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6节 一个捡了张百万支票的人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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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间屋子的角落里堆着一些防水防漏的材料，“这是‘三元乙丙橡胶卷材’，那是‘PVC’，那边那个是JS复合防水涂料。”何从佰一一介绍。闲聊半天，听出原来没有一个由何从佰负责的五六人的工程队，他单干。我没有点破，怕他难堪。
“１月16日那天下午，我躺在床上看书。”何从佰指指床头两本书。一本是《’92中国备忘》，一本是《笑傲股市》。“朋友打来电话。说我上报纸了。”何从佰从包里拿出一份报纸。报纸被磨得破损不堪，显然被看过无数遍。
何从佰指给我看那条消息：“⋯⋯民警巡街，警觉地发现前方一男子神情格外怪异，在临过马路时仍盯着手里的一样东西呆看，民警当即紧步追上，拉住该男子， 见警察从天而降，这名男子很老实地将紧攥在手里的一张‘小纸片’递给了民警⋯⋯民警想到失主现在肯定非常着急，立即领着该男子和支票一起回所里汇报情 况。”等我看完，何从佰又用手着重指指“神情格外怪异”、“呆看”等几个字，他说：“我去找了他们。”
“当晚我就去了派出所。派出所说是记者写的。所长也来了，给我500块。说正找你呢，这是失主给你的酬金。我没要。我拿报纸问他们，他们说那是记者写的。”
第二天，１月17日下午，何从佰去了刊登此消息的某报社。
“报社接待我的同志让我去派出所。我要求见他们领导，他说我无理取闹，当着我的面就拨‘110’。”
“他打‘110’，我就不走了。在那里等。我怕什么？我不怕。”
“‘110’警察来了，我讲了情况。他笑笑。”对“110”民警的笑，何从佰充满感激。何从佰再三强调说：“警察对我真是很好。来了没说我什么，只是笑 笑。他还送我下楼。下楼的时候还问我什么时候回家过年，我说明天。到楼底下，他还向我挥挥手，跟我告别，告别之后他才上警车走的。”
“报社的同志真的喊了‘110’？”虽然何从佰讲得很是细致，可我还是不大相信。
“我这里有那位民警的警号。当时他给我看了他的警号，说知道警号就能找到他。”何从佰给我看他写在本子上的一个号码。我记下这个号码。
我给何从佰打电话，告诉他，警号我向公安机关打听了，不太好查，我再想办法了解。我是２月10日上午给他打电话的，当天傍晚，他又给我打来电话。
“我找到那位警官了。”他说。何从佰接到我的电话之后，又来到那家报社的楼下，向一位修自行车的师傅了解到管辖该地段的派出所的名称。他找到派出所，在派出所墙上的照片上，认出了那位“110”警官。
“我找到了那个警官，没有暴露身份。”何从佰的口气里有些兴奋。
记者打通派出所的电话，找到这位警官。
确有其事。
在与某报交涉的第二天，何从佰回了淮安老家。这个年没有过好。年初九就又匆匆忙忙赶回南京，带着村里人的七嘴八舌的主意。到南京的第二天，何从佰又来到派出所。
他要见失主。派出所答应等正月十五上班了，请失主过来。
正月十五，何从佰在派出所见到失主。
“那人看起来50多岁，我问他，支票是你丢的吗？他说是的。问他做什么工作，他说是烧饭的。”何从佰说，“我就是再不懂，也知道，怎么可能让一个烧饭的去拿一张一百多万块钱的支票？再问他行驶路线，丢失地点，全不对。”
“我说他是假的。后来他就走了。”
“四天之后，还是在派出所，我见到了失主杨经理。杨经理给我写了份感谢信，还给了我500块钱，说是他个人对我的感谢。我拿了。”何从佰把一张纸递给我，“这是感谢信。”
我给失主杨经理打电话，杨经理说：“那天我出差在外地，单位里的人听派出所让去人，当时只有炊事员闲着，就让他去了。我回来就骂他们了。”
“他们可能觉得我不识字，一个打工的，什么也不懂。”何从佰有点愤愤然，“我每天看报纸。”他指了指桌子底下的一堆报纸。这桌子靠墙放着，既是餐桌又是写字台。一端有脚，另一端架在床头柜上。
“我后来又到某报去了一次，要他们给我一个说法。他们却让我去法院，让我打官司。”何从佰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摸出一台小小的录音机。我吃了一惊。“第二次到某报去我录音了。”他说。何从佰把录音放给我听。录音不很清晰，但时间很长。里面是有人几次提到“法院”。
何从佰把录音机放进抽屉，抽屉里登那条消息的报纸竟有好几份。何从佰是第二天才得知他上报的，所以这些报纸都是他后来收集的。有从订阅的朋友那里拿来的，有从没有退报的报摊上买的，有老乡帮他留着的。
“你留这么多报纸干什么？”我不解。
“我要打官司。”何从佰说。我又吃了一惊。
何从佰不是明星，他的名誉价值几何可能很难量化。虽说中国人讲究“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过，一般的逻辑，谋生还是第一位的。拿起法律武器，并且为之 投入时间、精力及金钱，对何从佰这样境况的人，似乎是个奢侈的决定。我无法发表意见，我选择了沉默。我看着他，他坐在床沿，低着头看自己的皮鞋鞋尖。脚旁 有一双解放鞋，一半在床底，一半在外面，满是泥泞，残破不堪。
“你觉得，官司能打赢吗？”我谨慎地措辞。
又是沉默。空气像是变得虚无、轻飘，消化了一切。
“我们老家在这里当官的也不少。”何从佰说。我愕然。
“拍张照吧，报道时可能要用照片。”我说。何从佰转身出了屋，不一会，又回来了，脱了灰底蓝格的夹克，换了件簇新的西服。一路出来，朝弄堂外走。一个熟人跟他打招呼：“什么人啊？”眼睛盯着记者手里的相机。
“记者采访。”何从佰腰直了直，声音很大。
何从佰的形象定格在镜头里，表情在笃定与张皇之间变幻着。这张脸抽象出他所有同类人的共同特征，让我不能忘记。
上了公共汽车，回头望过去，何从佰已消失在人流中。如果我再来，那湮没在同样色调的民居中的，他的小平房，怕是也绝不能找到。在南京，有多少这样的地方，没人知道；每天，又有多少人，从那里出来汇入到都市的喧嚣中，同样没人知道。
何从佰，一个乡下人，来到了大城市里打工，每日和城里人一样的上班下班，坐公交逛超市，时间久了，便以为自己也算是个城里人了，但城里人都知道，他不 是。城里人不屑于说出来。而要不是因为他意外捡到了一张百万支票，他还很笃定自己的城市身份。他坦诚地一路寻找着支票的主人，结果，失主找到了，他却把自 己弄丢了。他终于艰难地明白了一件事：“我还是原来的我⋯⋯”
这是一件小事，但是当过多年民工的我知道，在这样一个时代，对于何从佰及其身后无数的民工兄弟，却有着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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