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崔健是一个执著的思想者，但首先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
　　
　　在甜歌蜜曲和无病呻吟泛滥的流行歌坛上，崔健是一个异样的存在。
　　
　　他忠实于自己的灵魂，忠实于内心的呼声，在这一点上决不肯委屈自己，使他的作品有了内在的一贯性。
　　
　　——周国平
　　
　　这是一个茶馆。飞檐、翠竹、流水、筝音，茶香缭绕。有人打牌，有人上网，有人侃侃而谈。
　　
　　当一袭普通装束、头顶白军帽、缀着五角星的他走进来时，并没有引起我想象中的骚乱。大家抬头望了他一眼，目光旋即回复原位，偶尔有人窃窃私语“崔健来了”。但那也只是像朝湖中丢一粒小石子，激起浅浅涟漪，瞬间便回复波澜不惊。
　　
　　不过，上茶小姐对他很熟悉，客气地唤他“崔先生”。这样的称呼听来有些别扭，不知是把他抬升了，还是降低了。但有一点可以明确，他是这里的常客。
　　
　　一个清雅古朴的茶馆，一个激情血性的摇滚明星，乍一看，二者多少有些格格不入。但他却有自己的解释：“如果为钱（工作），我肯定在自家豪华别墅的会客厅或者五星级酒店里会见记者，而不是在这个小茶馆里。”
　　
　　很不幸，恰是这句无心之语道破他目前的真实生活状态：没有豪华别墅，租不起五星级酒店，家就在茶馆后面的旧公寓楼上，甚至连茶水费，都事先说好“自付”。
　　
　　不能不有些忿忿。但不惑之年的他，早已失去少年的轻狂与愤怒，神态显得平静。只是他的眼神始终孤傲，偶有讥讽的微笑悄然流露，偶尔又会噎语凝神甚至口吃。显然，不管如何努力掩饰与适应，生活与他，一直没有握手言和。
　　
　　《读者》（原创版）：你的身上有很多定义，比如“中国摇滚乐之父”、“中国摇滚拓荒人”、“中国摇滚的精神领袖”等。这么多定义在身，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崔健：时间太长，麻木了，没什么感觉。别人说归说，但自己面对生活时，所有这些定义、画面都不存在。
　　
　　《读者》（原创版）：身为“中国摇滚乐之父”，许多人说你是反叛哲学的化身，是“伤痕”时代的叛逆者。为何会有这么多反叛？这种反叛是与生俱来的气质，还是后天的产物？
　　
　　崔健：单纯讨论反叛，没有具体意义。反叛是多方面的，每个人都有反叛细胞。一个人只要还有想法，便会产生对现状的不满和否定。但如果一个人没有不满，却偏偏寻找叛逆，这是一种做作。其实，我们的反叛是对生活的警醒，有新的生活角度，在于发现生活的更多意义，而不是单纯抱怨。
　　
　　《读者》（原创版）：21年前你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那场演出，被评价为“开创了中国摇滚元年”。但后来你却再也没有达到那样的高度。那场演唱会对你来说，算不算一个无法超越的顶峰？
　　
　　崔健：一个走路的人，不会在乎顶峰或者低谷。超越顶峰的意义，并不比往前走的意义更多。对我来说，哪怕它是个顶峰，再也无法超越，我也不会停步。重要的是，自己一直在往前走，继续学习，继续做音乐，内心会给自己定下尺度。这个尺度与市场无关，与名利无关，只与自己有关。
　　
　　《读者》（原创版）：如此说来，你做音乐是为自己，还是为市场？
　　
　　崔健：肯定是为自己。如果做音乐是为满足市场，对于创作者来说，是无比痛苦的。久而久之，他创作的音乐便不再经过大脑和心灵，而变成一门手艺或者技术。
　　
　　《读者》（原创版）：可我们毕竟生活在市场体制中。如果音乐只为自己，不迎合大众，不担心市场向你板起面孔吗？
　　
