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他的执念里没什么性方面的因素。”我回答道。

“那么有可能是恐丑症的一种，患者会认为自己或身体的某个部分奇丑无比，尽管看起来很正常。”

“这听起来更接近他的情况，”我说道，“但我不认为他觉得自己的手很丑，他只是觉得它不应该存在，似乎只有去掉它才正常。”

恐丑症最早见于一位意大利精神科医师恩里克·莫西里在1886年的描述，我们今天称之为“身体畸形恐惧症”（英文简称BDD），这类患者会寻求身体上的改造来修正他们臆想中的躯体缺陷，情况和强迫症有点类似，患者常同时患上这两种病症。有时这类患者会沉溺于整容手术，结果往往可能越整越奇怪，但通常不会给自身带来即时的危险，除非症状非常严重。

肯尼虽然有部分类似的症状，但实际上他的情况相当罕见，我们今天称之为“身体完整认同障碍”（英文简称BIID）。BIID患者认为他们的身体与他们想象中的不一致，他们可能并不觉得自己不想要的那部分肢体丑陋，但就是不想要它们。他们常渴望截肢但同时又为这种想法感到可耻，因而总是避而不谈。他们并非有自杀倾向，只是想去掉这部分肢体，因此他们会寻找外科医生进行非必需的截肢。有时BIID患者会严重伤害他们不想要的那部分肢体以致需要截肢。在一个被报道的案例中，一个男人给车子装备了手动控制装置后，将脚放入干冰中冰冻至无法挽回，然后冷静地开车上医院，于是他的脚不得不截肢。

对于大多数BIID患者，他们的自残愿望始于童年或青春期，一些专家认为这种情况是由于大脑疾病破坏了身体的完整印象引起的，但确切的原因尚未确定。治疗手段包括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虽然患者仍会有截肢的想法，但可以帮他们提高生活质量，并想办法让他们想舍弃的那部分肢体发挥作用。抗抑郁药物可以减轻他们的强迫思维，同时，治疗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帮患者向周围支持他的人倾诉秘密。

我正走在医院门诊大楼之间，远远看见尼尔·库柏，于是叫他：“尼尔！”他没有回头，我紧跟上去继续喊：“库柏医生！”

他的脚步慢了下来并喊了起来：“我的上帝！我不是聋子好吗？谁给我叫个精神科医师来，马上！”

我追上库柏并告诉他肯尼·米勒的最新情况。

“说实话，盖瑞，这情况挺有趣的，你觉得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才没有资格进行非必需的手术？很多人不喜欢自己的外表，于是他们可能换发型、做鼻子整形或面部整形。怎样才能称之为疯狂？”

“但你不得不承认，尼尔，想截肢就有点过分了。”

“也许吧，但界限在哪里呢？设定一个做鼻子次数的限制？不可能吧。整形医师经常在身体同一个部位上做多次手术。你会不会说某个人做了5次眼部整形就是犯罪？”

“所以你的意思是如果这家伙要求的话，你会帮他做这个非必需的手术？”

“这得看情况了。”尼尔说道。

“看什么情况？”我问道。

“看他买的医疗保险好不好呗。我得走了，一会儿见。”

我继续向林德曼心理健康中心走去。林德曼是一个封闭的住院机构，隶属于哈佛医学院麻省综合医院，采用了现代混凝土结构，外观上更像一个艺术展馆，内部却充斥着典型精神科病房的感觉、味道和紧张感。

大卫·凯勒医生办公室的门开着，他正在办公桌前忙碌，桌上杂乱地堆满了报告、文件和书。凯勒是和我同年级的住院医师，有着迷人的幽默感，却为人低调。他计划完成住院医师实习之后成为一位心理分析学家，因而不放过任何一个进行分析性解释的机会。

“大卫，”我开口道，“我真欣赏你‘整理’这个乱七八糟的办公室的方式。”

他抬起头笑道：“过奖了，斯莫尔医生，你无法想象我是怎么把这里整得‘井井有条’的吧？”

“话说，我那位肯尼·米勒怎么样了？”我问道。

“他是个让人着迷的病例，你对他作出‘身体畸形恐惧症’的诊断是正确的。就我观察，他控制得还不错。”

“我送他进来这里的时候他相当抗拒，”我说道，“你觉得他还存在自断手臂的危险吗？”

“事实上，他说他截肢的想法已经减轻了，”大卫说道，“我给他开了氯米帕明，用了还不到一周，但我认为药物已经开始减轻他的强迫性思维，他会有点头晕，但我觉得他应该还可以忍受。”

Anafranil——氯米帕明的商标名，是一种三环抗抑郁药物，常用于减轻强迫症症状。通常需要几周才能显出其最佳疗效。但不幸的是，很多患者都报告了其副作用，包括头晕、头痛和疲劳。今天，新的抗抑郁药物——选择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类药物（SSRI），如百忧解、舍曲林、帕罗西汀等被广泛使用，因为它们的副作用较少。

大卫继续说道：“我认为他和妻子的分居确实使他的情况恶化了，但由于她肯过来看他，他看起来就平静多了，也更好交流了。”

“劳伦来过了？”我问道。

“每天都来，”大卫回答道，“而且她现在走进了他的秘密世界，他们显得更亲密了。”

“那真是太好了，”我说道，“我想见见他。”

“请便，212号房。”

肯尼的病房位于病院低警戒的一侧——这是他有所好转的信号。我接近他的房门时，听到了说话声，我敲了敲门然后走了进去。劳伦挨着肯尼坐在床上，他们一起转向我。

“你们好！很高兴又见到两位。”我说道。

“你好，斯莫尔医生。”他们一起说道。

“你感觉怎样，肯尼？”我问道。

“很抱歉那天对你发脾气了，”他说道，“我知道你不得不把我送到这儿来，事实上，我感觉好多了。”

劳伦插进来说道：“我们俩的关系也好多了。”

“太好了！”我说道，“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我感觉自己不再被排除在外了，”劳伦说道，“肯尼终于告诉了我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我说道。

肯尼微笑着说道：“我从这里出去之后就搬回她那里。”

她补充道：“我们想重新开始。”

肯尼两周后离开了病院，他和劳伦开始找我每周进行一次夫妻心理咨询。我搞清楚了肯尼的症状是在劳伦第一次提出要孩子时恶化的。肯尼很担心截肢会毁了他的木匠生涯，让他无法支撑起家庭。但他没有和劳伦商量，他的羞耻感使他将自己的感觉守口如瓶，因此她无法理解他，这让她觉得自己被拒之门外。

多亏了药物治疗，肯尼对左手的执念减轻了，并且与劳伦的沟通也更顺畅了，他们甚至开始讨论重新一起生活。几个月后，劳伦怀孕了，于是他们决定停止咨询，我曾试着说服他们或者至少说服肯尼继续进行心理咨询，但他们沉浸在第二次蜜月的甜蜜中，并且非常自信他们已经不再需要我的帮助了。

在最后一次会面中，肯尼答应我一旦他的截肢欲望再次困扰他，会马上联系我。但他一次也没有联系过。每当想起肯尼，我真心希望他一切安好，而且可以用双手抱他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