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的“五四”运动是一场大规模政治运动，举国震动。不过，波及的人群，主要是城里人。作为当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只有在上海、天津这样的大都市边上的，才有点影响。所谓的影响，就是很多人担心日本人下毒，跟闹义和团时的担心很相似。所以，见着日本人或者他们认为像日本人的人，就上前盘问，说不清楚，就一顿胖揍。

　　城里人没有被搅动的少，从资料上看，多数的市民都很积极，包括积极地看热闹，从学生演讲、游行到抵制日货，再到把不肯抵制的商人抓起来戴高帽子游街，都出来看。不仅看，而且十分有警惕性地东看西看，防备日本人下毒，但凡见着带瓶子上街的，无论是打酱油还是买药，都一律抓住送局子。

　　花界中人，也是市民，而且是市民中很有曝光度的一群，因此，自然不会自外于运动。上海罢市，花界积极参与，大小妓院一律关门停业除牌，连在妓院做杂役的人，俗称“乌龟”之辈，都动了起来，“九成同义会且向各妓院散发‘国事危急，学生被捕，商业停顿，挽救学生，本会同业，公同停业，不达目的，甘坐待毙，大众开市，方始做业’一种传单”。等级高的妓女校书和长三，还组织“青楼救国团”，上街跟学生一起散发传单，为游行的人们供应茶水。上海西福致里的妓女妙莲，不仅捐了50元给国民大会，而且发出一份“敬告花界同胞书”，全文如下：

　　“我们中国到了将亡未亡的时候了。现在所以未亡，全仗一点国民的志气。自外交失败的信息传来，首先由爱国的学生，发起惩警卖国奴，抵制日本货。没有几日，全国各界万众一心，下至小工车夫，亦不肯与日人工作。可见人心不死，正是我国一线生机。唯我青楼一无举动。我本我的良心，想出几条办法，劝告我全国花界同胞，各本良心尽我国民应尽之天职：一、请花界同胞哀恳各界，一致救护被捕爱国学生；二、请花界同胞，将波兰朝鲜亡国苦处，择要印在局票后面；三、请花界同胞劝人文明抵制，不可稍有暴烈行为；四、请花界同胞普劝我商家，国货万万不可涨价；五、请花界同胞量力捐助国民大会，及学生联合会经费。”

　　据美国学者贺萧的研究，“五四”时期的上海妓女，一共停业两次，5月4日之后，5月9日国耻日停业一天，然后在6月上旬，又跟上海市民一起三罢，直到6月中才结束。“林黛玉、笑意、鉴冰、花娟娟、洪第、金第等数十名妓，结合不忘国耻会，各于枇杷门下，高标‘五月九日停止格宴’等字样。”林黛玉（艺名）是上海名妓四大金刚之首，可见声势之大。据当时报纸记载，还有名妓着人开着汽车，在大马路和四马路一带兜风，车上插着白旗，上书：“警告同胞切勿暴动。”这种跟学生学来的动作，应该是真的。据记载，一直到“五四”以后，还有名妓坚持不接待日本客人。

　　虽然说由于清代特殊的官场嫖妓限制，清末不存在如明末那种名妓文化，基本少有琴棋书画俱佳者，如柳如是、李香君这样的人物，一些所谓的妓女作品，实际上多出自海上文人之手。因此，像上面那种告花界同胞书之类的东西，尽管是白话文，但口吻和境界，都政治，太男人了，活像是国民大会或者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在给妓女们派活儿，所以，很可能也是男人的手笔。同时，鉴于在晚清到民国的历次爱国运动以及政治事件中，强调卑贱者的参与热情，已经成了一种宣传策略，不仅妓女，乞丐和小偷也会被拿来做文章。不仅正面的运动如此，连洪宪帝制运动，不是也有花元春、小阿凤领头的妓女请愿团吗？当然，在护国讨袁中，人们则喜欢吹捧那个替蔡锷打掩护的小凤仙，从而实现两边微妙的平衡。所以，我们看到的“五四”运动的花界参与，尤其是那些热情洋溢的文字，多半有伪造的成分，属于运动宣传造势的一部分。但是，也不能否认，在运动中如火如荼的“三罢”中，妓女的确参与了，而且她们也有这个自觉。贺萧的研究告诉我们，据上海著名小报《晶报》报道，在1919年有名妓因为不读书，不熟悉“爱国”、“同胞”等新名词，竟至门庭冷落。近代上海的妓女，属于中国最为趋时的女人群，不仅时装的变化，首先在她们身上体现，最早坐四轮马车、坐汽车、照相、上报刊封面，也都是她们首开风气。因此，即便没有发自内心的爱国热情，当爱国成为趋势的内容的时候，她们也是不会落后的。

　　记得有句一度很时髦的话，“战争让女人走开”。但是，政治却不会让女人走开，也走不开。民国以后，由于官场禁嫖的禁令没有了，官场中人，应酬饮宴，都离不开妓女，而中国官场的政治交易，又必然在这种场合进行，因此，这个特殊的女性群体的身影，就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政治当中。像“五四”这样看起来很高洁的爱国运动，也没有人会因为她们的参与，感到有什么不妥，至少，她们的参与，起到了让运动持续发展的某种添加剂的作用，也让似乎很悲愤激昂的街头政治，平添了一点令人兴奋的桃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