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春

我在UCLA工作了七年，作为终身制副教授的工作才刚步入正轨，但仍然任重道远。首先我必须让特别审议委员会相信我的研究具有独创性且符合逻辑，其次我还要证明我与顾问是相互独立的。我渐渐意识到学术进步不仅和科学有关，还涉及政治，不得不考虑找谁来写封关于我的支持信才能让我的学术成就打动他们。同时，我的门诊量不断增加，我的临床诊断能力渐渐取得了同事们的信任，转介的来源也渐渐稳定下来。

那是一个温暖的周日午后，我躺在泳池边放松自己。生活很美好，周末的所有元素都备齐了——冰茶、纵横字谜还有无线电话——那时还是种高科技玩意。我给一位名叫琪琪的女孩打电话，她是我上周在一个纪念日派对上认识的，电话那头依然是自动应答，我再次留言后挂了电话。我有点受打击——她一直没回我上周的留言。我很想联系上她，她不但有魅力、风趣、聪明，最重要的是，她似乎对我也有兴趣。

但琪琪没有给我回电话，也许其实她也不是那么感兴趣，或者我姐给了我一个错误的电话号码。她帮我打给她举办派对的朋友，她朋友又打电话给那个带琪琪来派对的朋友，她朋友的朋友又打给琪琪看能不能把她的电话给我。想约个会还得打这么多通搞笑的电话。

我跳进泳池游了几个来回，然后回到躺椅上躺下，让太阳晒干身上的水。电话响起来时我已经快睡着了，可惜不是琪琪，是我以前的精神分析导师查尔斯·里德尔。他给我打电话让我觉得很奇怪，尤其是在周日的休息时间。早在几年前我就完成了我个人的精神分析，难道说他遗忘了什么问题？

原来里德尔正负责一个实习医生的心理健康项目，他想向我转介一位患者——某个一年级医科学生的妈妈。他对这个学生的失眠和焦虑做过评估，认为他的症状与他有个专横、爱干涉的老妈脱不了干系。

“我已经跟她谈过了，她愿意跟你见面聊聊，”里德尔说道，“实际上，她很迫切地想见你。”

“没问题，让她下周打给我吧，我有些时间还空着。”我回答道。

一阵令人不自在的沉默后，他说道：“你最近怎样，盖瑞。”

这个简单的问题让我回想起在他办公室沙发上接受精神分析的日子，当时我正在为成为精神科医师而奋斗着。任何领悟型疗法，尤其是精神分析疗法，其主要部分包括建立对治疗师的移情作用，然后逐渐理解并最终跨越它，即患者意识到他将自己早年对他人——通常是父母的感觉转移到治疗师身上。理想的情况下，当治疗结束，患者就能跨越心理障碍。然而，移情的作用很强，有时可能持续一生。精神分析结束后，如果碰巧遇到以前的治疗师，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就跟治疗时是一样的。

我对里德尔问题的反应可能源于某些未能解决的问题。在潜意识层面上，我肯定还认为他强大且无所不知，而现在他却叫我治疗他的患者，看来我还挺厉害的？

于是我打起精神，微笑着回答他：“我非常好，谢谢，感谢你的转介。”

那周晚些时候，我的助理杰姬告诉我有位里德尔医生转介的卡罗尔·威尔逊女士打给我。我正要去开会，于是我让杰姬要她的电话，她说威尔逊女士是从医院打的电话，632房。

“是吗？”我问道，“我会回她电话的，但请告诉我她的内科医生的名字和她为什么进医院。”

杰姬了解到丽莎·钟医生前一天接收了威尔逊女士，帮她检查背痛。我接待完预约的咨询后，朝632房走去。

我站在四人间敞开的房门外，看见一位亮红色头发的女人在高谈阔论，另外三位女性患者在听她讲话。我查看了门旁边的名单确认威尔逊女士的床位，但没有马上进去，而是在外面偷听了一会儿。

卡罗尔·威尔逊，就是红头发那位，继续着她的演讲。“雪莉，”她朝对面的那位女士说道，“我知道你认可你医生的诊断，但我要说，你的症状显示那不仅仅是关节炎，很可能还有狼疮，没人想过要查血沉吗？”她指的是红细胞沉降率的检测，一种非特异性筛查方法，可以测量体内的炎症，用于发现及检测多种症状模糊的疾病，包括肺结核、自身免疫疾病等。

