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孝公二十一年（前341年），齐国、魏国在马陵（今山东范县西南）交战，魏十万大军覆灭，将军庞涓自杀，太子申被俘。

商鞅瞄准这个机会，劝说孝公：秦、魏两国势不两立，“非魏并秦，秦即并魏”。马陵之战令魏国元气大伤，此时攻打魏国，魏国必然无力抵抗而向东迁徙，这样秦国就可以占据黄河天险，“东向以制诸侯”。

孝公听从商鞅建议，次年派商鞅率军攻打魏国。魏国派公子卬迎战。商鞅在魏国时，曾与公子卬交好，于是写信给公子卬，诈称希望两军会盟罢兵。公子卬信以为真。秦甲士在会盟的宴会上，将公子卬擒住。秦对魏发起进攻。商鞅大破魏军，迫使魏国交还部分河西之地。由于商鞅功勋卓著，秦孝公兑现了当初求贤

令的诺言，将於、商十五邑封给商鞅，号为商君。当年在魏国未能施展抱负的商鞅，在秦国登上了人生辉煌的顶点。

经历了二十年的艰难历程之后，孝公终于如愿以偿地再现了穆公的辉煌：孝公十九年（前343年），周天子封秦孝公为伯（霸）。第二年，诸侯国纷纷前来祝贺，秦国派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族）朝见周天子，大会诸侯。

商鞅变法措施大多不是商鞅首创，而是大量借鉴东方各国特别是魏国变法的经验。例如，李悝在魏国率先推行“尽地力之教”，发展农业，建立法制。吴起在楚国推行新政时，“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废除世卿世禄制。韩、赵、魏早在春秋末年还是晋大夫时，就开始扩大每亩土地的面积。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商鞅变法在战国变法中脱颖而出、获得巨大成功呢？

首先，商鞅变法是在充分吸收各国变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他的变法措施更为成熟，也更为彻底。其次，由于秦是一个发展滞后的国家，宗法贵族势力较东方各国为弱，变法的阻力相对较小。再者，商鞅变法的成功也与商鞅的个性和思想有关。后人曾评价商鞅：“公孙鞅之事孝公也，极身无贰虑，尽公而不顾私。”但也有人因此批评他“天资刻薄人”“少恩”。应当说，正是由于商鞅变法义无反顾，无所畏惧，才使得变法取得了良好效果。

尽管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强大，但他的铁血统治也使得秦国充满了恐怖气息，被夺取权力并被施以酷刑的旧贵族更是对商鞅恨之入骨，时刻等待着复仇的机会。

孝公二十四年（前338年）五月，孝公年老病死，太子驷即位，号惠文王。

秦惠文王一登基，身边迅速聚集了一批倒商分子。他们都是在变法中被削夺了特权、利益的宗室贵族，为首的就是受肉刑的惠文王师傅公子虔。他们誓与商鞅不共戴天，于是联名告商鞅谋反。惠文王下令拘捕商鞅。商鞅仓皇出逃，至关卡时，天色已黑，他想在旅店留宿一晚。店主人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商君，说：商君之法，留宿客人必须查验证件，否则要连坐。商鞅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受困于自己制定的法律，不禁喟然长叹！不久，惠文王接到传报，商鞅被秦军杀死。他命人将商鞅的尸首运至咸阳，施行了最残酷的刑罚：车裂，也就是后代所说的“五马分尸”。

虽然惠文王痛恨商鞅，置之死地而后快，但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商鞅可死，而其法不可废。新法不仅使秦国摆脱了落后的面貌，走向富强，而且，新法已经深入人心，成为秦国稳定发展、成就万世基业的基本保障。所以，韩非说：“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

“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公元前 221年，在商鞅变法一百三十八年之后，凭借商鞅所创制的秦法，依靠商鞅培育的强大秦军，秦始皇完成了荡平诸侯、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

王莽改制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王朝总是被忽略和轻视，以至于人们对它不太熟悉。这个王朝就是西汉与东汉之间的新朝。

新朝建立于 9 年，灭亡于 23 年，仅存十四年，是中国历史上短命的王朝。人们对新朝的忽视，并不是因为它享国甚短，传祚无继。其实，与新朝相比，秦朝的国祚也不过十五年，但是在任何一本史书上，却都要用浓墨重彩来描绘。

新朝的建立者是王莽，他代汉自立。这种异常的行为，被东汉初年的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确定为“篡汉”。班固的定性几乎为后代所有的史学家沿用。人们不愿意把这个时期称作新朝，而称作“新莽”。

直到近代，胡适开始为王莽翻案：“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胡适认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均产、废奴三大政策，并指出“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

要理解以上的矛盾和疑问，一切还应该从王莽自身说起。

王莽执政。王莽祖籍为山东章丘龙山镇平陵城，王莽的祖先，原为战国时期齐田氏，因汉初失国，齐人谓之“王家”，因以为氏。王莽是新都哀侯王曼次子、孝元皇后王政君的侄子。王莽幼年十分坎坷，父兄先后去世，他跟随叔父一起生活。王氏是外戚家族，当时权倾朝野，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族中其他人更是多为将军、列侯，生活奢靡。只有王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而且勤奋好学，拜当时名儒沛郡（今安徽淮北境内）陈参学习《礼经》。他服侍母亲及寡嫂，抚育兄长的遗子，行为严谨检点。对外结交贤士，对内侍奉诸位叔伯，十分周到。伯父大将军王凤生病，他精心护理，亲尝汤药，几个月不解衣带，蓬头垢面。

