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来讲，对于“戴玉强”这个名字，我和你们一样既不熟悉，亦不陌生。我知道他是帕瓦罗蒂的弟子，知道他被誉为“世界第四男高音”，除此之外，再无他话。而这，便是在中国，高雅音乐的寂寞与哀愁。

　　作为老帕钦点的得意弟子，戴玉强的“吨位”没有师父大，但走起路来依然虎虎生风。

　　的确，即便没有帕瓦罗蒂，没有传说中的“世界第四男高音”，在奢华的歌剧舞台上浓墨重彩了数十载，他举手投足间早有一种王者气概悄然流露。这种气概源于《图兰朵》的华丽、《茶花女》的悲情、《波西米亚人》的激情澎湃以及《卡门》的落拓不羁。只是，如同一段远逝的文明，一种博物馆流年的气息，不合时宜地盛放在今天，一切，都有种苍凉意味，更有一种久违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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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盛夏，当紫禁城那场昂贵的“三高”演唱会隆重谢幕后，当世界顶级艺术大师饱受“金钱游戏”诟病时，一个中国男高音的名字火热出炉。他便是戴玉强。没人能够否认，这场转身的华丽与戏剧化；更没人能够细数，在此之前，他在寂寞道路上苦苦跋涉的几十年。

　　《读者》（原创版）：人生很像一种讽刺。比如今天的你，以“歌剧王子”的身份跻身艺术的金字塔尖。然而熟悉的人却说，你的经历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血泪史”。

　　戴玉强：“血泪史”谈不上。只是在追寻音乐这条路上，我做过农民、建筑工人，蹬过板车，贩卖过建筑材料，走过穴等等，吃过的苦头绝非只言片语可以描述。

　　《读者》（原创版）：于是你经常感叹：苦难是你一辈子的财富。

　　戴玉强：是的。如果出身音乐世家，受过良好的音乐教育，我坚持不到今天，肯定早改行了。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背歌剧。一本又一本厚厚的意大利文，你不能因为是中国人就有发音不准、背不下来的理由。刚学唱时，大夏天的，家里没装空调，我就泡一大杯浓茶，光着膀子，摆一盒火柴。唱完一遍抽出一根火柴，直到把火柴盒唱空。所以说，养尊处优长大的孩子根本无法承受歌剧道路上的艰苦，更无法令歌声饱含丰富的内涵及倾诉内容。

　　《读者》（原创版）：如此说来，看到今天养尊处优长大的孩子们乐此不疲地尝试艺术道路，你是否经常感觉忧心忡忡？

　　戴玉强：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也正是我借助《读者》（原创版）平台想说的话。现在是信息时代，电视、网络如此发达……唉！（重重叹气）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孩子喜欢唱歌，拥有音乐梦想。但有几个真正具备成为“家”或者“大师”的天分呢？很少。再说得实际一点，现在90％的中央艺术院校毕业生都改行了。可想而知，这是一条何等艰辛的路。我想，我们应该保持负责的姿态，让孩子们认清自己，明白风光背后的付出以及现实的残酷。

　　《读者》（原创版）：如果音乐梦想真如一场豪赌，显然你是最后的赢家。在这场博弈中，你取胜的关键是什么？

　　戴玉强：两个字：坚持。我曾唱过一首歌《心的舞台》，歌词仿佛在写我。“当坚持成为唯一选择，我的命运被星光恩泽。”多年前，我在《读者》上曾经读过一则小故事：一个男人在缅甸赌石，几近倾家荡产。开石头时，他忐忑不安。开一块，是石头；再开一块，还是石头；当开到最后一块石头时，他的希望也几近破灭。这时，开石头的老板向他建议，不如把最后一块石头低价卖给他，至少还可以赚个路费回家。男人想了很久，答应了。可是这一刀下去，咔嚓一声，满腾腾的翠！

　　《读者》（原创版）：男人的做法或许是多数人的选择。比如当这份坚持威胁到你的生存时，你也会坚持下去吗？

　　戴玉强：会的。我的生存曾多次被梦想威胁过，最惨的时候，我一天只吃粮店的半张烙饼，卷一根腌黄瓜。没钱租房，就睡在楼梯间充气的气垫船上。有一年春节我回家过年，车票需要13.2元，可翻遍所有口袋我只找到13.19元。于是我只好在北京站广场的地上到处找，终于捡到被别人踩在脚底的脏兮兮的一分钱，这才买了车票回家。

　　当然，我不否认很多人即使坚持到最后依然失败。相信这个观点会激励很多人，也会误导很多人，但大趋势是挡不住的。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歌剧艺术曲高和寡的今天，戴玉强却奇迹般地名贯中西，这与“世界第四高音”、“帕瓦罗蒂”等关键字眼分不开。是缘分，炒作，噱头，抑或是“守得云开见月明”？或许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正在与巨人同行。

　　《读者》（原创版）：显然，“戴玉强”与“帕瓦罗蒂”这两个名字密不可分。这种戏剧性的师生缘是如何结下的？

　　戴玉强：刚接触声乐我就深受帕瓦罗蒂的影响，无数次模仿他、追随他。2001年，紫禁城“三高”音乐会时，老帕经纪公司的人听了我演唱的歌剧，感动得流下眼泪，回去后立刻把我推荐给帕瓦罗蒂。“9·11”时，我在意大利接受帕瓦罗蒂首次当面授课。2004年底，在他第一次执导的自己最钟爱的歌剧《波希米亚人》里，我被他任命为男主角，进一步接受他的言传身教。

