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说过，出名要趁早，所以，她十二岁就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不幸的她》。十年之后，她凭借《沉香屑》系列名声大噪，俨然是一朝成名天下知的架势。那时候，她不到二十三岁，正是青春盎然的好韶光。

二十出头的年纪，想想看，我们那时候在做什么？在深夜里为爱错的人哭泣，在办公室和饭局中疲于奔波，在灯红酒绿里麻痹，在物欲横流里迷失。而二十多岁的张爱玲已经是一朵绽放过后的花，风霜满面，冷眼瞧着十里洋场的热闹。不，也许用花来形容她并不精准。她如此早熟，更像是一丛生机盎然的荆棘，乱蓬蓬的，枝叶繁盛，长着刺，天然地有着一股防备和警觉。

是的，不是人人都会爱荆棘，她那么扎手，伤人也伤己。但毋庸置疑的是，多数人都爱张爱玲。

这个女子把自己的一生过成了传奇，没有人能复制。所以荆棘又如何？不能靠近又如何？她自顾自地活着，活出了自己的精彩。

张爱玲的童年并不圆满。她的父亲出身名门，作风纨绔；而她的母亲黄逸梵是军门小姐，富足显赫。两人的婚姻看上去琴瑟和鸣，极其登对。在四岁之前，张爱玲曾有过一段欢愉的时光，当时，她父亲到天津谋职，举家搬迁，一家子住着洋房，锦衣华服，用人成群。张爱玲后来回忆，她曾经欢喜得给小伙伴写信，极力描摹她的新家，考究的衣物和花团锦簇的园林让童年的她满心欢喜。

不过，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上面爬满了虱子。幸福的外衣没有遮住生活的千疮百孔，张爱玲很快就发现她的童年结束了。她的母亲黄逸梵受过西式教育，观念比较开放，而张家是作为前清遗老式的存在，父亲就是典型的旧式公子哥儿，还留着养姨太太、抽鸦片等恶习。观念上的差异让这对夫妻越走越远，从开始的争执、冷战，到最后终于陌路。

二十八岁的黄逸梵丢下一双儿女，选择了出国游学。张爱玲的父亲完全不能理解这个妻子。在他的想法里，一个结了婚的女人，余生便只剩下相夫教子。此后，这个没有了女主人的家很快便衰败下去。张爱玲的父亲变本加厉地吸鸦片、嫖妓、与姨太太打架，弄得声名狼藉，最后丢了官。在张爱玲八岁的时候，黄逸梵回国了，她是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归来，试图拯救那段牢笼式的婚姻。不过，她很快就彻底失望了，并匆匆地离了婚。

张爱玲对母亲的回国是十分高兴的。黄逸梵推崇西方教育，她呼朋引伴，坐在钢琴前模仿电影里的恋爱表演。张爱玲坐在一旁看，大笑着，在褥子上滚来滚去。这段快乐十分的短暂。随着父母的离异，这个家庭很快迎来了新的女主人。

张爱玲的后母孙用蕃是上海名媛，陆小曼的密友。但在张爱玲的记忆里，她却是一个刻薄的女人。在她的统治下生活，张爱玲的日子并不好过，很难说清楚谁是谁非。但自古继母就是个尴尬的角色，而此时的张爱玲已经十四岁，一个浑身是刺的年纪。张爱玲在小说里控诉，她当时“拣继母剩下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暗红的薄棉袄，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那样的憎恶与羞耻”。因为继母几句风凉话，父亲一巴掌将弟弟打得牙齿流血。她端着碗筷，掩饰自己的流泪。

过了这么多年，那些零星的小事落在字里行间，仍然透着一股不能释怀的心酸。也许是这段时期的贫窘给她的印象太深刻，张爱玲此后对衣食有种变态的亲近。她常常穿着奇装异服，连带着，她对服装设计和艺术也十分喜爱。在他弟弟写的一本回忆录里，他去张爱玲的公寓看望她，她穿着一件奇怪的袍子，腋下和领口十分低，没有任何口子。他惊诧地询问这是不是香港那边的新款式，张爱玲嘲笑他的大惊小怪，并声称自己还嫌这件衣服不够另类。

这种对衣物的关注甚至渗透到她的小说，她的《更衣记》《忘不了的画》《私语》等散文，无不体现了这种偏执。在小说里，她也喜欢不厌其烦地描写旗袍的花边或一双针织钩花手套。这固然是她独一无二的风格，但又何尝不是一种源自童年的近乎固执的癖好？她无法跳脱，似乎不管过去多久，她仍然是那个觊觎继母的漂亮衣服、渴望光鲜亮丽的小女孩。

