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0年5月的一天晚上，他们相遇在纽约市法拉盛的街头。彼时，她22岁，他28岁。她来自中国，到美国留学刚满2个月，课余在美甲店打工；他家在墨西哥，两年前偷渡入境，为一家海鲜超市送货。他们互不相识，随着熙攘的人群迎面走来，突然彼此的肩膀撞在一起…

　　…

　　可惜，这不是一个爱情故事。

　　据街边监控录像显示，两人因碰撞发生争执，男人不明原因地暴躁起来，揪住女孩的头发，欲将她拖进街边小巷中强暴。

　　女孩高声呼救，奋力反抗。男人兽性大发，抓起一根铁棍，朝女孩后脑猛击，一下、两下……鲜血四溅，喊声渐微，女孩蜷缩着倒下，男人顺势奸污了她，之后拎着铁棍，扬长而去。几十分钟后，男人被警察抓到。此时他烂醉如泥，全然不知自己的暴行。而女孩被送到医院，医生面对赶来的记者说：“从未见过如此严重的伤情，她的整个后脑都被打掉了。”

　　案犯入狱，案情曝光，美国舆论开始了深度讨论，一个令人汗颜的问题被抛了出来：录像显示，罪行发生在人流稠密的街区，持续了近20分钟，其间有数十名路人侧目，竟无一人施救！这里是纽约，是法拉盛，人情冷漠，何以至此？

　　又过几天，国内媒体开始关注此事。面对女孩用生命换来的质问，千里之外的国人倒显得更为敏感而尴尬，原因只有一个：法拉盛是中国城，见死不救的多是当地华人。

　　二

　　几百年前，法拉盛（Flushing）本是荷兰殖民地，后来随着纽约市的扩张，逐渐变为城市的一部分，与曼哈顿岛仅一河之隔。

　　上世纪60年代，曼哈顿地铁铺到这里，从此由法拉盛出发，不出半个小时即可到达纽约市中心。渐渐地，法拉盛成为进出曼哈顿的中转站。

　　“9·11”事件后，纽约老中国城里的居民为了安全，成批迁移至法拉盛。他们在这里开餐馆，卖服装，搞运输，生意越做越红火，加上交通上的便利，偷渡客或移民大多在此中转求职，提供了大量劳力，不过几年时间，法拉盛的规模就超过了全美各地的中国城。在旅美华人心中，它的分量仅一例便能证明——在别处，中国人碰面会说，走，我们去中国城；在纽约，人们只说，我们去法拉盛！

　　如果称呼“中国城”还有点客居海外的意味，那么“法拉盛”三个字，却在暗示一种堂皇而霸道的占领——在这里，你不会感到身在美国。

　　首先，这里不会在某个街角立起造型矫揉造作的牌坊，上书“华埠”二字以强调中国城的存在，这里只会用铺天盖地的中文招牌，压得星巴克与麦当劳的广告牌抬不起头；这里不会为孙中山竖起端庄的雕像，不会有老福建或老广东盖起森严的会所公馆，这里只有小报摊，卖着手机充值卡，地摊上摆着《唐山大地震》的影碟，一美元一张；这里的居民爱讲普通话；这里的病人能挂上中医门诊的号；这里的《纽约时报》没销量，倒是一份名为《世界都在看中国》的小报卖得最好。

　　其实，这些反客为主的民族符号加起来也只是陪衬，因为法拉盛还有一个更宏大的主题：吃。

　　且不说各家饭馆的口味有多么独特而地道，单是街头小吃就足以让人垂涎。这里不光有羊肉串，还有羊腰和羊杂，如果想吃板筋，人家会建议你再来两串脆骨。在美国，饺子不算稀奇，然而唯独法拉盛的才敢称“水饺”，因为别处的饺子皮厚馅薄，必须油炸才入滋味。在法拉盛，包子皮是发面的，馅儿是雪菜、香菇、冬笋或油菜的，猪肉大葱馅的也有，但多会做成锅贴，放在铁板上当街一煎，总能招来一堆食客。

