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到了，百花竞放，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看花的主人已经走了，离开了我们。他不再回来了。”

这是邓颖超写给周恩来的回忆，她问：“你不是喜欢海棠花吗？”这是1988年的4月，中南海西花厅的海棠开得正好，离那个人去世已经整整十二年。

提起邓颖超，很多人大概都没有深刻印象，对她只停留在“周夫人”这个头衔上，而往往忘了她本身也是一个极其出色的革命家。对她而言，不知道这算是幸运还是悲哀。一个女人，再好些，如果身边没有一个足以匹配的好男人，那她的优秀似乎也要大打折扣；但如果那个男人的风采太盛，盖过了她，人们往往又忽略了这个女人自身的优秀，将她的荣光归功于那个男人。

所以，很少有女子能得到公正客观的评价，比如邓颖超。

很难找到一个词来形容邓颖超。她大概就像一株桂花，最好是木樨，小小的花，朴实无华，木质坚韧，连叶子也是笨拙的姿态。可是到了秋天，花开了，那股清香扑面而来，淡淡的，温和而持久，让人不得不记起她的存在。

她是贴着土地生长起来的女子，坚韧如藤蔓植物，骨子里又有温厚、包容的天性。也许，周恩来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所以这个惊才绝艳的男人选择了她，携手一生。

邓颖超是她给自己取的名字，她本名叫作邓文淑。似乎每个强韧的女人都喜欢给自己改名字，比如武则天。这也许是她们对不能自控的命运的一种反抗。不管怎么样，年轻的邓颖超很快就展露出骨子里果敢和英勇的一面。

在她十五岁时，“五四”运动爆发。轰轰烈烈的游行开始了，无数的青年走上街头，为新时代的到来而呐喊，邓颖超义无反顾地加入了队伍；十六岁，她组织成立了“女星社”，和一帮进步女性，积极从事妇女社会活动；二十一岁，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地委妇女部长。也是在这一年，她嫁给了周恩来。

这出乎很多人的意料，邓颖超本人也十分诧异。但她很快明白了他的用心，接受了他这段革命情谊。周恩来曾经谈起过这段往事，他回忆了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情景。那是1919年，他回到天津南开学校，刚好遇到邓颖超在礼堂做演讲。邓颖超那年才十五岁，她穿着白衣黑裙，梳着常见的S髻，一双眼睛乌黑明亮，声音满含激情。在讲到上访代表团被军警毒打和逮捕时，她声泪俱下，深深地感染了在场的所有师生。这一幕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等演讲结束，他主动上前和邓颖超打招呼。

可能正是邓颖超饱满的革命热情打动了周恩来，他需要这样一位革命伴侣。

邓颖超的革命生涯并没有随着婚姻生活而终止，也没有变得更顺坦，甚至可以说，她的婚姻也许只是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她并没有享受太多婚姻的幸福和美满。

1925年8月7日，邓颖超从上海乘客轮到达广州，她是如约赶去和周恩来结婚的。漫长的旅程之后，她终于到达目的地。周恩来忙于工作，没有来码头接她，她按下心里的失落，由警卫带着到了新家。房子里仍然没有男主人的身影，不过邓颖超的注意力很快被新工作转移了，倒也没有时间觉得委屈。一天一夜之后，这场时隔五年的相见，才终于等到了男主角的出现。

1926年10月，周总理率领东征军去了汕头。当时革命形势如火如荼，邓颖超忙于妇女工作，一心扑在公事上，无暇顾及家事。就在这个时候，她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小生命让她慌了手脚。最初的兴奋和甜蜜之后，她更多的是担忧和懊恼。孩子意味着花费无数时间和精力，意味着她不能工作，意味着她需要人照顾，思前想后，她不得不忍痛做了决定。打胎的中药是邓颖超从街头随意买的，药性霸道。她又不懂得分寸，一剂药喝下去，她险些丧命。流产的她身体毁了，周围又无人照料，她一个人请了假，咬牙撑了几天。幸好前来看望女儿的邓妈妈及时发现异样，狠狠骂了她一顿，然后留下来照顾她。

1927年，周总理调到上海工作。当时邓颖超怀有身孕，行动不便，一个人留在广州分娩。因为难产，邓颖超几乎丧命。孩子刚出世就夭折了。而那天刚好是周总理领导工人进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的日子。十几天之后，上海爆发了“四一二”反革命事件，广东军阀开始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形势严峻。邓颖超在教会医院的帮助下逃到上海。拖着病体的她多番辗转，靠着朋友的资助，最后终于找到周恩来。而这次长途奔波加上没有好好坐月子，她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

1928年，邓颖超陪着周恩来辗转到达了江西瑞金。夫唱妇随，她跟着他四处奔波。在周恩来出任中共中央重要职务之后，她选择了退出领导层，在背后默默支持周恩来，做一个得力的助手和贤内助。1934年，邓颖超带病随部队参加长征。

纵观这一生，邓颖超几乎都活在周恩来的光环下，人们似乎习惯了将她视为周总理的家属。对邓颖超而言，这似乎是一种不公正的待遇，但这又是一种无声的胜利。一个女人，能匹配这样优秀的男人，这本身不就证明了她的出色吗？

据周总理自己说，他在法国曾有一个女朋友，是个美丽的姑娘（即张若名）。但他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适合，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七妈就是邓颖超，她当时也在场，听了这些，笑着说，“我理解恩来，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工作，能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

一个女人，被一个男人选中，却并不是因为她的才和貌，仅仅是因为他觉得她符合他的革命要求。这样想来，多少有点心酸，尤其这个男人还是这女人所爱慕的，但这并不妨碍邓颖超觉得幸福。邓颖超对周总理的爱慕不言而喻，在很多回忆录、访谈里，都可以透露出她对这位伴侣的爱意。回忆往事时，她脸上总有年轻人谈恋爱时的幸福和羞涩。也许，对她而言，能和周恩来并肩作战，一起走过革命岁月，这已经是一种难得的缘分，她逐之唯恐不及。

如果没有周恩来，或许邓颖超会是个更出色的革命家，或许她能享受天伦之乐，或许她能得到伴侣更多的爱。但这都不重要了，她得偿所愿，她实实在在地被人记住了，哪怕只是作为一个伟人的妻子。

所以邓颖超并不觉得委屈，她是一个胜利者，或者说她从没有想过去争。但她赢了，她不只是赢了张若名，还有那历史长河中纷繁的革命家。

骄傲如张若名，她也许不愿作为一个符号被记住，但百花各有姿态，即便国色富丽如牡丹，也不能轻视一株馥郁芳香的桂花。如果遇到人有心，将秋后的桂花晒一晒，酿成酒，老了，那股清香刚好够你温一壶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