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春天，去九寨沟，一辆旧旧的中巴，装了满满一车年轻的人，还有雀跃的心。途经甘南藏族自治州——位于甘肃省西南部，连接青海与四川，是著名的藏地，以拉卜楞寺和桑科草原闻名，那时，现在备受小资和“驴友”追捧的郎木寺和扎尕那还寂寂无名，那时，也还没有《卓玛》和《天路》。车在逶迤的高原山地公路上爬行，时而上天，时而入地。天色忽晴忽暗，一会儿，飘起了雪花，四野阴冷。六七个穿着红色僧袍还用袍袖遮住脸的年轻僧人拦住了我们的车，车里一下子静了下来，气氛有点紧张。他们敲打着车窗，没人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司机大哥很镇定，没有完全停下车，慢慢地往前开动，打开一点车窗，挥着手喊：“满了！坐不下！”边说边开，待到车前无人，加速向前。我们回头看去，几个红色的影子渐渐在飞扬的雪花中变小、消失。车上依旧安静，无人说话。我用手掌抹掉车窗上的水汽，向外望去，还没有绿意的旷野上，两只藏獒沿着公路在风雪中飞快地追逐着我们。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的那个夏天，无数人怀着坐上火车去拉萨的梦想，想去看那神奇的布达拉，去看那最美的格桑花。我听着大家议论如何一票难求，淡定地坐在办公室干着我的活计，直到在一个傍晚接到一个电话。30多个小时以后，我晕晕乎乎地站在了拉萨火车站。那几天，我穿梭于一家军队医院和亲戚的家之间，在病房地铺和藏式沙发上交替而眠。医院里，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是四川人，满耳都是忽而柔软忽而麻辣的四川话，你会觉得这是在成都，哪里是藏地的中心？出了医院，我常常要搭上飞驰的破旧小中巴去市中心。黝黑的藏族小伙抓着车内的把手，身子斜吊在车外，大声招揽着路人：“拉萨！拉萨！”我很奇怪，这儿难道不是拉萨吗？我没有心思多嘴去问，挤在藏族同胞中间，或坐在引擎盖上，望着街面上飞扬的尘土，想起录像厅，想起骑着自行车上学的时光，好像回到了20世纪90年代……

亲戚家有一个小小的佛堂，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禁忌，没敢贸然进去。拜佛诵经是他们每天都要做的功课。院子里，有人搭起帐篷大宴了三天宾客，因为孩子考上了大学。抽了一天时间，我独自游览了拉萨。在布达拉宫，我仰视神佛，一盏盏酥油灯在昏暗的宫殿中照亮了信徒的脸颊。在大昭寺，我坐在屋顶的平台上，耀眼的金顶就在不远处，脚下一盆盆鲜艳的小花在高原的夏日清风中摇曳，如同我的情绪。罗布林卡更像一个安静的公园，游客们好奇地打量着达赖喇嘛曾经的卧室，园子里好多树木已经和时光一起枯老。

2013年的国庆长假，我没有去为国家“添堵”，而是一路向西，到了青海同仁县。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到了郊外的吾屯下寺。寺院建在村落中，柏枝燃烧的香味远远飘来。作为良民的我们早已习惯到哪儿玩先买票，可门口的售票处空无一人，时间也不早了，已过了9点。这时，许多周围的村民提着暖瓶、水壶拥进寺院，女性都穿着整洁的藏袍。我们带着一点点没花钱买票的兴奋也跟着进了寺院。寺院的小广场里，地上画着吉祥八宝，上面整整齐齐坐了好多人，女人一块，男人一块，每人面前放着一碗奶茶，手里拿着油饼。集体早餐？诧异的我们站在广场上四处张望。无人喧哗，大家都在安静地吃着自己的东西，偶尔有人抬头看看我们几个异类。我拉住一个刚刚进来的姑娘，问大家在干什么。姑娘会说的汉语有限，忽闪了半天眼睛，说是村里人都来参加一个什么仪式。一个穿红袍的僧人大概是看我们有点不知该干什么，过来对我们说：“大经堂在上课，你们去看看吧。”“能看？”他点点头。我们轻轻掀起厚厚的门帘进入大经堂，大概上百位僧人正在诵经，我们站在门口静听，一群八九岁的小僧人看见我们，交头接耳起来。没听几分钟，下课了，小僧人们蜂拥而出，穿上门外的各色运动鞋，嬉闹了起来。我们回到院中，母亲想尝尝他们的奶茶，拿出自己的杯子去问是否能喝一杯。一个僧人马上给她斟了满满一杯奶茶，并问我们有没有大杯子，有的话再来盛，还拿了两个大油饼硬塞给我们。

仪式还在继续，我们不再打扰，退出了寺院。刚出院门，一位六七十岁穿着藏袍的老大娘与我们擦肩而过时，忽然停住说了几句话，我们有点茫然，她摸索着从怀中掏出一个塑料袋递给我们，笑着指指我们手里捧着的油饼。我们连忙接住，冲她点头致谢。

阳光照射着院外的一座大金塔，金碧辉煌。这里一定是整个村落的中心，灵魂的中心。仪式结束了，数百人拥了出来，没有四散开去，他们绕了点路，按顺时针方向围着院门口的几座白塔走了一圈，然后才慢慢各自散去。十多年里，多次出入藏地，我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感觉与藏地如此接近。我对儿子说，我们刚走错了，我们也去这样走一圈。这样走一圈，心灵是否就离他们近了一些？我无法回答。但世界很大，多走几步也无妨。

（选自《读者·原创版》201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