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当批判王实味的“排头兵”

温济泽，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一头白发若根根银丝，我见了他总称他为“温老”。笔者曾多次访问过他。

延安时期的温济泽，人称“小温”。这个“小温”笔头颇勤，他在1942年6月28、29日连载于延安《解放日报》上的《斗争日记——中央研究院座谈会的日记》，是迄今不多见的真实记录斗争王实味的历史文献。

现摘录其中一部分与陈伯达有关的内容：

（1942年）6月4日，礼拜四。

今天中央政治研究室和文抗来旁听的人很多，大礼堂的窗台上也坐满了人。开会的铃声响了，几百双眼睛发出来的视线，射在从左面大门走过来的王实味底身上。今天是王实味第一次出席我们的座谈会。

在李宇超和潘方两同志发言之后，轮到王实味发言了。他低沉地说：

“……我郑重地严肃地撤销我前天在变态心理下对党委提出来的要求……是我所尊敬的几个朋友底‘爱’感动了我。”

“你底政治生命是由朋友底‘爱’决定的么？”一个同志提出了质问。

“我今天认为超阶级的‘爱’和‘恨’是不存在的了……”他接着说，“刚才李宇超同志说我是托派，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过去不知道政治……你们看我在《中国文化》上写的关于民族形式的文章，就可以知道我底统一战线的立场站得很稳……哪里会有托派思想？”

“你不应该说谎！你是常和我谈到托派问题的，你现在还认为苏联有托派，说苏联的托派不是法西斯匪帮的走狗，而是反法西斯的。”一个同志起来质问。

“你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又一同志起来质问。

“我说过的话我一定承认。是的，我说过：我对托匪进行小组织活动，反对斯大林，是很痛恨的。现在看到他们与苏共团结在一起反对法西斯（？），我又很感动。”——“你根据什么事实说苏联还有托派？说托匪是反法西斯的？”又是一个质问。

在王实味接下去的发言中，他承认他在1929年，开始与托派来往，替托派翻译过《列宁遗嘱》（被托派修改过）《托洛茨基自传》两章，还在托派刊物上发表过小说。一直到1936年，他还与托匪陈清晨通过信。一直到今天，他对陈清晨、王文元（王凡西）等托匪分子仍念念不忘，仍觉得他们底“人性”是好的。

“……我认为托派对立三路线的批评是正确的。（“胡说！”）……我看到了‘八一宣言’，觉得和托派的国民会议的主张差不多。（“胡说！”）……看到了鲁迅答托派书，我才站到统一战线的立场上来。”

大家对他这种毫不承认错误的态度和公开宣传托派理论的行为非常愤怒，要求他明确答复问题。“你为什么说苏联清党时，有好些人是可以从敌人争取为同志？斯大林的性情太粗暴了？”

对于斯大林同志的污蔑，又激起会场的义愤。

“你和托派的关系，在一起到延安时，为什么不立刻忠实地向党汇报呢？”

“我初到延安，觉得到处受人歧视……我一直到（一九）四○年，在民族形式问题上批评陈伯达，和他论争，他骂我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意见，假如他再骂我是第四国际，那还得了么？为着站稳脚跟，我才未把我与托派的关系报告组织部。”

说到这里，他大骂“陈伯达是宗派主义”，主席团制止他发言……

温济泽当时所公开发表的《斗争日记》，把陈伯达如何挑起这场对王实味的“战斗”，写得清清楚楚。

当王实味在“座谈会”（实际上是批斗会）上向陈伯达反攻时，“主席团制止他发言”。这时的陈伯达，已经占领了有利的地位。从1942年4月13日起，陈伯达跻身于“中央直属系统学习委员会”，成为21名委员之一。这个委员会由康生、李富春领导，委员有柯庆施、王首道、李六如、王鹤寿、李克农、方强、邓洁、汪金祥、曹轶欧、曾固、徐以新、方仲如、冯文彬、傅连暲、王若飞、乔木、郑汶、陈伯达、蔡畅、王林、吴敏。

