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8点30分，签完到，我通知司机出车，另一组准备出发的同事拍了拍我的肩膀半开玩笑地说：“报社的钱让你一个人赚完了！”报社两辆采访车，一辆车分为早班和下午班，同事们轮着值班，经常会出现跟了半天车，一条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有的情况，那就意味着你这一天的收入为零。而另一辆车，由一个文字记者带着一个摄影记者连续跟车一星期，一天完成一个月的任务量都是可能的，但是体力、脑力的消耗往往大到连流泪的机会都没有。最惨的就是没车可上的，只能靠脚步丈量城市，撞大运似的搜罗新闻，运气好，能捉到一两只“苍蝇”，赚个二三十块的，运气差的不但遭遇冷脸，还得白搭饭钱、水钱。想待在办公室上免费网？没门儿！素有“魔鬼主任”之称的领导一定会唾沫横飞，让你觉得自己愧对报社的培养。回家睡觉？那可真是白日做梦了，领导随时一个电话，连撒谎都来不及。更何况，还有末位淘汰制在那儿盯着呢。

　　周四，是我连续跟车的第四天，后视镜里的我，皮肤上布满痘痘和深深浅浅的日晒斑，头发被风吹得枯黄打结。还没来得及自怜，领导的电话打来了。很不幸，在这个所有报纸内容惊人一致的时代，我居然漏稿了，同城媒体做了一个独家新闻。在竞争对手狂欢的时候，我迎来的是领导劈头盖脸的责骂，罚钱是肯定的了。

　　幸好车载热线响了，打断了领导滔滔不绝的教训。有人爆料，某小区内一户人家的落地窗在凌晨2点爆炸了。我们一边推测着爆炸的原因，一边火速赶往事发地。一楼的花园和路边散落着不少玻璃碴子，从玻璃碎裂和落地的情况来看，坠落的可能大于爆炸。抬头一瞧，没了玻璃的窗口，窗帘迎风飘扬，窗框和紧邻的玻璃完好无损。摄影记者一脸讥讽地笑：“这叫爆炸？”刚刚挨了一顿骂的我决定探求事实真相，敲开了户主的门。开门的是一个中年妇女，一听记者来问窗户的事儿，杏眼圆瞪：“我说你们是不是没事干了？我家玻璃破关你们屁事！”说罢砰一声关上门。

　　熬到中午12点，才跑了一个投诉，正在心情复杂地打算吃饭的时候，接到电视台同行的电话，说河边有人游泳溺水。到了现场，看着搜救的人拿着特制工具从水底往上捞人，作为一名老记者，心里依旧忍不住难过。虽然这样的场面每年都会见到，但仍然不会忘记第一次见到淹死的小孩，见到搜救工具一次次扎向河底时内心的惊恐和胃里的翻腾。突然被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惊出一身冷汗，落水的人被打捞了上来，医护人员开始急救，亲属们哭得死去活来的。其实这种时候最捣乱最没有人情味的就是记者，要去问搜救的人搜救的过程，要去问目击者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突然被水流吞噬，还要去问家属死者的身份……每见证一个生命的离去，都会觉出自己的冷血，恨不能立即辞职。

　　下午5点，回到办公室，刚坐在电脑前，主任就催命似的站在身后：“你快一点哦，三个头题，两个小稿子，最多等你到8点半。”我无力地抬头看了主任一眼，喝下一支藿香正气水，开始写稿。

　　晚上9点，在主任、编辑的跳脚催促下总算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显然已经过了回家吃饭的点儿了。打电话给电视台、电台一起跑社会新闻的兄弟们，烤羊肉就着冰啤酒，连带着对一天来的新闻事件的评述和间或发出的几声对生活的叫骂……这是一天里最美好的时刻。

　　晚上11点30分，回家，冲完澡来不及等头发干，脑袋一挨枕头就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