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书店出版的20卷吴宓(1894——1978)从1910年记到1974年的日记,几乎涵盖了一个最能表现这一时代特征的“短20世纪”。虽然这只是一部个人史,但是,难得有这样连贯的一部个人史,难得有这样一个人甚至每天挨批斗回来——写日记也是挨批斗的一个原因——也还要偷偷写下当天的日记,这也许就因为他还是一个至死不变的“士”吧。所以,对这样一部日记,值得细细品读。 最近断断续续地读它,有许多收获,顺便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在其晚年,所述每日所吃食物甚详,兹摘引1972年(吴宓时年78岁)的数条如下: 一月一日……早餐花卷一枚,饮白酒甚多……宓早午晚各食煮卵一枚……正午,赴食堂午餐,米饭(软)三两,豆腐(五分)两份……晚餐在空室就炉火烤花卷两枚(四两)食之,并饮白酒(加糖)…… 一月二十日……正午,用特发肉票(成君借给菜票两角)赴食堂午餐,米饭三两,杂烩肉,极丰且美。 三月四日……赴食堂晚餐,米饭三两,豆腐、白菜(五分),极淡美,恨不取两份也! 吴宓那一段基本是中午在食堂就餐,多是吃米饭,菜多是白菜、豆腐、萝卜,比较特别的是他尽量每天煮一个鸡蛋,再有钱则尽兴喝一点酒。当时他的薪水只是发生活费,大约每月30元,还要资助他人,还要用各种粮票、菜票、红票、绿票,仔细地计算着过日子。虽然窘迫,还是想尽量过得有滋有味,你看他稍稍饱食一点就觉得多么幸福。但这也不容易,他在元旦那天晚上烤花卷时就遭到青年教师辱骂;在春节那天中午到食堂稍早,又被厨工斥为不好好学习,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人”。 记得读《晋书》,有一个名士叫王尼,妻子死了,只有一个儿子。天下大乱的时候,没有房子住了,只有一架牛车,白天逃难,晚上就睡在上面。后来资助他们的官员死了,湖北那一带又闹起了饥荒,于是父子俩也不走了,杀了牛,卸了车,等到牛肉吃光了,父子俩就饿死了。 当然,“士”也不是都那么笨的。那些年还有一个士人,家里没东西吃了,附近的农夫还有一点,但也不多了,钦佩他的学问人品,说好每家轮流请他吃饭,但只能请他一个人去吃,而他家还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和一个兄弟的孩子。他就每次最后含一口饭在自己嘴里,回来吐哺给两个孩子,就这样竟然让两个孩子活过了最困难、最有可能饿死的一段时光。 我们现在看吴宓年轻时候的日记,他所梦想的是成为一个诗人或文人,那时几乎不言及对食物的描述,最多说“饭后”怎样怎样。他记食物渐多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这不难理解。但他毕竟还是一个士人,稍微饱一点就要读书写字,逢年过节常不忘洒一点酒祭祀祖宗先贤。 还有“胡风分子”张中晓,看留下的照片,是一个极瘦弱也极有才华的青年人。他被打成反革命后,开除公职,遣送回乡,也大概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有时还会省下一点吃饭的钱,坐船到镇上去看报看书,回来饿得两眼都冒金星了。最后他在“文革”初死了,谁也不知道是怎样死的。 传统社会士民分立,说“国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其实“士”又何尝不是如此?只是过去若非天下大乱,士一般还能衣食无忧。其实,为了生存的饮食,对谁来说,都不能不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如果不再觉得重要了,那是已经超越了那个阶段。人首先要能活下去,然后才可能考虑是否追求别的什么价值。的确,也可能有就以“吃”为主要价值追求的人。张中行就曾写到过故乡有这样一个“怪物老爷” :祖上也曾阔过,不在乎穿,但讲究吃。他先是将自己的田地吃光,于是到解放的时候恰好就成了贫农,接着又将自己还剩下的财产和房子拆了吃,到“三年自然灾害”前人人都要挨饿的时候他就死了。乡里人说他还真是“有福”之人,但这后面其实是有一种时代的悲哀在的。 我在乡下也曾听人言:“吃到肚子里的东西才真正是自己的。穿,穿给别人看啊?”有一个学生告诉我,他们村里有一个聪明人,在1958年大办食堂、大家猛吃猛喝甚至大量浪费的时候,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于是打回一些粥汤用来刷墙,到“三年自然灾害”闹饥荒的时候,他就偷偷揭下来煮着吃。但有一次烟囱冒烟被人发现了,于是村里人涌到他家里,一会儿就将他屋子的内墙面扒光了。 今天早已是“士民一体”,有一段时间,“士”还作为“臭老九”而落到了“人民”的边缘,甚至被从“人民”中开除。但实际上不论“士”还是“民”,他们都是“人”,“人”都是要“以食为天”的。这是所有人的生存底线,保障它也就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伦理底线。 幸运的是,从整个社会来看,今天的中国似乎已经把这种可悲境地远远抛到了身后,而且,如果说人的价值追求就止于“吃”——哪怕是花样翻新的“吃”、在精致和昂贵上不断更上层楼的“吃”——也是很悲哀的。但我们也不能忘记“人以食为天”的常识而一味追求西方学界花样翻新的新知,也还是得小心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提高警惕,不再退回到那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