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台阶上张望那条小街的时候，我大约两岁多。

　　我记事，因为记事早的一个标记是斯大林的死。有一天，父亲把一个黑色镜框挂在墙上，奶奶抱着我走近看，说：“斯大林死了。”镜框中是一个陌生的老头儿，突出的特点是胡子都集中在上唇。在奶奶的涿州口音中，“斯”读三声。我心想，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好说，这个“大林”当然是死的呀？我不断重复奶奶的话，把“斯”读成三声，觉得有趣，觉得别人竟然都没有发现这一点可真是奇怪。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是1953年，那年我两岁。

　　终于有一天，奶奶领我走下台阶，走向小街的东端。我一直猜想那儿就是地的尽头，世界将在那儿陷落、消失——因为太阳从那儿爬上来的时候，它的背后好像什么也没有。谁料，那儿更像是一个喧闹的世界的开端。那儿交叉着另一条小街，那条街上有酒馆，有杂货铺，有油坊、粮店和小吃摊；因为有小吃摊，那儿成为我多年来最向往的去处。那儿还有从城外走来的骆驼队。“什么呀，奶奶？”“啊，骆驼。”“干吗呢，它们？”“驮煤。”“驮到哪儿去呀？”“驮进城里。”驼铃一路“丁零当啷、丁零当啷”地响，骆驼的大脚趟起尘土，昂首挺胸，目空一切，七八头骆驼不紧不慢招摇过市，行人和车马都给它们让路。我望着骆驼来的方向问：“那儿是哪儿？”奶奶说：“再往北就出城啦。”“出城了是哪儿呀？”“是城外。”“城外什么样儿？”“行了，别问啦！”我很想去看看城外，可奶奶领我朝另一个方向走。我说：“不，我想去城外看看。”我不走了，蹲在地上不起来。奶奶拉起我往前走，我就哭。“带你去个更好玩的地方不好吗？”奶奶说，那儿有好些小朋友……”我不听，一路哭。

　　越走越有些荒疏了，房屋凌乱，住户也渐渐稀少。沿一道灰色的砖墙走了好一会儿，进了一个大门。啊，大门里豁然开朗，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大片大片寂静的树林，碎石小路蜿蜒其间。满地的败叶在风中滚动，踩上去“吱吱”地响。麻雀和灰喜鹊在林中草地上蹦蹦跳跳，坦然觅食。我止住哭声。我平生第一次看见了教堂，细密如烟的树枝后面，夕阳正染红了它的尖顶。

　　我跟着奶奶进了一座拱门，穿过长廊，走进一间宽大的房子。那儿有很多孩子，他们坐在高大的桌子后面，只能露出头。他们在唱歌。一个穿长袍的大胡子老头弹风琴，琴声飘荡，满屋子里的阳光好像也随之飞扬起来。奶奶拉着我退出去，退到门口。唱歌的孩子里面有我的堂兄，他看见了我们但不走过来，只是努力地唱歌。那样的琴声和歌声我从未听过，宁静又欢欣，一排排古旧的桌椅、暗沉的墙壁、高高的屋顶也似都活泼起来，与窗外的晴空和树林连成一气。那一刻的感受我终生难忘，仿佛有一股温柔又强劲的风吹透了我的身体，一下子钻进我的心中。后来奶奶常对别人说：“琴声一响，这孩子就傻了似的不哭也不闹了。”我多么羡慕我的堂兄，羡慕所有那些孩子，羡慕那一刻的光线与声音，有形与无形。我呆呆地站着，徒然地睁大眼睛，其实不能听也不能看了，有个东西第一次被惊动了——那也许就是灵魂吧。后来的事都记不大清了，好像那个大胡子的老头儿走过来摸了摸我的头，然后光线就暗下去，屋子里的孩子都没有了，再后来我和奶奶又走在那片树林里，还有我的堂兄。堂兄把一个纸袋撕开，掏出一个彩蛋和几颗糖果，说是幼儿园给的圣诞礼物。

　　这时候，晚祷的钟声敲响了—唔，就是这声音，就是它！这就是我曾听到过的那种缥缥缈缈响在天空里的声音啊！

　　“它在哪儿呀，奶奶？”

　　“什么，你说什么？”

　　“这声音啊，奶奶，这声音我听见过。”

　　“钟声吗？啊，就在那钟楼的尖顶下面。”

　　这时我才知道，我一来到世上就听到的那种声音就是这教堂的钟声，就是从那尖顶下发出的。暮色浓重了，钟楼的尖顶上已经没有了阳光。风过树林，带走了麻雀和灰喜鹊的欢叫。钟声沉稳、悠扬、飘飘荡荡，连接起晚霞与初月，扩展到天的深处或地的尽头……

　　不知奶奶那天为什么要带我到那儿去，以及后来为什么再也没去过。

　　不知何时，天空中的钟声已经停止，并且在这块土地上长久地消逝了。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教堂和幼儿园在我们去过之后不久便被拆除了。我想，奶奶当年带我到那儿去，想必是想在那幼儿园也给我报个名，但未如愿。

　　再次听见那样的钟声是在四十年以后了。那年，我和妻子坐了八九个小时的飞机，到了地球的另一面，到了一座美丽的城市，一走进那座城市我就听见了钟声。在清洁的空气里，在透亮清澈的阳光中和涌动的海浪上面，在安静的小街，在那座城市的所有地方，随时都能听见钟声在自由地飘荡。我和妻子在那钟声中慢慢地走，认真地听，我好像一下子回到了童年，整个世界都好像回到了童年。对于故乡，我忽然有了新的理解：人的故乡，并不止于一块特定的土地，而是一种辽阔无比的心情，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这心情一经唤起，就是你已经回到了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