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秋，山西省 协会和省文联分家，省文联搬出了南华门东四条， 协会的办公条件得以改善。创刊于一年前的《黄河》，也要结束打游击的状况，准备往东三楼一间大屋子里搬。“文革”前，这里原本是单位的大会议室，有时还被当做舞厅，胡正先生等老同志曾在这里招待过省里的领导。《山西文学》的前身《汾水》复刊后，美术编辑赵国荃先生用作了自己的工作室，而通过偏门出去的卫生间则被编务何家骅先生作了洗照片的暗室。待我们购置了一些书桌之类办公用品要往里搬的时候，当然先要清理扫除一下。

　　印象最深的，是通往卫生间那个偏门的角落里，摆有一张硕大的办公桌。何家骅先生介绍说，那是赵国荃先生用来作画的，而“文革”前，它的主人是大 赵树理。这张桌子当时被搬到了什么地方？自己没有关心，也没有打听。

　　许多年后，赵树理先生的儿媳、赵二湖的夫人阿兰跑来已迁入新址的黄河编辑部，隔着玻璃往屋里瞅。我问她找什么，她说找老公公生前用过的一张桌子。其时，机关胡同口的赵树理纪念馆正在紧锣密鼓地布展，想她一定是受人之托为此而来。我脑子里立刻闪现出了见过的那张大桌子。但是，唯一了解当时情况的何先生已经作古，上哪儿去找呢？它要是还在，机关院里东楼西楼南小楼，总共二三十间房子，这么多年了，那么大个物件，怎不见现身呢？

　　设在赵树理旧居的赵树理纪念馆布展完成后，馆长王作忠曾邀请我去参观，在那里，我见到了赵二湖夫妇捐赠的另一张办公桌，或曰写字台，是解放初期赵树理先生从英国大使馆购得的，属于他们自家的私产。那张桌子，做工考究，一侧落有沉斗，保存也较好。王馆长为此很得意。想也是的，赵树理本是 ，在他的纪念馆里见不到一张桌子，那才叫尴尬呢！

　　2005年10月将尽的某天，其时，天已渐凉，机关的锅炉工开始准备冬日的供暖，锅炉房的大门敞开着。应该是三缺一等人吧，我毫无目的随便走了进去。穿过空旷的大厅，来到外面的一方天井中，地上堆满了废弃轮胎、破旧的桌椅板凳之类。而紧邻后门口的一侧，却横卧着我曾见过的，阿兰苦苦寻找的，一代大师赵树理先生用过的办公桌！我的心跳骤然加快，仔细察看，风吹雨淋日晒，这件宝贵的文物已经变形！桌面上裂了一条筷头粗细的缝不说，一只角还被钝器敲掉了一块，左右两侧的六只抽斗也不知分身到了何处。跑出来找到锅炉工小张询问，这张桌子放这里怎么回事？小张说，破桌子了，没人要，人们装修家踩着结实，登高用。再过几天，锅炉点火正要劈了当柴用！好险哪，我吓得直吐舌头。后来，桌子很快被抬回了我们黄河编辑部。因为它大，拐楼梯困难，就用绳子从上面吊着，下面几个人托举着，将它请上了二楼。由于装修家被广泛地派了用场，桌面上积着一层厚厚的涂料。我当即和几个年轻人洗呀，忙活了大半天，他们见我如此的呵护抬爱，知道其中有些来历，有些奥妙。

　　桌子清洗干净，恢复了它本来的面貌。我自作主张，将它暂时安置在了副主编谢泳和刘淳的办公室里。因为空间有限，他俩原先的办公桌只好让位。我说，桌子虽然破旧，却是大师用过的，你俩都著书立说，沾沾仙气灵气。这俩人一个是研究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的学者，后来调去厦门大学任了教授；一个是美术史研究的专家，曾有大部头的《中国油画史》问世，著述均颇丰。谢泳调往厦大时，刘淳在博客上写了《向厦门大学致敬》，文中提到了他俩共同用过的这张桌子，首次向外界披露了此事。这俩兄弟，本来就非常了得，后来沾了赵树理的文气，变得更加了得，在国家级报刊上时有新作发表。

　　晋城市的赵树理文学馆落成后，我先后多次对原负责人闫安辉先生讲过，愿把桌子捐赠过去。闫先生当然高兴，随即问我，有什么条件？该怎样答谢？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反正你们征集别的文物也花过大价钱，真要过意不去有所表示，就回赠我们编辑部两台电脑得了。不知闫先生把我的话当了真，舍不得两台电脑呢，还是因为他们的第一次布展刚刚完成，不想再做格局上的调整，反正此事在他手上被搁置下来，没有了下文。

　　去年秋天，晋城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冯裕民先生到文联兼职管事，我打电话向他表示祝贺，同时旧事重提，向他提出捐赠事宜。冯先生办事干脆利落，道过我谢没几天，即派专车拉走了这件宝贝。在他们来之前，我向 协会党组书记翁小绵作了汇报，征得了他的同意。因为桌子是当年机关配给赵树理的，只有 协会对它的归属去向有最终发言权。现在，这张劳苦功高，陪伴了一代大师多年的桌子去了它应该去的地方，也了却了我的一桩心事，岂不快哉！

　　写这篇小文的时候，为慎重起见，我特意拜访了老 胡正先生，胡老师曾任文联秘书长，和赵树理共同生活工作多年，在这件事上最有发言权。我把以上情况复述一遍，胡老师的答复是肯定的。老人家向我介绍说，赵树理当年的办公桌就在现在《山西文学》编辑部那间带露台的办公室里。“文革”期间，赵树理被迫害致死，这张桌子被搬到了三楼会议室，赵国荃用来作了画桌。情况跟我了解的一模一样。

　　需要弄清楚的是：山西省 协会，是一个文化单位，是一个名人扎堆的地方，是赵树理先生许多战友、同事、弟子、亲属，工作或生活的地方，没有人会不知道赵公用过的办公桌之价值。那么为什么偏偏会发生这样的事？我的猜测是：桌子从三楼会议室搬下来之后，有人擅自做主，将它放在了一个不该放的地方，时过境迁，人事更迭，渐渐被人遗忘了。后来踩着它装修家的人并不晓得它的来历，而知道它来历的人又没有机会见到。非战友“不敬”，弟子“不肖”，亲属“昏庸”！