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不好当，常常当不好。有人当得身心俱疲；有人当得失足千古，肝肠寸断。特别是他们面对死亡，抑或面临死亡时。

　　先讲第一个父亲的故事。

　　那是深冬，快过年了，本埠即将枪决一批犯人。高墙外，一群亲属正等着与犯人们作最后的诀别。这是根据高法和高检关于人性化执法的规定做出的最新安排，好让犯人平静上路。再早，却只有冰冷的一张行刑通知书，而更早，随通知书一块送达家属的，还有子弹费清单，那是20世纪70年代，1颗子弹值1斤米钱，约1角6分。如今，这些冰冷的东西都被取消了，还安排亲人们见最后一面。

　　毕竟，社会在进步。

　　这天的会见在下午。会见前，法官对一王姓犯人宣读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核准裁定书。王约摸二十三四岁，年轻英俊。听完裁定书，他没什么表情。17时10分，王的父亲在民警陪同下，走进高墙。在一道牢实的铁门两边，父子隔门相望。

　　父亲身材瘦小，脸色平静地坐在椅子上，须臾，从上衣口袋掏出一张发黄的老照片，递给儿子：“这是你妈妈的相片，你拿着，她有病不能来送你了。虽然你犯了错，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但我们还是认你这个儿子。”

　　儿子眼圈红了，手压着鼻子，哽咽道：“你们要保重身体。”

　　父亲接着说：“你要坚强，犯了错要承担责任，配合法院。要不是法院的同志，我们见不了面。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儿子流下了眼泪：“我错了，也晚了，爸爸妈妈，你们要保重身体，不要太想念我了。”

　　父亲点点头：“我们会照顾好自己的，你不要担心。”

　　儿子重重地吁了一口气，没有说话。

　　会见室很安静。有那么一会儿，父亲怔怔地望着儿子，然后平静地说：“现在你站起来，有一个规矩还是要讲的。”儿子一愣，慢慢站起身。父亲也站了起来，突然跪下去，说：“我没有教育好你，按我们农村老家的规矩，给你磕个头吧！”这个动作不但让儿子，也让现场民警大吃一惊。

　　儿子反应过来，随即跪下去，眼泪又流出来：“爸爸您不能跪，该跪的是我。”

　　父亲磕头后，站起身：“该说的都说了，其他的话也没有意义了。我走了。”说完，平静而深情地望了一眼儿子，转身快速离开，再也没回头。

　　“爸妈，你们要保重身体啊！”儿子看着父亲的背影，长跪不起，凄声叫道。

　　有人看到，父亲走出高墙后，流泪，在腊月的寒风中不停地流泪。他婉拒了所有媒体的采访，匆匆消失在置办年货的人流中……

　　不知为什么，很长时间以来，这幕场景一直让我心中酸楚。死，是人迈不过的坎儿。曾读过一些关于死的宏论，豁达者如剧 沙叶新：“我不怕死，怕也死，不怕也死，陆陆续续、前仆后继都死了，怕它做啥？”

　　然而善终与恶死，虽本质都是死，但毕竟有云泥之别。所谓恶死，本篇专指死刑。死刑作为我国刑法中最严厉的惩罚，让一个人为自己的罪孽付出生命的代价。当一个人面临死亡倒计时，对这个世界是眷恋、忏悔，还是难以割舍抑或满不在乎？我无意探讨。我只相信，一个父亲对儿子下跪，并非只是“养不教，父之过”的单纯悔憾——一个山村农人，他懂得这最朴素的道理，但亲情、血肉和“我们还是认你这个儿子”的决绝，更让人感知为人父的艰难。

　　再讲一个父亲的故事。

　　这个父亲是个毒贩，姓谢，44岁，一条壮硕的大汉。今年6月25日夜，他在监所镇定地吃完晚饭，饭量与平日无异。饭后，还找法警要了烟抽。他知道第二天是“6·26”禁毒日，劫数，但在世间的最后一夜，他睡得安稳。第二天从监所出来，他没说一句话，也没看一眼窗外。

　　行刑前1小时，他与亲人作最后诀别。他看到了手机视频上的小女儿，那是他年轻的妻子录的。录时，妻子让女儿给爸爸说几句话：“幺儿，乖，给爸爸说我想你。”女儿才3岁，不懂，只顾蹲在地上玩。隔着会见室的玻璃墙，妻子大喊丈夫的名字，其他几位女性亲属则抱头痛哭，对他大骂：“你这个死人啊，不听话的死人！”他不看她们，只平静地看完手机视频。接着又看了一遍。

