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遭祸了，节骨眼上了，我们要听陈先生的声音！”一个名叫邓中夏的学生这样说。

又有同学说：“师母，陈先生是我们的旗帜！”

“他受风寒了，知道不？”高君曼说，“风大，旗帜不能老插着，知道不？ 你们今天晚上把这面旗帜收起来，抽屉里放一放，行不？”

学生们没有动弹的，只见黑压压的沉默的一片。这年头，年轻人特别顽固。

高君曼气恨恨掩上门，这时候就听屋里的陈独秀在说：你良心坏了。

“你胡说什么？”高君曼脸上挂不住了，三步两步就跳进了屋。她看见丈夫乖乖地趴着，光背脊上吸附着三只小小的火罐。

“我要出去！”陈独秀低声吼，像头受伤的狮子，“君曼你今天良心坏了。”

“你自己想想，你今儿腿脚硬不硬？你额头烫不烫？你能下床吗？”

“你今天是叫我受刑！”陈独秀软绵绵的声音里有咆哮的味道。

高君曼不理他，自顾出门。

“你们的先生今天是病人，”高君曼仍然这样对顽固的学生们说，试图以情动人。“病人啥都不图就图个安静，你们今儿饶了他好不好？你们要真关心你们的先生，能不能帮我走一走药渣儿，带带先生的病？”

年轻的长衫们沉默。

高君曼端过一只药罐子，抓起药渣，冲着学生一把把地抖。学生们沉默地从两边让开。药渣如同失去了光泽的星星，粘连成一条模模糊糊的黑色银河，从台阶上一直蜿蜒到大门口。

学生们鱼贯而出。

布鞋底子上，皮鞋底子上，药渣发出了脆裂的呻吟。

在药渣的声音还没有结束的时候，随着一声大喝，房门开了。

陈独秀出了门，在门口昂首而站。屋内灯光漏出来，把他光溜溜的背脊打成斑马，而三只小火罐子依然颤颤地吸附在他的后背脊上。

“我知道你们为什么而来！”陈独秀把着急的妻子推到身后，“你们是为巴黎而来！我告诉你们，同学们，实际上，中国的外交不会断送于巴黎，而只会断送于沉默！”

陈独秀说到这里，把手挥舞起来，背脊上的小火罐随之颤动。

“你们要喊！诸位同学，你们要喊！陈先生今天喊不动了，而你们，你们要喊！”

学生们齐声说：“知道了，陈先生！”

“后天，也就是5 月4 号，”陈独秀挥动拳头，“请大家看《每周评论》第二十期，我在上面有篇文章。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的十四条宣言，都是一文不值的空话！”

“空话！空话！”学生们喊。

高君曼想扶陈独秀进房，陈独秀又一把推开了她。咣当一声，一只火罐掉落在地上。

“现在，到了直接解决的时候了！我一条喉咙，只能在纸上喊，而你们，你们喉咙多，你们要一齐喊，喊出声来！你们要喊得巴黎每一道街路都打摆子！中国不能没有声音！你们就是声带！中国只有你们是声带了！”

“我们会喊的，陈先生！”长衫们齐刷刷喊，许多眼镜后面泪光闪耀。

蔡元培听见了声音。声音使他心境复杂。

若是北大学子面对砧板和刀锋没有声音，他是着急的。他的“兼容并包” 的办学方针以及聘任陈独秀之类的大胆之举，说到底，就是为了拓宽学子的声带。但是学生一旦热血上了脸，那就很可能不仅仅是涉及声带了。作为大学校长，他又不能不控制火候。

5 月4 日午后，操场上不断传来口号，一阵狠似一阵。那是岩浆在运行， 而且离突破口不远了。蔡元培听得出来。

“还我青岛！保我主权！”“取消二十一条！”“国民判决国贼！”“诛卖国贼曹、章、陆！”

蔡元培左脚那只已经裂了一条细口子的黑皮鞋，在校长办公室褪色地板上发出的咯咯的声响，像母鸡下蛋后的声音。蔡元培忽然发现自己此时的心态也是母鸡的心态，他很怕身子底下软和和的鸡蛋碎裂。毕竟是学子啊，手无寸铁！