　　崔健：这是个人选择的问题。有些音乐人为了市场改变自己，但还有些人只需得到小部分人的肯定就心满意足。说到迎合，那就得问问你是通过扭曲自己来迎合大众，还是通过坚持自己迎合大众。我认为前者是低等初级的欺骗，是艺术的投机。对于大众，也是极不公平的。
　　
　　1986年那场“惊艳四海”的演唱会之后，如日中天的崔健突然从大型演出场合和公众视野中淡出，直到去年夏天，昔日舞台才再次向他敞开大门。20年的“空白”，对公众而言是一个巨大的问号，但对崔健来说，只是一根生活的钢丝绳。
　　
　　《读者》（原创版）：21年前北京工人体育场演唱会之后，你便很少在大型演出场合露面，这是为什么？
　　
　　崔健：摇滚在中国没有土壤，是断粮断水的。我们经常会遇到很多困难。
　　
　　《读者》（原创版）：艺术生涯如日中天时，突然遭遇种种困难，是否非常沮丧？
　　
　　崔健：有人会沮丧，但我觉得还是要保持平常心。对于艺术来讲，这也许并非坏事，是对人的锻炼。这些限制帮助我们从更多侧面重新审视、思考生存环境。如同走一根钢丝绳。
　　
　　《读者》（原创版）：这根钢丝绳一定很难走吧？你们走了多久？
　　
　　崔健：只要还有创作能力，便不觉得太难。逆境中的行走，把绝望转换成希望，这种行为本身就能激发创作的灵感。至于钢丝绳，今天我们还在走，还会碰到很多困难。碰到困难不可怕，可怕的是放弃，因为克服困难也能产生快感与灵感。
　　
　　《读者》（原创版）：前些日子，某报对你走红21年进行了一次暗中财务调查。结论是：崔健并不富裕，依旧住在筒子楼里。
　　
　　崔健：我觉得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家，把一个人成功与否完全用金钱来衡量的典型的小农思想。中国还没有形成良性的投资文化与消费文化，大家只是拼命存款。没有人真正认识到花钱买房子与花钱听音乐会，哪个更有价值。正如有些人，穷其一生攒钱，还有些人，在赌场或者餐桌上一掷千金，这都是财富价值观的分裂。至于金钱，那从来不是我音乐的方向。
　　
　　《读者》（原创版）：那么什么才是你音乐的方向？
　　
　　崔健：快乐与满足。比如，是花钱快乐，还是点钱快乐呢？或许很多人认为点钱快乐，但我却觉得花钱更快乐。当你有了灵感，用财富把这个灵感准确而完美地诠释出来，这才是最大的快乐。
　　
　　外人看来，摇滚好似一个命运多舛的奇怪世界，有人潦倒，有人沉沦，有人烧车，还有人皈依佛门。但唯有崔健，“像是高山积雪刚融化，冰冷、清冽，水寒伤骨”（王朔语），“像一个奇迹，越老越轴（轴，北京方言，脾气执拗）”（歌迷语）。
　　
　　《读者》（原创版）：作为特殊的音乐形式，许多人把摇滚上升到音乐宗教的高度，这样理解对吗？
　　
　　崔健：任何艺术，我是指真实的艺术，都应该有宗教成分在内，都可以上升到人们对生命深层次的探究与思考。反之，那便不是艺术，只是供大众茶余饭后娱乐的工具而已。
　　
　　《读者》（原创版）：遗憾的是，在中国，摇滚始终被蒙上一层悲剧色彩，始终与“地下”、“潦倒”、“贫穷”等字眼联系在一起，许多优秀摇滚艺人的结局也大多以悲剧收场。
　　
　　崔健：所谓悲剧只体现在世俗的眼光与评论中，我想当事人或许还很享受这样的生活状态。有人愿意浮出水面，有人愿意扎根泥土，有人愿意隐匿幕后，这只是个人的风格气质不同而已，不要认为没有浮在水面充当泡沫便是悲壮。要知道，国内还是有一些艺术家、音乐人在用自己的行为向社会反抗。他们拒绝所谓的“成功”，认为“成功”在功利的社会中无甚意义。他们宁可隐蔽起来，也不愿意沦为唱片公司的工具，或者大众的“宠物”。
　　
　　《读者》（原创版）：目前有越来越多的人争相充当大众“宠物”，比如口水歌泛滥、选秀节目花样翻新，一夜成名随时可能发生。
　　
