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 第2章解玺璋：梁启超与胡适：左右不讨好的开路先锋 - 史客1201·一脉

当前位置：图书频道 > 综合其他 > 史客1201·一脉 > 第 2 章解玺璋：梁启超与胡适：左右不讨好的开路先锋

第8节第八章

　　但是，梁启超对于白话诗的支持和赞赏都是有条件的。他在1920年10月18日致胡适信中说得非常明白： “超对于白话诗问题，稍有意见，顷正作一文，二三日内可成，亦欲与公上下其议论。”（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922页）他这里所说的“正作一文”，大约就是后来的《<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与其说梁启超“稍有意见”的是白话诗，不如说是一些人对待白话诗的极端态度。他说：“至于有一派新进青年，主张白话为唯一的新文学，极端排斥文言，这种偏激之论，也和那些老先生不相上下。就实质方面论，若真有好意境好资料，用白话也做得出好诗，用文言也做得出好诗。如其不然，文言诚属可厌，白话还加倍可厌。”（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三，73页）他还说： “讲别的学问，本国的旧根柢浅薄些，都还可以；讲到文学，却是一点儿偷懒不得。”（同上，70页）
　　
　　胡适似乎没有领会梁启超的用心，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抱怨：
　　
　　你难道不知他们现在已收回从前主张白话诗文的主张？任公有一篇大驳白话诗的文章，尚未发表，曾把稿子给我看，我逐条驳了，送还他，告诉他，“这些问题我们这三年中都讨论过了，我很不愿他来‘旧事重提’，势必又引起我们许多无谓的笔墨官司！”他才不发表了。（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306页）

　　
　　胡适所谓“旧事重提”，说的就是1915年以来他与梅光迪、任鸿隽等朋友之间关于白话文学的争论，当时，除了女同学陈衡哲支持他，几乎所有同学都是他的反对派。他深深感到了一点寂寞和失望，不禁感叹道：“一年多的讨论，还不能说服一两个好朋友，我还妄想要在国内提倡文学革命的大运动吗？”（胡适：《胡适自传》，126页）但是，当他在1916年10月写信给陈独秀先生，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八个条件，并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却得到了国内一些青年学者如钱玄同、常乃德等人的支持，陈独秀特别撰文指出：“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同上，131页）
　　
　　革命家的武断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他可以不让别人说话，却不能使问题自行消失。梁启超始终相信，革命，特别是文学革命，总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他说：“白话诗将来总有大成功的希望，但须有两个条件，第一，要等到国语进化之后，许多文言，都成了‘白话化’。第二，要等到音乐大发达之后，做诗的人，都有相当音乐知识和趣味，这却是非需以时日不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三，75页）而且，也须有更多的人参与到新诗写作的实践中去。就像当年胡适放弃与朋友们的争论，投身于白话诗写作一样，晚年的梁启超也对白话诗写作发生了兴趣。他也许写不出《尝试集》一类的白话诗，但他写了不少半推半就的“白话词”，并总是抄寄胡适请他指教。《梁启超年谱长编》中保存了三通梁启超致胡适的信，分别为1925年6月22日、26日和7月3日，涉及新词6首。今日发现一批梁启超写给胡适的信，共11通，其中论词4通，有两通我们在《梁启超年谱长编》中已经见过，另有两通则不见于梁启超已发表的任何文字。信中所抄词作，均未收入《饮冰室合集》，应是合集之外的“遗墨”。这也说明，梁启超与胡适的许多交往，至今还在公众视野之外，甚至不为学界所知。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记录了胡适谈到王国维和梁启超：
　　
　　胡颂平因问：“我从前听人家传说，先生住在北平的时候，梁任公先生来看先生，先生送至房门口为止；王静安先生来，先生送至大门口，不晓得这种传说是否可靠？”先生说：“没有这回事。我是住在钟鼓寺，静安先生住在我的后面不远的地方。他只来过几次。任公先生就没有来过。他住在天津，我倒常去看他，吃饭，有时候打牌。这种对我的神话，外国也有许多，将来把它写出来才对。”（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79－80页）
　　
　　这些都说明胡适与梁启超绝非泛泛之交。从胡适这边说，与梁启超交往，或许还有一些顾虑，不能不顾及同一阵营其他人的感受。陈独秀就曾致信胡适，提醒他：“南方颇传适之兄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此次高师事，南方对孟和颇冷淡，也就是这个原因，我盼望诸君宜注意此事。”（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293页）胡适在复信中有所辩驳，陈独秀马上表示：“我总是时时提心吊胆恐怕我的好朋友书呆子为政客所利用。”（同上，309页）傅斯年也曾写信给胡适，责问他：“你是最拜倒这滑头文学家的，但是我不知道你所拜倒他的是什么东西，难道是研究系的势力么？”（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 (上)，178－179页）梁启超曾批评胡适不该逃避政治，他的好朋友丁文江也帮助梁启超做工作，终于促成了胡适的转变，准备创办《努力周报》。但他的另一些朋友，像高梦旦、王云五、张菊生、陈叔通，却劝他不要做“梁任公之续”。他在日记中写道：
　　
　　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谢。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当《每周评论》初办时，我并不曾热心加入。我做的文章很少，并且多是文学的文章。后来独秀被捕了，我方才接办下去，就不能不多做文字了。自从《每周评论》被封禁（八年八月底）之后，我等了两年多，希望国内有人出来做这种事业，办一个公开的，正谊的好报。但是我始终失望了。现在政府不准我办报，我更不能不办了。梁任公吃亏在于他放弃了他的言论事业却做总长。我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但我不能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胡适：《胡适文集》书信日记卷，142－143页）
　　
　　胡适与梁启超有太多的相同或相似之处，主要的倒不在于思想、观点，以及对于事物的看法，而是他们的性情、品格，以及行为方式。所以，尽管他们在许多问题上有争执，有误会、有怨恨，但他们又能不断地有合作、有认同，你来我往，惺惺相惜。20年代初，梁启超邀请著名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欲请胡适等出面捧场，胡适却没有接受邀请，而是借故推辞了。其中固然有傅佩青与胡适的分歧意见，但此时的胡适对梁启超不能说就没有防范心理，他也担心自己和“研究系”走得太近。可是，1924年春天，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应北京讲学社之邀来华讲学，胡适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泰戈尔的思想主张、人生理想未必与他相契，但他不仅出席了在北海静心斋召开的欢迎会，而且在由梁启超主持的泰戈尔64岁生日会上，用英文致辞，称赞泰戈尔是诗哲，而且是革命的诗哲。前一天，梁启超应泰戈尔的请求，刚给他取了个中国名字叫“竺震旦”，胡适便在生日致辞中向他表示祝贺，并将自己先前所作《回向》一诗，作为生日贺礼送给泰戈尔，一唱一和，配合默契。此前，陈独秀曾致信胡适，告诉他《中国青年》杂志将出版特刊反对泰戈尔，希望他能为此做一篇短文。可是胡适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在这里，或许是他和徐志摩的友谊发生了作用，使得他对这个留着雪白胡子的印度诗人竟也多了几分爱慕，但其自身所发生的微妙变化却也不容忽视。
　　
　　无论如何，胡适身上有一种很可爱的东西，他晚年的学生胡颂平为他辩白，说“先生处世接物都是从‘忠恕’两字出发的，那么的爱护人家，宽恕人家，处处替人家设想”。（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258页）有意思的是，胡适在梁启超去世的第二天，也写下这样一段话：
　　
　　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家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他对我虽有时稍露一点点争胜之意，——如民八之作白话文，如在北大公开讲演批评我的《哲学史》，如请我作《墨经校释》序而移作后序，把他的答书登在卷首而不登我的答书，——但这都表示他的天真烂漫，全无掩饰，不是他的短处，正是可爱之处。以《墨经校释》序一事而论，我因他虚怀求序，不敢不以诚恳的讨论报他厚意，故序中直指他的方法之错误。但这态度非旧学者所能了解，故他当时不免有点介意。我当时也有点介意，但后来我很原谅他。近年他对我很好，可惜我近来没机会多同他谈谈。（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433－434页）
　　
　　胡适和梁启超都是文人，而且是当时名气最大、最有影响的文人，却丝毫没有文人相轻的旧习气。梁启超去世那天，晚上9点多钟，胡适从上海回到北京，第二天看报才得到任公去世的消息。他赶忙约了任鸿隽、陈寅恪、周寄梅等，到广慧寺参加梁启超的葬礼，并写下挽联：

