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 第2章解玺璋：梁启超与胡适：左右不讨好的开路先锋 - 史客1201·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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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第六章

　　胡适与梁启超在学术上的是是非非我们且不去管他，但发生在当时的一个小插曲却颇有一些意味，很值得记述一笔。梁任公的演讲，历来是人气旺盛的。这一次他要点名批评的胡适，又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健将，思想学术界最耀眼的明星，其受到关注的程度之高是可以想见的。那一天，“礼堂座无虚席，连窗台上都坐满了听众”。其中一位年轻学子，就是后来编纂《汉藏大辞典》的张怡荪教授，他在多年以后向自己的学生讲述了发生在当时的一段佳话。据说，“数千听众中，他是坐在窗台上的一个，他的笔记，是匆匆写在几张临时找来的烟盒纸上”。根据他的笔记，梁任公在演讲时曾提到《老子》一书有战国作品之嫌，并风趣地对听众说：“我今将《老子》提起诉讼，请各位审判。”（查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一文，并没有这句话，但其中第五节专门对《老子》一书的成书年代提出了质疑，说过“我很疑心老子这部书的著作年代，是在战国之末”的话，现场笔记各有侧重，也是可能的。）这位张先生回去以后便写了一份“判决书”寄给梁先生。“这是一篇以文艺形式写成的学术论文。文中称任公先生为原告，称《老子》为被告，自称‘梁任公自身认定的审判官并自兼书记官’，以在座‘各位中之一位’的身分‘受理’任公先生提出的诉讼，进行判决。其判决主文如下：‘梁任公所提出各节，实不能丝毫证明《老子》一书，有战国产品嫌疑，原诉驳回，此判。’”

　　
　　张先生的学生郑伯麒先生在1983年写文章追诉这件事，他说：“就是这样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居然敢于批评当时早已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梁任公先生：‘或则不明旧制，或则不察故书，或则不知训诂，或则不通史例，皆由立言过勇，急切杂抄，以致纰缪横生，势同流产。’”然而，梁先生收到这份“判决书”却很兴奋，尽管他并不赞同作者的观点，但深自赞许作者的才华，亲自为他写下了题识：“张君寄示此稿，考证精核，极见学者态度。其标题及组织，采用文学的方式，尤有意趣。鄙人对于此案虽未撤回原诉，然深喜老子得此辩才无碍之律师也。”后来，张先生的这本书出版，梁任公的题识则外套方框印在正文首页的正中。（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307－308页）
　　
　　晚年梁启超在胡适面前常常喜欢有一点争强好胜的表现，他几次与胡适过招，往往是他挑战叫板在先，胡适应战在后，有时甚至就不应战，低调处理。发生在1923年的“国学书目”之争就是这样。最初大约是清华学校的胡敦元等几个同学将赴美留学，请胡适拟一个“想在短时期中得着国故学的常识”（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序言，见《读书与治学》，195页）的书目。其后，这个书目发表在2月25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20卷第4号上，并被3月4日出版的《读书杂志》第7期所转载。《清华周刊》的记者从《读书杂志》上看到了这个书目，并于3月11日给胡适先生写了一封信，针对这个书目提出了两点意见：“第一，我们以为先生这次所说的国学范围太窄了。……第二，我们一方面嫌先生所拟的书目范围不广，一方面又以为先生所谈的方面——思想史和文学史——谈得太深了，不合于‘最低限度’四字。”（同上，207－208 页）胡适有一封答书，回复《清华周刊》的记者，他在书中对书目的问题做了一些解释和说明，并在原书目上以加圈的方式，又拟了一个“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

　　
　　大约这个时候，《清华周刊》的记者也将这个题目给了梁启超。当时他正在翠微山中修养，手中并无一书，而记者催得又很急， “乃竭三日之力，专凭忆想所及草斯篇”，于4月26日完成后寄出。或许《清华周刊》的记者曾将胡适所拟书目推荐给了梁启超，他在做了《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之后，又做了《治国学杂话》、《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两篇文章，先刊载于《清华周刊》，后来还出了单行本。梁启超将国学入门书分为五类，即：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韵文书类；小学书及文法书类；随时涉览书类。这五个类别大致涵盖了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比胡适的工具之部、思想史之部、文学史之部三分法要高明得多。而且，梁启超的“书目”在注释、提要方面较为翔实，对所荐图书的特点、内容也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和切实的评价，尤其是用自己读书的切身体会启发青年学子，使人感到很亲切，也很实用。
　　
　　胡适是“整理国故”的倡导者，也是身体力行的领袖人物。梁启超更不肯落后，他做了《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却意犹未尽，还要做《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一文，其中不是没有要和胡适一争高低的想法，却也是在帮助胡适回答清华记者的问题。所以他批评胡适的书目是“文不对题”，他列举出三条理由：第一，不从学生的需要出发，只从个人的兴趣出发；第二，“把应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第三，忘记了学生在“没有最普通的国学常识时，有许多书是不能读的”。（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七十一，29－32页）有这样一些缺点的书目，自然是不能满足学生要求的。“我们希望先生替我们另外拟一个书目，一个实在最低的国学书目。那个书目中的书，无论学机械工程的，学应用化学的，学哲学文学的，学政治经济的，都应该念，都应该知道。我们希望读过那书目中所列的书籍以后，对于中国文化，能粗知大略。”（胡适：《读书与治学》，208－209页）对于清华学生的这种要求，胡适有些敷衍，于是，梁启超出来替胡适做他没有做完的事。这当然也和梁启超一贯的看法有关。他从来不认为读书只是为了求知识，如果只是为了求知识才读书，“你的人格，先已不可问了”。（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七十一，23页）他曾经说过：
　　
　　问诸君“为什么进学校”？我想人人都会众口一词的（地）答道，“为的是求学问”。再问，“你为什么要求学问”？“你想学些什么”？恐怕各人的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来了。诸君啊，我请替你们总答一句吧，“为的是学做人”。你在学校里头学的什么数学几何物理化学生理心理历史地理国文英文，乃至什么哲学文学科学政治法律经济教育农业工业商业等等，不过是做人所需要的一种手段，不能说专靠这些便达到做人的目的。任凭你把这些件件学得精通，你能够成个人不能成个人还是个问题。（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十九，105页）
　　
　　他在《治国学杂话》中依然发挥这种思想，即从做人的角度指导年轻人读书，他说：
　　
　　一个人总要养成读书趣味，打算做专门学者，固然要如此；打算做事业家，也要如此。因为我们在工厂里，在公司里，在议院里……做完一天的工作出来之后，随时立刻可以得着愉快的伴侣，莫过于书籍，莫便于书籍。（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七十一，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