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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图书频道 > 综合其他 > 史客1201·一脉 > 第 2 章 解玺璋:梁启超与胡适:左右不讨好的开路先锋
第2节 第二章

  胡适就是这班少年中的一个佼佼者。他后来不肯“投到官厅去考试”,从此断了科举的念头,也是由于梁启超的影响所在。为此,他离开梅溪学堂,进了澄衷学 堂,而且,把“梁启超”也带来了。在澄衷一年半,他陆续读了梁启超许多文章,也读了严复译的《天演论》和《群己权界论》。在《四十自述》中他这样写道:
  
   严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响没有梁启超的影响大。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 想。有时候,我们跟他走到一点上,还想望前走,他倒打住了,或是换了方向走了。在这种时候,我们不免感觉一点失望。但这种失望也正是他的大恩惠。因为他尽 了他的能力,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境界,原指望我们感觉不满足,原指望我们更朝前走。跟着他走,我们固然得感谢他;他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指着一个未知的世界 叫我们自己去探寻,我们更得感谢他。(同上,47页)
  
  他告诉我们:
  
  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 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先生自号“中国之新民”,又号“新民子”,他的杂志也叫做《新民 丛报》,可见他的全副心思贯注在这一点。“新民”的意义是要改造中国的民族,要把这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个新鲜活泼的民族。”(同上,47页)


  
  他在引述了几段梁启超的议论之后越发感慨地表示:
  
   我们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他在那时代(我那时读的是他在壬寅(1902)癸卯(1903)做的文字)主张最激烈,态 度最鲜明,感人的力量也最深刻。他很明白的提出一个革命的口号:“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后来他虽然不坚持这个态度了,而许多少年人冲上前去,可不 肯缩回来了。(同上,48页)
  
  从梁启超的通俗文字中,他渐渐知道了霍布斯、笛卡儿、卢梭、边沁、康德、达尔文等西方思想家。而最 让他感佩的,是梁在当时就有胆量说出中国人不如西方人的话,他很不客气地指出,“中国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许多美德”(同上,49页),比如公德、国家思 想、进取冒险、权利思想、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生利的能力、毅力、义务思想、尚武、私德、政治能力等等。胡适以一种赞赏的口吻说:
  
   他在这十几篇文字(指《新民说》)里,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 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其中如《论毅力》等篇,我在二十五年后重读,还感觉到他的魔力。何况在我十几岁最容易受感动的时期呢?(同上,49 页)

  
  他承认:
  
  就是这几篇文字猛力把我以我们古旧文明为自足,除战争的武器,商业转运的工具外,没有什么要向西方求学的这种安乐梦中,震醒出来。它们开了给我,也就好像开了给几千几百别的人一样,对于世界整个的新眼界。(胡适:《我的信仰》,89页)
  
   而梁启超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用历史的眼光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也给了胡适新的见解和启发,使他知道了在“《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 术思想”。然而不幸的是,这部规模宏大的著作,“梁先生做了几章之后,忽然停止了,使我大失望。甲辰(1904年)以后,我在《新民丛报》上见他续作此 篇,我高兴极了。但我读了这篇长文,终感觉不少的失望。第一,他论‘全盛时代’,说了几万字的绪论,却把‘本论’(论诸家学说之根据及其长短得失)全搁下 了,只注了一个‘缺’字。他后来只补作了‘子墨子学说’一篇,其余各家始终没有补。第二,‘佛学时代’一章的本论一节也全没有做。第三,他把第六个时代 (宋、元、明)整个搁起不提。这一部学术思想史中间缺了三个最要紧的部分,使我眼巴巴的望了几年。我在那失望的时期,自己忽发野心,心想:‘我将来若能替 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缺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胡适:《四十自述》,50页)他后来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把“这一点野 心”当作种子,埋藏在心里,慢慢长成了一株参天大树。
  
  很显然,在梁启超与胡适的关系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承前启后的关系。青少年时 代的胡适是把梁启超当作精神、学术方面的导师或引路人的。从以上的叙述便可以看出,“梁启超对胡适的影响是多么重大,这种影响成了胡适‘日后思想的滥觞, 平生所学的抉择,终身兴趣的所在’,无怪乎在十多年后,胡适要写信给梁启超,要去天津拜访他,‘以慰平生渴思之怀’了”。(李敖:《胡适评传》,96页)
  
   虽然胡适一直很仰慕梁启超,但至少在1918年11月以前,他们无缘相见。胡适考取庚款留美官费生,入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是在宣统二年(1910年7 月)间,此时梁启超还在日本过着他的流亡生活。1912年10月,梁启超启程回国,而胡适却正在康奈尔准备做他的农学家。尔后,他先转入该校文理学院,主 修西方哲学;1915年10月,又往哥林比亚(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就学于杜威教授。这期间,他对活跃于国内的梁启超仍十分关注。1912年11月初, 他读了国内报纸对梁启超结束流亡生活、从日本回国的报道,在《日记》中写道:
  
  阅报时,知梁任公归国,京津人士都欢迎之,读之深叹 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 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 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唯梁氏可以当之无愧。(耿云志:《胡适年谱》,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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