十八岁时，张爱玲与继母矛盾爆发。她打了孙用蕃一耳光，随后她被暴怒的父亲殴打，软禁在家。那一耳光就像是个宣战信号，张爱玲无论如何也不愿继续留在张家。她要想尽办法逃出去，投奔她的母亲，希望得到母亲的庇护。

这次和后母的吵架对张爱玲来说，无异于一场冒险。父亲对女儿看管严密，谁也不能接近她，而张爱玲这时凑巧得了痢疾，险些丧命。不管怎么样，她最终还是成功地逃离了那个家。然而，在和母亲一起生活时，张爱玲又很快发现，“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她写过一个小细节，黄逸梵送她去香港的女校念书，她当时对这种从未有过的母爱体验觉得异常新奇，学着新小说里的做派，伸手向母亲讨零花钱，黏着母亲撒娇。黄逸梵当然极其厌恶，她接受张爱玲的投奔本来就有投资的成分，犹豫这个女儿是否值得自己劳心劳力，而张爱玲对亲情的幼稚的臆想让她感到不耐烦和失望。

这时候的张爱玲刚刚成年，然而她以一个少女特有的敏感领教了生活的炎凉：父亲的昏聩与没落，母亲锱铢必较的付出，自身的怀疑与惶惑。这些都让她迅速地成长，也让她渐渐养成骨子里的苍凉，她似乎谁也不信任。

在张爱玲的每部小说里，这股苍凉和不信任都随处可见。无论是《金锁记》里的七巧，还是《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又或者是《半生缘》里的顾曼璐，她写透了人心的不可捉摸。到老，她似乎仍旧是那个敏锐早熟的女孩子，冷眼看着母亲和父亲的争执；因为姨太太大方送的一件雪青丝绒长裙而高兴，暗自又为自己的浅薄而耿耿于怀；和姑姑同住，暗自疑心自己的自夸与自鄙。这些并不光明的小心思都零碎地散在她的作品里，有些甚至是畸形的，不健康的。但无论如何，她在这样苍凉的背景下长大了，长成那么优秀的 ，没有让自己荒废掉。

在张爱玲华丽似锦的人生里，另一个不得不说的角色就是胡兰成。二十三岁，张爱玲遇到他，“见了他，她变得低低的，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在她公寓的房间，他们相对而坐，谈诗，谈人生。他让她心悦诚服。

胡兰成也许不爱她，但他一定是懂她的。那么多人形容张爱玲，只有他说得最中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一针见血。他自信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但他没有做到。这个骨子里懦弱多情的男人最终辜负了她，耗尽了一代奇女子仅有的温情。张爱玲可以说是遇人不淑，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容忍他拈花惹草，最后终于绝望。在写给胡兰成的信里，她说：“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段不堪的爱情经历给张爱玲伤害甚多，绞碎了，在小说里零零星星地浮现，每个女子身上都有点儿她自己的影子。她到底还是哀怨的，带一点自嘲的怨，否则也不会有《小团圆》的问世。但她终究有骨气，在胡兰成回过头来撩拨她时，她断然拒绝。

不得不说，张爱玲最好的光景就是和胡兰成在一起的时候，她所有盛名在外的巅峰之作，都是出自那个时期。很多人唾弃胡兰成的多情和失节，替张爱玲不值，但爱情往往是毫无道理可言，况且胡兰成在文学造诣上确实不俗。他是典型的旧式才子，很有一些风雅性情，用天花乱坠来形容他的文风再适合不过，他对张爱玲也颇有影响。这大概也是张爱玲在这段感情里的唯一收获呢。

七十五岁，张爱玲独自一人死在了美国洛杉矶的公寓，无人作陪。

如果张爱玲是一丛荆棘，她无疑活得寂寞而冷清，但她实实在在地过了热烈的一生。就算是玫瑰热情如火，就算是牡丹高贵典雅，就算是莲花优雅迷人，张爱玲也是民国最惹眼的花。民国时期只出一位这样的女子，再没有人可以超越。

“出名要趁早”，我们大概都怀了这样的念想。最好的年纪，就该有最春风得意的姿态，谁人不渴求？但太多的人铩羽而归，传奇之所以叫传奇，也许正是因为难得。

但是我从不放弃，有很多的人都不放弃，我们都相信彼岸在等着我们抵达。跌倒了，灰心了，痛了，哭了，累了，谁没有过这样难挨的时刻？我们是地里的种子，不见天日，被深埋、被践踏、被遗忘、被泥泞深陷，可是，最后这场噩梦似的苦难总会让你开出花。你看，就算我们不倾城、不传奇，就算我们做不了张爱玲，但我们可以学学她，试着活出自己的精彩。谁能想到荆棘花也有那样美的绽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