温济泽的《斗争日记》中，又有一小段涉及陈伯达：

1942年6月9日，礼拜二。

在今天的座谈会上，有两次很精彩的发言：陈伯达同志的和艾青同志的……

陈伯达在那天作了什么样的“很精彩的发言”呢？所幸，后来陈伯达把自己的发言稿在1942年6月15日《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这样，今日的读者总算可以读到这个“很精彩的发言”的原文。那完全是“陈伯达式”的“大批判”语言。陈伯达并非在“文革”中成为“中央首长”写那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才变得像把“铁扫帚”，其实，1942年，38岁的陈伯达已是一把很厉害的“铁扫帚”了。

只是原文太长，无法全部照录，现摘引部分“很精彩”的段落于下：

平常的时候，听人家传说过：王实味自己说，他有几个最大的敌人，我也是其中之一。前次参加这个座谈会听见王实味说，他未向组织报告他参加过托派，是因为1941年春我和他关于文艺问题的争论所引起的，这点使我回忆起了当时我批评他那篇东西（原名《文艺的民族形式短论》，后改为《文艺民族形式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见《中国文化》第2卷第6期），回想起当时他看见我那篇东西（《写在实味同志〈文艺的民族形式短论〉之后，未发表）时为什么会那么激动，又为什么会竭力活动去阻止我的东西的发表。本来我那篇东西写得并不好，但是有一点，大概是引起了王实味的“做贼心虚”。是哪一点呢？就是，王实味的原文或许是无意地泄漏了他的托派思想的狐狸尾巴，或许是有意地要在文艺问题的形式掩盖之下偷运托派的思想，我引出了他这类的原文，而把它分析起来了（当然，我当时丝毫不知道他原来是个托派）。

请看王实味是怎样说的。他说：“无产阶级革命，依靠的，是有阶级觉悟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如果依靠未觉悟的自在的无产阶级，那就做了群众的尾巴。文化之更高的发展进步，无疑的要依靠民众，但要依靠掌握了文化以后的民众，不是今天统治者压迫奴役的民众。统治者如果重视民众，首先应该给民众以文化，给民众以自由。”

……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王实味的思想是包含一个反民众的、反民族的、反革命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替统治阶级服务的、替日本帝国主义和国际法西斯服务的托洛斯（茨）基主义。他自己泄漏出来，被人家抓到了。

但是，这并不是说他要放弃托派的立场，而是他要准备活动的新阵地。现在事实都摆在面前了。……

我从前在马列学院工作了一个时候，和他同一个党的小组，只要他参加了小组会，这个会是一定没有法子开下去的。只要他能达到破坏党的同时，他是不惜采取各种手段的（把当时我对他所得的印象和今天他所有的事实联系起来，他就是这样做的）。《野百合花》只是代表他一种手段而已。

王实味说，他有爱也有恨。这是真的。他爱他极端所爱的，恨他极端所恨的，这也是真的。他爱谁呢？他爱托派，他爱托洛斯（茨）基主义，他爱各种反革命的力量。他恨谁呢？他恨共产党，恨马克思列宁主义，恨一切革命的力量。……

王实味是这样一个具体的人，他是用托派特有的手法，两面派的手法来活动的。他那一天说话，反对斯大林同志，却又假装赞成毛泽东同志，说不定一会他又可以一方面假装赞成其他中央同志，另一方面公开反对毛泽东同志……告诉王实味吧：我们党是整个的，从共产国际到中国党是整个的，从斯大林同志到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是整个的，我们同志的团结也是整个的。你这种挑拨离间，是挑拨不了的，离间不了的。……

王实味说，他是“伟大的，硬骨头的”……我想：他可以“伟大”得像条蚂蟥，这种蚂蟥是混在水里边的，当人从水中走过的时候，他就爬在人的脚上或腿上，用吸盘钻进你的皮肤，吸吮人的血液，要打它才会出来……

同志们！我们党已经是一个强大的、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无产阶级政党，可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党不会有一些白蛉子混进来。这一类的小虫子，叮在人的身上，还是会伤人的。我们不要大意，要当心这种小虫子。这种小虫子有时候是从“野百合花”里边生长出来的。