　　这些零食放在国内不值一提，但在美国遇上，何其幸哉！

　　在留美华人眼里，法拉盛不只是一座中国城。在交通上它是枢纽，在中美文化之间，在全然各异的生存模式之间，又何尝不是呢？华人遍布美国各州，待久了总会念起法拉盛；提及法拉盛，便要多说两句；路过法拉盛，绕远也要来看几眼，否则好像有亲不投、有家不回一样令人难安。

　　三

　　这里的行人，脚步太快；这里的车流，太密太急。见到红灯，我们习惯性地停下，身边路人推开我们，照直闯过去，回头撇下一句：“你俩是新来的吧？”迎着晨光，愣在街头，我们发现，对法拉盛的一切再熟悉，终究还是它的陌生人。

　　一拐弯，正是她被歹徒拖入施暴的小巷。

　　巷口，并排开着几间理发店。

　　登门打探，理发的规矩也和国内一样，先是干洗掐穴，然后仰面躺下，后脑嵌入浴盆，又旋即被人托起，淋着温软的水流，倍感舒适。闭上眼，我和洗头师傅聊了起来。

　　“前不久，这边有人被杀了？”

　　“你指哪一个啊？这边经常死人的。”

　　“是个女学生，凶手是墨西哥人。”

　　“好像有，就死在前头，没多远。”

　　“听说当时还有过路的，没人管吗？”

　　“这个不清楚，嗨，总死人的。昨天马路上有个闯红灯的，也被迎面撞死了。”

　　睁开眼，天花板雪白一片，脑子里也空白一片。师傅用雪白的毛巾为我包了头，人手不够，她也管剪。

　　她说自己曾在温州做过多年的发廊妹，没赚到什么钱，便来了美国。我看她又管按摩又管理发，问她是否很辛苦，她不屑地拍拍我的肩膀，说：“哪里不辛苦？这边赚的可是美金，美死人的！”

　　四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有朋友向我们建议：“人心再冷漠，也请你笔下留情，好歹给我们点希望。”

　　于是，我们撇开了批判“民族性格”的中文媒体，转而关注美国的报道。美国人认为，此事并不足以说明华人群体一定冷漠，作为论据，他们挖出了一桩曾轰动全美的凶杀案。

　　1964年，一名美国妇女在自家门前被杀，案发时，左邻右舍曾有目睹，却无一人报警。事后调查发现，每个旁观者都认为别人会去报警，这样，救人的责任被均分了，致使人人觉得此事和自己无关。一个社会学术语因此被提出，以特指众目睽睽下的见死不救——旁观者效应。

　　对于法拉盛女孩的死，我们固然可以做相同的解释，但录像显示，案发现场无人旁观，却有十余位视而不见的路人。他们对身边的罪行，只投去惊鸿一瞥，便加快脚步，匆匆离开，那神态就像突逢街头火并，只顾躲闪，绝不围观。

　　比起所谓的旁观者效应，法拉盛案件暴露出的社会心态似乎更难揣测，或许，我们可以称其为——过路者效应。

　　中国女孩、墨西哥凶犯、街边路人，以及为了理发、解馋绕路而来的我们，对法拉盛而言，全是它的过客。法拉盛的魅力在于此，法拉盛的残酷也在于此，它就像黄河，裹挟了千万吨游移的细沙，唯有不舍昼夜地疯狂流动，才可掩盖混浊乖戾的面容。在这里，任何沉淀，都是负担。

　　对女孩的惨死，所有既定的社会学分析，都是徒劳的。相反，那名墨西哥凶犯在狱中接受采访时说的话，却令人过耳难忘：“我不记得自己攻击过她，这是残酷命运造成的。

　　心理医生告诉我，当时我有可能攻击任何一位路人，不凑巧，我正好碰见了她……”

　　不凑巧？我宁愿相信，这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