姓》后,父亲 就再也没有让他按照惯例往下读儒家的四书五经,而是要私塾先生拿了一本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的《地球箴言》来教他,梁漱溟第一次从中知道了欧罗巴、亚细 亚、英吉利、法兰西。


  1906年,梁漱溟小学毕业,入顺天中学堂学习。该学堂是北京地区最早的新式中学之一。梁漱溟在顺天中学堂 呆的时间较长,直到1911年他中学毕业。中学时代对梁漱溟的一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他在晚年时写道:“我自十四岁进入中学之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 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是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对人生问题之追求,使我出入于西洋哲学、印 度哲学、中国周秦宋明诸学派间,而至后来被人看做是哲学家。对社会问题之追求,使我投身于中国社会改造运动,乃至加入过革命组织。总论我一生八十余年(指 十四岁以后)的主要精力心机,无非都用在这两个问题上。而这两个问题的开端和确立,便自中学时代始。”

  青年时代的梁漱溟是一名记 者,由于职业的关系,他经常出入于民初各政党团体的本部,参加各种政治会议,采访各类政界人物,耳闻目睹了一幕幕政治丑剧。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丑恶现象,与 他所想象的政治理想的反差实在太大了。作为一个刚中学毕业步入社会并对未来充满着幻想的青年,他对此深感苦闷和失望。他回忆说:“在此期间内,读书少而活 动多,书本上的知识未见长进,而以与社会接触频繁之故,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 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所遇不到的,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于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为了摆脱因对人生感到厌倦 和憎恶引起的痛苦,1913年春,梁漱溟辞去了《民国报》记者之职,回到家中,潜心于佛学,过起了隐居生活。

  1916年,梁漱溟 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究元决疑论》长文,此文分为“究元”和“决疑”两大部分,其宗旨是“批评古今中外的各家学说,唯独推崇佛学一家”。就内容来看, 《究元决疑论》实际上是梁漱溟本人生活和思想的总结,是他为生活在大变动时代的人们提供的一幅医治精神空虚而感到忧虑、不安和痛苦的药方,即他在此文的 “跋”中所说“为世间拔诸疑惑苦恼”。尽管在理论上,《究元决疑论》并没有什么重大创见,但它那立论的方法,广博的知识,尤其是对人们所普遍关切之人生问 题的探索,获得了学术界的好评。1916年底,蔡元培应当时教育总长范源廉之邀,从欧洲回国接受北京大学校长一职。他途经上海时看到了《东方杂志》上的这 篇文章,读后颇感兴趣。不久,当梁漱溟经范源廉介绍前去拜访时,蔡便当面邀请梁漱溟这位年仅24岁的中学毕业生到北大教书,讲授印度哲学。

   到北大的第一天,梁漱溟在校长室找到蔡元培和文科学长陈独秀,问他们对孔子持什么态度。蔡元培感到有些突然,犹豫了一阵回答说,他们并不反对孔子,儒家 学说作为一门学问值得研究,至于孔子在历史上的影响和地位可以讨论。梁则表示,他“不仅仅是不反对而已”,他“这次来北大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不再做旁 的事”。因此,他在讲授印度哲学之余,又陆续开设了唯识哲学、儒家哲学、孔子哲学等课程,并出版了《印度哲学概论》(191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和《唯 识述义》(1920年由北大出版)两书。当时思想文化界围绕什么是东方文化,什么是西方文化,东西文化孰优孰劣,中国文化的出路是东方化还是西方化等问 题,争论得十分激烈。为了研究这些问题,梁漱溟于1918年10月在《北大日刊》上登了一则广告,征求有志于研究东方学的人。

  由 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人们大都醉心于西学,对东方学无大兴趣,因而“应者寥寥”。梁漱溟只好在哲学研究所开办了一个“孔子哲学研究会”,将自己的意思“略 微讲了一个梗概”。“孔子哲学研究会”只维持了一段时间,到这年11月底,因父亲梁济自杀的影响,便搁置下来。但梁漱溟对东西文化的研究仍在进行。 1920年秋,他开始在北大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部分讲稿陆续在《少年中国》上刊载。1921年暑假,他应山东省教育厅的邀请,到济南作了40天的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演讲。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王鸿一先生拜见梁漱溟,两人彻谈终夜,同以天下为己任。是年秋,梁漱溟演讲稿整理出版。这是梁漱溟第一部 有重大影响的著作。在此书中,梁漱溟“批评东西文化各家学说,而独发挥孔子哲学”,从文化渊源和人生哲学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并指出“世 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标志着梁漱溟“从青年以来的一大思想转变”。

