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父亲便开始在附近的中学里做语文老师。他是一个痴迷于讲台的人，即便是无需加班的周末，饭后散步的时候，也常常东拐西拐就到了学校。哪怕只是看一眼校园里的花草，听一听那些住校孩子们的读书声，他这一天，才感到没有白过。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父亲只不过是一名民办教师，随时都会被学校辞退。因为他被那么多学生喜欢着，又被包括校长在内的老师们尊敬着，而且，他教的班成绩总是第一，所以，学校没有理由将他撵出校门。况且，能够听父亲激情飞扬地讲一节课，一直都是外校许多老师们的梦想呢。只有一次，一个家长想要请父亲给她的孩子做家教，被父亲婉言谢绝后心里不爽，便扔下一句话：“有什么好清高的，不就是个民办教师嘛，说不定啥时就失业了呢。”父亲听了没说什么，我却有些微微的难过，扭头去看时，发现父亲原来也是一脸的忧伤。

    我高中毕业的那一年，校长终于找父亲谈了话。父亲低头默默听校长断断续续地说完，停了许久，才说：“好的，我这就回去收拾东西。”父亲用了一天的时间，给他所教的每一个学生都认真地写了留言。每写一个，他的心便会痛一次。他曾那样热爱着这些孩子，他熟悉他们稚嫩的字体，熟悉他们的单纯和任性，熟悉他们甜美的笑容，可是如今，他再怎么不舍，也终于要走了。

    这之后，父亲开始在小城里做各种工作。他跟母亲卖过糕点和咸菜，也自己开过三轮车给人运货；在无事可做的时候，甚至跟在一群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后面扛大包。有一次我去找他，看见他正红着脸跟一个老板模样的人推让着什么。走近了才知道，原来那个老板认出父亲是自己的老师，执意要多付给他一倍的工钱。或许这个学生是为了感激当年的一份师恩，但他却不知道，自己的好意是多么深地伤害了父亲的自尊。一个当年被所有学生爱戴着的老师，如今却要为了生活给自己的学生打工。回去的路上，我像小时候那样，坐在后车座上，脸紧贴着父亲的后背，双手环着他的腰。父亲开始在阳光下大声唱歌给我听。很欢快的一首曲子，但我却知道，父亲哭了。因为，他的泪水，已将我的手臂打湿。

    在我读大学的四年里，父亲很少提及“老师”这两个字。我和母亲也是小心翼翼地不去碰触他内心的伤疤。我们以为他在琐碎无边的日子里，会将那些尴尬的往事慢慢地淡忘。可是，他还是那样倔强地在附近学校下课铃声响起的时候，突然放下手中的活，怔怔地走到书房里去，看那一摞摞的教案和课本；他还是那样固执地不去走经过学校大门的柏油路，而改走远离校门的崎岖小道。甚至每天吃过晚饭，他不是去开电视看《新闻联播》，而是踱到书桌前静坐上片刻。

    这样的习惯，在我大学毕业后终于开始改变。那时我在小城的高中当语文老师，他像一个盼着糖吃的孩子，每天都渴盼我有改不完的试卷带回家来。这样他就可以带上老花镜，在灯下细细帮我批阅。

    起初我并没有理解他的这分迫切，反而因此觉得麻烦，不愿将厚厚的试卷塞到书包里去。他知道了竟是隔三差五地跑到学校里来找我，看我埋头批改作业，便微笑着坐在旁边，一本本地帮我翻开放在一旁。偶尔我请教他一个词的用法，他立刻一脸的欢喜。

    我以为这是因为父亲老了，所以才越来越像孩子一样的天真和单纯。直到有一天，我请父亲听我的课，中间让他给学生们讲一些感悟，他竟又回复到当初的神采飞扬。

    我坐在讲台下，看着身边学生纯真的神情，忽然又想起了那些我曾经无限崇拜着父亲的往昔。原来，老的不是父亲，而是时光。它走得如此之快，以至跟在它身后的我们，再也想不起像父亲一样被中途撵下车去的一代。

    冬日一个阳光温暖的周末，我闲着无事，又帮父亲数头上的白发。数着数着，我突然说：“爸爸，为什么你的白发总也数不清呢？”爸爸便笑，说：“傻丫头，那是因为爸爸老了啊。”

    第一次，我站在父亲的身后，背着他哭了许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