陈伯达的发言确实“很精彩”，其“精彩”不仅仅在于骂王实味是“蚂蟥”“白蛉子”“小虫子”，而且在于处处上到托派的“纲”。这么一来，谁都不会想到，陈伯达其人也有一段类似的托派史！这种“以攻为守”的手法，使陈伯达平安度过了延安的“肃托”运动。

陈伯达的发言，是他的一次“精彩”的亮相。这一回清楚地表明，他绝非“书呆子”，在抡起“棍子”打人时，堪称“武林高手”。

当时的陈伯达，不过是“中共直属系统学习委员会”的委员之一，他在批判王实味时敢于充当“排头兵”，批判的调子唱得如此之高，其中的奥秘在于他“跟准（了）一个人”！

诚如《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刊载的李言的回忆文章透露的：“一个深夜，毛泽东提着马灯来研究院看了《矢与的》，随即指出：‘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

毛泽东的话，飞快地传入陈伯达的耳朵。诚如1988年第5期《文汇月刊》所载《王实味与〈野百合花〉》一文披露陈伯达同乡陈矩孙的回忆：“在他得知毛主席提着马灯看了他反驳王实味的小字报之后，高兴得直搓手，连说：‘跟上了！跟上了！’”

毛泽东夤夜提灯看《矢与的》壁报，是在1942年3月底。陈伯达知道了来自毛泽东的信息，“跟准了”“跟上了”，于是对王实味实行了无情打击。

如果说王实味有问题，也充其量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王实味因与陈伯达摩擦，“泄漏”了托派问题。此事传入“整人专家”康生耳朵中，康生马上把王实味定为“托洛茨基匪徒”。接着，根据康生的“理论”——“托匪和敌特（日本特务）、国特（国民党特务）是三位一体的奸细”——又进一步把王实味定为“隐藏的反革命分子”。于是，王实味在延安遭到千人大会批判。1942年底，康生下令逮捕王实味！

1946年，康生再度作出王实味是“反革命奸细分子”的结论。

年仅41岁的王实味，被处以极刑而结束了一生……

王实味一案，原本成了一桩“铁案”。直到过了30多年后的1981年，这桩“铁案”才有了松动的迹象。

在1981年，步入晚年的李维汉写出了回忆录《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其中涉及王实味一案——在1942年，王实味在延安中央研究院受到批判时，主持研究院领导工作的正是李维汉。在批判王实味时，李维汉也有许多过错，他在晚年进行了反思，写了《一个悬案》一节，谈到了对王实味一案的看法：

关于王实味的托派问题和在我离开中央研究院整风领导岗位以后所出现的“反党五人（指王实味、成全、王里、潘芳、宗铮）集团”问题，最近王实味的爱人刘莹同志写信给我，要求重新审查王实味的问题。据悉，王里同志也向中组部和中纪委提出申诉，中组部也在重新审查潘芳、宗铮的问题。这是一个悬案，我相信中组部最后会做出正确结论来的。我是当事人之一，为了向党和同志负责，有责任提出我的意见。

我已经向中组部建议重新审查王实味的问题。现在看，有几点是明确的：第一，王实味的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不是敌我矛盾。第二，王实味同托派的关系是历史问题，不是现实问题。第三，王实味的问题是个人的问题，而不是组织集团进行反党活动。王实味本人的问题是否错案，有待重新审查。

如果确属错案，即使人死了，也是应该平反的。

尽管李维汉的回忆录《回忆与研究》一书直至1986年才由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尽管在这本书中也未能收入《一个悬案》这一节（因为王实味一案尚未正式平反），但是由于李维汉作为当年中央研究院负责人，在1981年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建议重新审查王实味一案，毕竟有力地推动了王实味的平反进程——须知，王实味一案是毛泽东多次讲过话的，推倒毛泽东定下的案子，是不容易的。

1986年，《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新版的一条关于王实味的注释中透露了新的信息：

王实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翻译家，还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

王实味一案错综复杂，彻底平反，还需要时间。1988年底，据温济泽向笔者透露，公安部已经起草了平反文件，正在向上呈报之中。

1991年2月7日，公安部作出《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复查决定》：

经复查，王实味同志1930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来往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帮助翻译过托派的文章。在现有王实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对参加托派组织一事反反复复。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

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现给予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