  此书认为,文化是“生 活的样法”,而生活是“事的相续”,“事的相续”又是“意欲”活动的结果,由于意欲的不同,产生了人生三大问题,即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宇宙间的因果 法则。与这种问题相适应,便形成了人类的三大文化路向,即“向前面要求”、“调和持中”和“反身向后去要求”,这三大文化路向的代表分别是西方、中国和印 度,它们之间的一切差异就在所走文化路向的不同。书中依据中国的陆王心学和西方的柏格森生命哲学,对孔子哲学进行了新的诠释,建立起中西合璧的“新孔 学”。梁漱溟既反对“全盘西化”,在理论上也不赞成中西文化的互补调和,而主张“对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同时,“批评地把中国原事态度重新拿 出来”。他通过对西方社会经济、思想、学术之“变迁”的考察,得出“世界未来的文化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的结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 响,一年之内就连续再版了5次,盛况空前。梁漱溟本人也因此成了现代中国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新儒学的开启者。

  1924年秋, 为了实践自己对教育问题的“新认识”、“新设想”,梁漱溟辞去了北大教席,应王鸿一先生的邀请前往山东担任曹州六中校长,并负责筹办拟议中的曲阜大学。犹 如北京大学是中国新式教育的中心一样,拟议中的曲阜大学将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中心。梁漱溟来到曹州,虽时值秋天,但秋老虎的炎热一点未退,于是他就在一棵槐 树下为同学上课,有时就脱掉长衫,光起了脊梁,那时六中的学生看到这样的大学者如此的平易,都围绕着梁漱溟,问这问那。但梁漱溟在山东没有呆多长时 间,1925年春,他就辞去了曹州六中校长的职务,回到北京。先居清华园,编刻他父亲的遗文《桂林梁先生遗书》,后移居什刹海,与追随他来北京的十几个曹 州六中学生同住共读,从事讲学。

  1929年1月,王鸿一得到阎锡山的资助,在北平创办《村治月刊》。1930年1月,王鸿一、彭 禹廷等在冯玉祥及其部下河南省主席韩复榘的支持下,创办河南村治学院。梁漱溟先后出任《村治月刊》主编和河南村治学院教务主任。1930年10月,韩复榘 由河南调往山东,河南村治学院停办。河南村治学院关闭后,韩复榘表示欢迎梁漱溟等人到山东继续他们的乡村运动。1931年1月,梁漱溟等到了山东。他们改 “乡治”、“村治”为“乡村建设”。据梁解释采用这个名称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人们都提倡建设,建设有许多方面,我想我们搞的工作是乡村的建设工作,所以用 了乡村建设这个名称”。

  1931年6月,梁漱溟等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作为从事乡建运动的机关。院下设研究部、乡村服务人员 训练部、乡村服务指导处、社会调查部等机构和实验县。该院从创办到1937年山东沦陷而关闭,6年间,为乡村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实验县开始只邹平一 处,1933年又辟菏泽为实验县,最后实验工作扩展至许多县。在实验县,普遍设立乡农学校,实行教育机关与政权机关合一,以此改造乡村组织。此外,在培育 良种、推广农业技术改革、举办各类合作社等方面,乡村建设研究院也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从事乡村建设实验的同时,梁漱溟还完成了《中国民 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2年由北平村治月刊社出版)、《乡村建设理论》和《答乡村建设批判》等著作的写作。

  《中国民族自 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是从文化的角度来阐发乡村建设的意义。梁漱溟认为,由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因此,只有“村治”或“乡村建设”才能解决中国的 现实问题,成为中国文化出路的唯一选择。从该书对中西文化的总体认识及其所得出的结论来看,实际上它是对《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理论观点的进一步发挥和运 用,在有的方面显然更为保守。

  《乡村建设理论》(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是梁漱溟正面阐述其乡村建设理论的著作。全书分为 甲、乙两部分。甲部分为“认识问题”,主要谈的是乡村建设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乙部分为“解决问题”,具体论述了乡村建设的主要内容、方法以及乡村建设 在解决中国政治和经济问题上的重要意义。该书认为:“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 政治上的无办法。”具体说来,中国本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不同于西方的“个人本位,阶级对立”。自西洋风气传入后,旧的社会构造被破坏了,但 中国并没有走上西方社会的道路。“东不成,西不就”,“旧辙已经脱失,新轨未得安立”,这就是文化失调,就是中国各种各样问题的根源所在。这种“文化失 调”论,可以说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既然中国问题就是“文化失调”,就是“其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那么,解决 中国问题的办法就不是对谁革命,而是改造文化,即“中国固有精神与西洋文化的长处二者为具体事实的沟通调和”,建设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构造”、“新的礼 俗”。“此沟通调和点有了,中国问题乃可解决。”梁漱溟寻找到的这一“沟通调和点”,就是乡村政权机关与教育机关合而为一的“乡农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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