他绕着写字桌，一步步走得很慢，似乎是怕惊醒什么。其实他明白，他怕惊醒的是自己心里的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是一道命令，命令他疯狂地跑下楼，在最后的一刹那，把学校的大铁门锁上。

他知道学生们要上街游行，地点很可能是天安门，甚至使馆区。他也知道政府听不得呐喊，政府对付学生自有一套包括刺刀在内的应对预案。

电话铃响起来。教育总长打来的，声音急促。

“学生是不是集合了？”

“有可能。”

“什么有可能？孑民兄，我电话里都听见学生的口号了，打雷一样。”

“天要打雷，总长阻得住吗？”

“阻不住也要阻。孑民兄，使学生勿生事端，是你我职责所在。”教育总长傅增湘声音顿时高了好几度。

“学生一腔爱国热情，怎么能叫事端呢？”蔡元培的倔脾气上来了。

“我告诉你一条消息，”傅增湘放低声音，“政府刚刚开完紧急会议，军队和警察都开始吹哨子了。”

蔡元培心里一紧。

“昨日夜间，北京大学千名学生聚会，大总统当夜就获知了。”

蔡元培仍然不吱声。窗户之外，闷雷似的口号愈渐激烈。

他又听傅增湘在电话里说：“聚会地点就在法科礼堂，京城十三所中等以上学校均有代表参加，场面如此张扬，孑民兄你不会一无所闻吧？”

蔡元培当然知道昨夜发生于法科礼堂的那场风暴。他虽未身处风暴中心，但那种啸叫声他是听到的。鸡叫三遍时他还独处书房，瞪着窗外的夜空。他很为他的学生骄傲，他知道这场风暴是属于整个民族的。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屈辱，终于选择了一个直接的爆发点，这爆发点没选择其他地方，恰恰选择了他治下的一群学生的嘴巴。

“同学们！同学们！同学们！”他不知道跳到台上这样喊的学生姓甚名谁，有人当夜就来激动地告诉他，这位戴眼镜的是文科的学生。“外交危急！ 国事危急！民族危急！我们要以死抗争！要血，我们有血！要命，我们有命！我们坚决不准政府签署卖国和约！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我们要上街游行！我们要唤醒国人！在这民族沦亡时刻，我们北大的莘莘学子若再保持沉默，若不奋起抗争，我们也就像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一样，是民族的罪人！”

有人还告诉他，一位姓谢的学生，大约是法科的，当场就裂断衣襟，啮破中指，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

还有一个学生，叫刘仁静的，惟十八岁，却更是热血灌顶，当场取出一把菜刀，寒光一闪，说要割颈，要以死激励国人抗争，四五个学生拼命抱住他，才夺下了那把菜刀。

会上发言的学生有许德珩，有张国焘，有丁肇青，然后再是大会临时主席、法科学生廖书仑。这位临时主席慷慨激昂宣布：“同学们，大会作出如下决定：第一，联合各界，一致抗争！第二，立即通电巴黎专使，坚决不在和约上签字！第三，通电全国各省市，定5 月7 日为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活动！第四，定于5 月4 日，也就是明天，北京学生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蔡元培之所以彻夜未眠，独坐鸡鸣，就是他在脑海里一遍一遍地演映着这场风暴。风暴将他的心情卷得很复杂。他知道这场风暴未来的去向可能是天安门，并且会狠狠撞上那道坚固的具有皇家颜色的天安门城墙。

“此次聚会通过两个宣言，大总统也知道了。”傅增湘电话里又说，“警察总监吴炳湘在学生中布置了不少耳目，孑民兄这你也该是明白的。你知道宣言的事吗？”

这两个宣言的手抄件，此刻就摆在校长室的写字桌上。一个是文言的， 措辞厚重激烈，许德珩起草。

呜呼国民！我最亲爱最敬佩最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企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 今日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天黯无色。夫和议正开，我等之所希企、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中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 侪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也，非正义也。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日亡青岛耳， 是亡山东耳。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拱鄂宁，当京汉、津浦两路之中，实南北之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国同胞处其大地，有此山河， 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于亚鲁撒、劳连两州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朝鲜之谋独立也，曰：‘不得之，毋宁死。’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残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 幸共图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