　　《读者》（原创版）：从一个狂热的崇拜者，到最终一睹庐山真面目，帕瓦罗蒂给你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

　　戴玉强：认清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帕瓦罗蒂。

　　《读者》（原创版）：这话是自谦还是自省？

　　戴玉强：是实事求是。

　　《读者》（原创版）：帕瓦罗蒂令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在哪里？

　　戴玉强：首先，他的声带是“上帝亲吻过的”；其次，他曾经接受过极其严格的声乐训练，身上具备成为“唯一”的全部因素，永远是一个无法企及的“King”。

　　《读者》（原创版）：尽管帕瓦罗蒂在你心中占据如此高度，可大家依然说你是老帕的后继者。

　　戴玉强：不可能。他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我清楚地知道自己近40岁才踏上世界歌剧舞台，起步实在太晚了。多明戈一生中演唱了110多部歌剧，我连他的1／10都不到，更别提帕瓦罗蒂了。

　　《读者》（原创版）：那么“世界第四男高音”这个称号呢？难道也不灵光？

　　戴玉强：（用力摇头）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这个称号很大程度上是炒作。当然，西方歌剧专家曾经给我的嗓音下的定义是：“24K金”。但是，若想成为“世界第四男高音”，远远不是拥有完美的嗓音就能达到的，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太多。如果我的母语是意大利语，年龄是30岁，或许还有可能。要知道，中国人与意大利人学唱歌剧，难度比例是11∶1。

　　是尴尬，更是不合时宜。当“高雅”遭遇“娱乐”，当“经典”趋于边缘，当价值体系被一再解构颠覆，可即便如此，总有一些身影，在无人问津的高地上，苦苦跋涉，寂寞坚守。走遍世界各地，今天的他终于明白，大浪淘沙，一切，都只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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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原创版）：在娱乐时代，高雅音乐变得越来越尴尬并且边缘化。那么你们选择这一行，是否常常感觉无奈？

　　戴玉强：确实如此。我也常说，国内观众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比如我唱歌剧，从演出开始至结束，不用麦克风，需要喝一大桶矿泉水，这些水全部转化为汗。在国外开音乐会，3000人的场子，我一张票不送，全部卖掉。可即使如此，歌剧依然是赔钱的买卖，票房的投入产出根本不成正比。至于商业演出，以我今日的实力及艺术成就，却连流行歌星三分之一的出场费都拿不到。

　　当然，还有一些中国人，拿着大把的钞票到国外某大厅开音乐会，回国后出场费立刻翻好多倍。我挣的是外国人的钱，给中国人增光。相反，他们是通过给外国人送钱，挣同胞的钱。这公平吗？不公平。但不公平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似乎注定有人付出一分便得到十分，而我必须付出十分才能得到一分。假如这是我的命，那我就老老实实按照命运的轨迹走，不羡慕别人。相信历史是公正的，到最后子丑寅卯，一切自有公论。

　　《读者》（原创版）：目前你主要在国外开演唱会，在国外的名气也远远大于国内。为何不多在国内开演唱会呢？是由于国内欣赏水平的局限还是其他原因？

　　戴玉强：我在国内也开演唱会，只是没在北京开。（苦笑）这是一种逆反心理作祟。北京听众不爱买票，都等着送票，这是我特别痛恨的地方。我坚决不送票。再说，在北京开音乐会，即使我送了票，他们还到处挑我的毛病，于是干脆不开了。

　　《读者》（原创版）：这么多年来，你的歌声遍布全世界，国内与国外演出的区别在哪里？

　　戴玉强：（沉吟）基本上在国外，我一分付出一分回报，我付出十分努力，观众会给我十分的掌声与回报。相反，在国内，往往我付出很多，却没人答理。然而有人作作秀，大家却趋之若鹜。没办法，我们社会的发展恰好处在这个阶段，连掌声都是假的，更甭说唱了，拿只“假手”啪啦啪啦（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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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原创版）：相比流行音乐的名利双收，歌剧艺术显然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是什么动力或者魅力让你们这些艺术家为它苦苦坚守？

　　戴玉强：开玩笑说，唱美声就像抽鸦片似的，一旦深入进去，你会感受到它的无穷魅力。在国外演出时，几乎所有歌剧院的负责人都对我说：“你千万不要放弃。你若放弃了，对我们歌剧事业将是非常大的损失。”歌剧并非多数人可以做的事业，但通俗音乐却有很多人可以做。我想还是做不太容易做好的事业吧，毕竟总得有人做啊，而且已经做到这个份儿上了。（笑）

　　新闻链接：

　　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卢奇亚诺·帕瓦罗蒂于2007年9月6日当地时间凌晨5时逝世，享年71岁。

　　帕瓦罗蒂凭借自然平滑的歌唱和带有金属光泽的高音称霸上世纪60～70年代世界歌剧界，被誉为“高音C之王”。与普拉西多·多明戈和何塞·卡雷拉斯一起，被誉为“世界三大男高音”。

　　在戴玉强倡议下，戴玉强等中国五大男高音演出的“我的太阳——纪念帕瓦罗蒂音乐会”于9月10日晚举行。这是全球第一场帕瓦罗蒂纪念音乐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