　　“把女儿带好，照顾好老人。”他开口了。

　　“其实我最想见见儿子，我不晓得他今天来了没有，但我不敢见他，我不希望他记下我现在的样子。”他希望儿子能走出阴影，健健康康地成长。

　　一个法警事后说，临刑前夜，沉默寡言的他还是说了一句话：“以后不管干什么，千万别贩毒！”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年轻时读这话，不懂，以为“善”即善良。其实，这话骨子里有另外的含义。“善”在这儿应指发自内心最真实的情感或认识。事实上，无论善终还是恶死，一个人即将与生命告别时，没有什么看不透，也没有什么想不通了，因此这时的声音应该最真实。从这个层面再看鲁迅，他说即便死，对自己的敌人也“一个都不宽恕”。“不宽恕”，是先生个性中的另一种“善”，而先生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是这样解析父亲的：“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

　　话简朴，却透着大智。

　　于是便想讲讲第三个父亲。

　　这位父亲叫孙林。他儿子孙伟铭因在成都酒后驾车，致4死1伤，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死刑，这事在全国闹得很响。是为一审。为拯救儿子，孙林顶着烈日在成渝两地辗转奔波筹钱。为省钱，他只坐火车，渴了，连3块钱一瓶的饮料也舍不得买，自己带一个水杯；饿了，只敢吃方便面；困了，随便找个地方凑合一宿……这一切，是为了筹集100万元赔偿款，以求取得受害者家属的谅解书。

　　据称，谅解书在二审时能起关键作用——杀，或不杀。

　　为此，60岁的孙林给人下跪、道歉，挨过耳光，卖了房。100万元，对一个月收入只有2000元的家庭来说，实在是天文数字，但孙林说，他甘愿承受一切，替儿子赎罪，以求得家属的谅解。看着奔波劳顿的老人，家属们心软了，称愿意签下谅解书。待100万元基本筹齐时，孙林病倒了，一查，癌症。

　　这让所有知情者感慨万千。

　　有法学专家认为，最高法所规定的“积极赔偿”中的“积极”，指被告人倾尽了全力，在个人根本没有赔偿能力的情况下，甚至动员家属、朋友赔偿受害人。同时，不能以赔偿数额来论断是否“积极”，譬如一个家产上亿的人拿出10万元跟一个只有1万元赔偿能力的人拿出8000元，两者的态度是不同的。但积极赔偿不是花钱减刑，即使被告人全额赔偿，如果没有得到受害人的谅解，依旧不会被认定为“积极”。

　　应该说，孙林是积极的，但孙伟铭实在罪大：

　　其一，无照：这无异于拿着刀子去杀人；

　　其二，醉酒：失去了对高速行驶的汽车的掌控力；

　　其三，逃逸：既无照又醉酒还逃逸，不是杀人又是什么？

　　孙伟铭长期无照驾车，本身就是无视甚至蔑视他人生命的行为。因此，成都中院的一审判决，向社会传达出强烈信号：所有漠视他人生命的驾驶行为，必将依法受到严厉制裁。

　　从理性说，我支持成都中院的判决。

　　因此，我认为孙林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但未必是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因为他的所有努力，只为救儿子的命——如果儿子不是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而是以交通肇事罪领刑，他还能拼了老命筹款吗？所以，他的“积极”并无示范意义，动机只是“拿钱买命”！

　　再进一步问，难道严刑峻法就能杜绝类似犯罪吗？看看孙伟铭，他半年内违章10次，他身上隐藏的危险杀机，为什么没人拦截？为什么直到闯下惊天大祸，才想到该一枪干掉这个害群之马？事实上，当这个社会依然有人凌驾于社会规则之上，依然不尊重、不敬畏他人生命时，孙伟铭案的悲剧就绝不是最后一幕，指望严刑峻法来终结血腥车祸，只能是一厢情愿。

　　还在于，世事难测，人心难辨。当孙案受害者亲属拿到赔偿款后，在二审开庭时突然变了腔调：“我们对孙伟铭本人不原谅！”并称之所以要签谅解书，只是为了获得赔偿。身患癌症的孙林闻知，在病床上终于忍无可忍，拍床大吼：“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明摆着，他们仍想要你儿子的命！

　　我不知这起案件的台前幕后将昭示一个善良和谐的开端，还是隐埋又一个诡谲危险的先例，只知案件折射的价值，已超过案件本身。

　　可怜天下父母心！

　　好在，孙伟铭案最终尘埃落定了，判无期，头保住了。是为终审。曾经“花钱买命”的鼎沸舆情，均因终审落下帷幕。但它还能让你我记取什么？

　　这已不是“父亲”一词所能涵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