雪莉惊得目瞪口呆，这时我走进房间说道：“早上好，女士们，抱歉打断一下，我是斯莫尔医生，我是来看卡罗尔·威尔逊的。”

卡罗尔尖声道：“我就是，医生，我刚给你打过电话。”

我推了一张椅子，坐到卡罗尔床边，拉上帘子制造出形式上的私密空间。

“很高兴你能来看我，斯莫尔医生，”她说道，“你比我想象的要年轻许多。知道吗，你让我想起我的儿子迈克尔，他是UCLA这儿的医学院学生。”说着她又举起双手，似乎要阻止我的赞美之辞，“我知道，我知道啦，我就是太为我家的天才儿子自豪了，他是我生活的全部。”

她顿了顿，喝了口水，突然袭来的疼痛让她发出了呻吟。她身体前倾，一脸痛苦地用手掌推着后背。“请帮我叫护士，我需要些止痛的东西。”

她给我的感觉像在演戏，所以我不确定她有几分是真痛，有几分是演给我看的。也许她只是药物上瘾，做做样子骗取医生的处方。我呼叫了护士，并让卡罗尔做缓慢的深呼吸。护士给她屁股打了一针后，卡罗尔恢复了平静，看起来舒坦多了。

“那疼痛来得可真突然。”我说道。

“嗯，我知道，是因为肾结石，”她说道，“但钟医生对此持怀疑态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尿液中检测出了红细胞，而且腰背部的疼痛也印证了我的诊断。”

“你的医学知识真丰富，”我说道，“你是医生？”

她大笑道：“不是，你真会说话。我倒是有个语言学博士学位，还是个狂热的读书人。对了，你读过最近《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关于人类疱疹病毒和慢性疲劳综合征的关系的文章么，也可能是在《纽约客》上读到的，我阅读量太大了，有时都不记得是在哪儿看的这些东西。”

我几乎连医学杂志上的摘要都没时间看，而且我也不记得我上一次看《纽约客》是什么时候了。“没有，我没看过那篇文章，我们还是来聊聊你的事吧，里德尔医生觉得我可能帮得上忙。”

“但愿如此，医生，”她小声地说道，“是关于我儿子的，我担心他被医学院的学习和竞争压垮。没错，他的确很聪明，但他太敏感了，都不愿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他过去会跟你说吗？”我问道。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他父亲在他5岁时去世了，我渐渐成了他的知己。他遇到困扰时，我总是能感觉到并给他建议。但他现在太忙了，经常不见人影。”

“医学院的第一年总是让人忙得焦头烂额。”我说道。

“我知道，但是他有头痛——严重得让他直犯恶心，连周末都没法过来，我真的很担心他。”

里德尔医生对这位母亲溺爱、专横的判断非常准确，卡罗尔咄咄逼人且能说会道，但在我看来她似乎漏掉了她儿子想要传达的信息——他需要空间。这可能是个典型的缠结型的母子关系。卡罗尔刚刚提到他是她生活的全部，但或许迈克尔只想要属于自己的生活。

在医院设施中进行咨询性心理治疗的其中一个难题就是没什么隐私，我不想在卡罗尔的同房病友们都听得见的情况下对她的私事做过多的探究。而且比起谈论自己，她更热衷于讲她的儿子，于是我便投其所好。

“那，为什么你如此担心迈克尔的头痛？”我问道。

她压低声音道：“我认为他对我有所隐瞒，他一定把症状说轻了，我相信他的视力也受到了影响，最近我每次看见他，他都戴着太阳眼镜。”她就此打住，低头看着地板。

“这有什么问题？”我问道。

“我还没有告诉他的医生，但我怀疑是脑瘤，”她靠近了一些，“恶性的。”

我差点忍不住笑喷，戴墨镜和头痛什么时候成了脑瘤的诊断标准了？“是吗？是什么让你认为他得了恶性肿瘤？”

“上帝保佑我是错的，但他的所有症状都指向脑瘤。”

“卡罗尔，”我说道，“很多人都有头痛并且戴太阳眼镜。”

“但这对迈克尔来说是从未有过的，对光线敏感、头痛——都可能是肿瘤引起的大脑水肿的迹象。实际上，就我所知，可能是恶性胶质瘤压迫了他的视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