　　崔健：这些都不是音乐，只是娱乐，骨子里是穷人暴富的分裂表现。“宠物”很容易充当，不需要脑子，不需要才华，只需要包装。这只是商业成功，只是时间表被排满，频频用曝光率换取钞票而已。对于艺术来讲，无甚价值。说白了，我们分属不同行业。我们从事的是文艺、音乐，而他们从事的是娱乐行业，或者叫青少年娱乐产业，基本是靠骗取未成年青少年来消费、支撑的。这难道不是艺术的悲哀，不是艺术家的悲哀吗？
　　
　　《读者》（原创版）：置身于这样的文艺领域，会不会觉得自己的姿态有些“不合时宜”？
　　
　　崔健：恰恰相反，我很庆幸。因为我体现了自己的个性，也品尝到释放个性的快感。要相信，当一个人的个性被承认时，千万不要觉得它丑陋。
　　
　　20年后，曾经的铁杆歌迷已经人到中年，渐渐与生活握手言和。而在商业泛滥的时代里，我们羞于谈及理想。于是，我们开始听不懂崔健，开始对他漠视，甚至开始发出“崔健老了”的质疑。只是，到底是我们老了，还是崔健老了，这或许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话题。
　　
　　《读者》（原创版）：你对自己近期的作品满意吗？
　　
　　崔健：当然满意。我对自己的老歌，基本上听两秒钟就关掉了。但对新的作品，可以听很长时间也不厌倦。
　　
　　《读者》（原创版）：可你却恰恰是通过老歌成功的，比如《一无所有》《一块红布》。只是你并没有坚守那种音乐风格，而是一直在变，冒着失去歌迷的风险。
　　
　　崔健：这种冒险是值得的，我非常鄙视那种一成不变的创作风格。如果只为满足歌迷口味而压抑自己的兴趣与个性，那才是痛苦。比如我完全可以违心地写出“二无所有”、“二块红布”，但那种音乐是虚伪的。如果不求新的话，你不可能体会到音乐的美感与快感，更是对音乐的无知。
　　
　　《读者》（原创版）：那么是大众的审美出现了一些问题？
　　
　　崔健：今天大众的审美已经完全被营销、商业控制了，而营销便是把黄土卖成黄金。（我们）民族的艺术观念没有清晰的发展脉络，群体艺术审美呈现分裂状态。今天中国人的审美还停留在莫明其妙的什么位置，我说不明白。只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状态，处处体现一种小农意识或小康家庭的审美观，处处停留在卡拉OK时代。如果不能认同我的观点，或许大家可以扪心自问，我们对音乐的消费到底占据家庭收入的多大比重？所以说，音乐的大门并没有真正被打开。
　　
　　《读者》（原创版）：如此说来，在中国做音乐，是否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崔健：悲哀因人而异。同样一片荒原，有人看到绝望，有人看到机会；有人选择放弃，有人成为拓荒者。幸运的是，我属于后者。
　　
　　《读者》（原创版）：在中国音乐历史上，你已经成为一个无法被取代的象征性人物。当一个人被视为象征甚至丰碑时，感觉如何？
　　
　　崔健：尴尬。20年前便有记者采访我，20年后依然有很多记者采访我，说我没有一点儿庆幸是假话，但更多的却是尴尬。因为20年来，这个行业令人失望，它没有进步。
　　
　　记者手记：坦白来讲，这不是场轻松的访谈。整整一个半小时内，崔健谈音乐、谈理想、谈社会、谈价值观。这些沉重的话题多少令我有些疲惫，甚至头大。临别时，我忍不住问了他一个问题：“你孤独吗？”他思忖良久，认真道：“孤独是艺术家的养分，所以，享受孤独吧！”
　　
　　不能不有些唏嘘。在这个浮躁喧嚣的时代，在孤独者已经成为异类时，还有一些人始终坚守孤独的高地，并把它发酵成为作品。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崔健《迷失的季节》里，当“春天的花朵长在秋天”，那并非不合时宜，而是无愧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