汉成帝阳朔三年（前 22 年），王莽被任命为黄门郎，后升为射声校尉。后其叔父王商上书，愿意把其封地的一部分让给王莽。当时朝中的许多名士都为王莽说好话，汉成帝也认可王莽贤能，永始元年（前6 年），封王莽为新都侯、骑都尉及光禄大夫侍中。王莽身居高位，却总能礼贤下士、清廉俭朴，常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平民，甚至卖掉自己的车马衣服去接济穷人，所以不管在民间，还是在朝野，他都深受爱戴，名声甚至超越了他那些大权在握的叔伯。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华祝

班固的《汉书》对王莽的评价的确不太准确。班固借用《论语》的话，说王莽“色取仁而行违”，但通观《汉书》可以看到，王莽代汉而立的前后，其人格还是比较一致的。王莽为臣时，有一次，一些官员来探望他的母亲，见到王莽的夫人衣不曳地，破布蔽膝，穿着十分简朴，还以为是他家的婢仆。后来王莽当上皇帝，依旧比较简朴，并勤于政事。

成帝绥和元年 ( 前 8 年 )，王莽继他的三位伯、叔之后出任大司马，时年三十八岁。此时的大司马既是外朝首领，又是“内辅之臣”。王莽当上大司马后，生活更加克勤克俭，政治上广泛招纳贤良，所得赏赐都用来款待儒士。

过了一年，汉成帝薨，汉哀帝继位，新的外戚傅氏、丁氏掌权，王氏家族受到沉重打击。王莽因得罪傅太后，被免职归家，退隐封地新野，杜门自守。这个时候，其次子王获杀了一个奴婢，王莽逼迫王获自杀。因此，王莽在读书人中的声誉日增，官员为王莽鸣冤上书的数以百计。

关于王莽杀子，后来史家多用沽名钓誉来解释，这种解释值得商榷。一般来说，要图谋篡位的大奸之人应知道，自己的儿子是最好的帮手，如果儿子犯罪，往往是千方百计庇护。若是像王莽，为了一个并不严重的罪名就逼杀儿子，即使是为了博得声誉，也是难以理解的。

元寿元年（前 2 年），王莽回到京城。元寿二年（前1年），汉哀帝无子而薨。王政君掌传国玉玺，王莽出任大司马，立汉平帝，得到朝野的拥护。元始元年（1年），王莽推辞再三，最后还是接受了“安汉公”的爵位，但是他却把俸禄拿出来，作为两万八千人的封赏。

王莽为安汉公，遂任命刘歆为“羲和”，这个新造的官名原来的意思是传说中的太阳神，这时变成“典儒林史卜之官”，刘歆也就成为当时意识形态与学术文化的最高领导人。他与王莽同心协力，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为名，将《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立于学官，后来又立《乐经》。每一经的博士增为五名，六经共三十名，每一博士领弟子三百六十人，共有弟子一万零八百人。此外，又征召通晓一艺的教授十一人，以及懂得《逸礼》、《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文字等学问者数千人，到京城来“令正乖缪，壹异说”，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古文经学宣传运动。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以来，经学中的两派，即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多次激烈交锋，古文经争立学官的活动也从未停止。到这个时候，古文经才得以立学官，得到朝廷肯定，成为国家正统学说中的一部分。

元始三年（3年），王莽的女儿成了皇后。元始四年（4 年），王莽被加号“宰衡”，位在诸侯王公之上。

王莽要得天下英才，使古文经学昌明于天下，为此，他在长安开始为学者建造一万套住宅，大力宣扬礼乐教化。在王莽的感召下，儒生与百姓纷纷投入义务劳动，经过十万人的奋力突击，一万套住宅竟然二十天就全部完工了。不仅如此，王莽的恩惠也播于更多的普通百姓。他在长安城中建造五个里，有住宅二百区，让流民居住。此时的王莽希望建造一个能够造福于最大多数人的社会。王莽曾在上书中说：“古时候市无二价，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应将古制颁示天下让臣民遵守。”这其实就是王莽的终极理想，他想要按照经书，建造一个小康社会，甚至于建造一个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

这种理想，不止是让天下儒生为之倾倒，也几乎激励了各个阶层的民众。先是四十八万余民众，以及诸侯、王公、宗室上奏请求加赏于安汉公王莽，后是公卿大臣九百人请求为王莽加九锡。于是朝廷赐予王莽象征至高无上礼遇的“九命之锡”。

加封九锡后，王莽又派“风俗使者”八人，巡查全国各地，采集民谣，赞颂天下太平，借以彰显王莽宣扬经学的教化之功。此外他通过重金引诱的方法，使匈奴等外族归顺，遣使来朝贺。以此再现经学所讲四夷宾服的太平盛世。这样一来，王莽也就成为经学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人。

王莽执政，每遇水旱，就只吃素食。有一年盛夏大旱，郡国飞蝗成灾，王莽捐钱百万，献田三十顷，赈灾救荒。满朝公卿见王莽如此，也都纷纷效仿。连王太后也把自己的“汤沐邑”十个县交给大司农，收入用于赈灾。王莽还派出官员，到民间组织捕蝗，同时废汉皇

室的呼池苑，改设安民县，让贫民迁居。沿路饮食及所需田宅、器具、犁牛、谷种、食粮等都由官府供给。一时间，朝野上下，对王莽的仁德交口称颂。

与王莽同时期的扬雄，是个孤傲而纯粹的学者，惜墨如金。但他也忍不住留下称赞王莽的文字，说王莽是周公以来最有德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