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放是水生的儿子，水生是我儿时的玩伴。

　　水生比我大五岁，我们是邻居。小时候经常一起去放牛，去偷别人菜园里的黄瓜，当然我们也打过架，但一直都是好朋友。水生18岁那年出门远行，去广东打工，那时候我开始在镇里念初中。待到我在县城念高中时，水生回来了，还带了个媳妇，准备结婚。我请假回家，看嫂子去。从城里回来的水生西装革履，头发硬邦邦的，很精神。嫂子也很漂亮，头发染了几缕黄色，笑起来露出两个酒窝，但神色尴尬——她的肚子微微隆起，显然怀孕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期，农村人大多去过城市，对未婚先孕见怪不怪。很多人说起此事，都露出一口白牙。

　　水生结婚不到半年，就有了儿子，取名小放。小放未满周岁，水生夫妇便再次去城里打工，小放由奶奶照管。此去经年，中途小放的妈妈偶尔回过家，水生却没回来过。一直到小放八岁，水生夫妇才一起回乡一次。那时候，我从大学辍学，浪迹于各大城市，时不时回家帮忙种地。我每次回家，都给小放带一些玩具或零食。小放的奶奶种了几亩地，没多大精力照看他。幸好小放是个可爱的孩子，听话，懂事，不需要大人花精力照看，经常见他一个人在打谷场上玩纸飞机，偶尔还扯着我跟他一起放风筝。

　　我头几年回家，小放都会在我这里打听他爸爸的下落。他问：“叔叔，你见过我爸没？”我说：“见过。”“那你晓不晓得我爸什么时候回家呢？”小放眨巴着眼睛，很认真的样子。我说：“你爸赚够了钱就回家，你爸说要给你盖新房子呢，两层楼的。”“我不要房子，我要爸爸。”小放脱口而出。小放每次都问这些问题，我也都如此回答着。后来小放就不问了，对我的回答表示怀疑，进而渐渐疏远了我。

　　小放7岁时，村里的小卖部装了一部电话，我牵着小放的手，一起去小卖部。那时水生也用起了手机，我拨通水生的电话，跟他寒暄了几句，便将话筒交给小放。我让小放喊“爸爸”，可他一句话还未说出来，眼泪便“哗哗”流下来了。哭，连声音都没有。我一阵心疼。接过电话，我狠狠地骂了水生一顿，我说你再不回来，你以后就莫见我。

　　半年后，小放8岁生日时，水生夫妇回家。村里没有通汽车，水生回家得先坐火车回省城，再坐汽车回县城，然后坐汽车回镇上，最后沿着铁路走十几里山路回村庄。那时正好我也在家，我带着小放去铁路边迎接水生。从早上一直等到中午，小放不停地问：“我爸到底回不回来？”虽然小放在电话中不愿意喊水生一声“爸爸”，但他还是很关心他父亲。一直到中午，远远地看着水生夫妇从大山深处沿着铁路走来。我说：“小放，那就是你爸妈。”

　　小放变得有些激动，他狠狠地抓着我的手，看着他父母越来越近，小放的眼泪像山脚下的泉眼，堵都堵不住。一个孩子，如此压抑地哭泣，让我内心一阵酸楚。

　　水生夫妇走得近了，小放却慢慢躲向我身后，我的笔无法描述出他当时的心情。水生夫妇走到面前，放下行李箱，张开双臂，喊小放的名字。小放却扯着我的衣服将脸紧紧盖着，我不明所以。我将衣服扯开，让小放看着他的父母。小放突然哭出声来，投进他母亲的怀抱。

　　水生夫妇此次回家呆了两个月，将老房子扒了，盖起了两间两层的小楼。那是村子里的第一栋楼房。房子盖完后，在家里过了一个团圆年，他们便又去了城里。他们说得为小放存些学费，让小放将来念大学。我也无话可说。他们走的时候，小放还在梦中。天亮了，小放醒来不见父母，便大吵大闹，扯着他奶奶一起来到我家。我不知道如何劝慰小放，便骗他说：“你爸妈去城里，过几天就回来。”

　　过了几天，小放没见父母回来，知道我再次骗了他，便再次疏远我，不理我，一连好几天没看见他的人影。他平常上学，周末也未见他，我问小放的奶奶，她叹着气说：“小放去铁路上等他爸妈回来呢。”那时我也准备再次进军城市。在去城里的那天，刚好是周末，原本想跟小放告别，却没找着他，我想他大概在铁路边上吧。待我走到铁路，小放果然在。他坐在铁路边上，双手撑着下巴，一动不动地望着远方。

　　我跟小放说：“我也要去城里。”他眼神中有一丝失望。我说：“我去城里碰到你爸爸，叫他早些回来。”小放没搭理我，可能对我的话表示怀疑，但他的脸色舒缓了许多。

　　我在城市呆了大半年，然后听说小放死在铁路上了。据说是小放沿着铁路去城里寻找父亲，在一条隧道里，不幸被火车撞死了。我没有回家，我无法面对小放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