　　
　　文字收功，神州革命。
　　
　　生平自许，中国新民。
　　
　　胡适对于梁启超的评价，始终不离他的思想，认他是先知先觉的启蒙者，思想界的领袖。没有梁启超的这支笔，就没有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在中国的深入人心，就没有今日的思想解放，也就没有神州革命。梁启超不是革命家，但他却制造革命家，是革命家的导师。这一点胡适和他也很相似，他们都不是革命家，甚至反对革命，但他们都是最先站出来向旧势力发起猛攻，为革命开辟道路的人。有人将1894年甲午海战到1923年科玄论战这30年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过渡时代”，又说从“戊戌”到“五四”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则表现为旧的儒家意识形态的瓦解和新的现代思想文化的日渐形成，其代表人物就是梁启超和胡适。梁启超站在这个时代的最前端，是开路的先锋，胡适则属于这个时代的末端，是新思想、新文化的集大成者和新时代的开创者。如果说，梁启超最初搭建了“现代中国”的舞台的话，那么，胡适则是拉开大幕的人。他们二人，一前一后，一头一尾，造就了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历史长达数十年的活泼局面。而颇有些巧合的是，26岁（1898）的梁启超追随老师康有为投身于“戊戌变法”而崭露头角，并在《时务报》中小试牛刀，随后流亡日本，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成为叱诧风云的舆论领袖。而胡适恰好也是在26岁那年（1917）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遂一举成名，为世人所瞩目。随后加入《新青年》团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和“急先锋”。但他们并不主张激进主义，不主张流血革命，不主张阶级斗争，因此又被人视为保守派，甚至反动派。梁启超去世后，国民党中有一些胡汉民这样的人，甚至反对国民政府下令褒扬梁启超。直到1939年，国民政府到了重庆，为了褒扬刚刚死去的徐世昌、曹锟、吴佩孚，不好意思独遗梁氏，才顺便褒扬梁启超一下。胡适又何尝不是这样，1949年以后他到台湾，有人便开始责他落伍；50年代大陆“批胡”，不仅说他是反对革命的改良派，更把他说成是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实际上，他们二人，左派反对他们，右派也反对他们；激进派反对他们，保守派也反对他们。但他们仍然可以自许为“中国新民”，他们并不守旧，他们致力于“整理国故”，但他们所瞩目的，却是中国文化的革新。胡适晚年曾对胡颂平说：“你试看看这三十五年的历史，还是梁任公、胡适之的自责主义发生了社会改革的影响大呢？还是那些高谈国粹的人们发生的影响大呢？”（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四册，1379－1380页）答案是越来越清楚了。

　　
　　本文选自解玺璋著《梁启超传》，将由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新空间于2012年策划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